第三章
文祥
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爾佳氏，滿族正紅旗人，世居盛京。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郎中。文宗鹹豐六年（1856）京察一等，記名道府，因親老乞求留京。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內閣學士、署刑部傳郎。鹹豐八年（1858）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授禮部侍郎，後又任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左翼總兵。
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請文宗幸熱河。文祥以動搖人心，影響大局，且塞外無險可守，堅決主張不可移動。他和延臣一起進說，並獨請召對。退後和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請罷所調車馬，要求明詔宣示朝野。八月，英法聯軍氣焰更加囂張，文宗車駕急忙出行，命文祥署步軍統領，負責留守京師。文祥隨從恭親王奕議和。這個期間他出入敵營，對敵人非分的要求，侃侃直言，以理服人。不久以步軍統領難於兼顧，上疏請辭，改署正藍旗護軍統領。十月和議成，上疏請文宗回京，以安定人心。和恭親王等通籌洋務全局，疏奏善後事宜，於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恭親王領銜，滿漢大臣數人，文祥專職主持其事。
和局剛定，太平軍、撚軍起義又風起雲湧，而國家軍疲餉竭，京師近郊防務空虛。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添置槍炮，於是創立神機營。不久命文祥管理營務。又上疏說僧格林沁兵力單薄，勝保所部新募兵勇沒有經過戰陣，既要依靠僧格林沁衛戍京師，必須有良將勁卒輔助，薦副都統富明阿、總兵成明隸屬僧格林沁軍，又推薦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北候補知縣劉蓉才能卓越，堪負重任。疏上，文宗均予以采納。
鹹豐十一年（1861），文宗在熱河行宮駕崩，穆宗載淳即位，肅順等專政，文祥請解樞務，不許。十月，穆宗回京，和王公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穆宗同治元年（1862），連擢左都禦史、工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為內務府大臣，兼部統。同治二年（1863）管理藩院事務。東南軍事逐漸平定，江蘇、浙江省城克複，討論封賞樞臣，堅決推辭。同治三年（1864）江寧克複，首逆就殲，捷報到京，加太子太保，子劇肇員外郎官。同治四年（1865）署戶部尚書，辭內務府大臣，被準許。
同治五年（1866）春，調吏部尚書。同治十年（1871）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同治十一年（1872）拜體仁閣大學士。文祥自從同治初年和恭親王一起輔政，總理各國事務，以一身主持全局。洋人態度往欺詐變化無常，朝議紛紜，文祥總以忠信相持，從不倭卸責任。自從穆宗親政，—一陳奏曆年洋務情況，應付機宜，非常詳備，希望有所啟悟。不久恭親王因為諫阻圓明園工程忤旨，被罷斥，文祥涕泣，和同列極力諫說，幾乎同被謫降。恭親王不久複職，而自從屢遭挫折以後，任事不能像當初那樣果毅敢於負責。文祥為官剛正，為朝野所忌憚，朝政賴以維持，不致發生突然變化。同治十三年（1874）病久不愈，在病假期間，恰逢日本窺伺台灣，他勉強出來籌劃戰守。上疏請求穆宗“下敕戶部、內務府，軍需要寬裕籌劃，裁減不必要的開支，停辦不急的工程，迅速思謀沿海防務，以便部臣、疆臣部專一維持。皇上憂勤惕厲，使內外臣工不敢妄蹈玩忽職守之習。否則安於現狀，不思變革進取，恐朝野解體，人心動搖，禍患不可勝言。”說得十分懇切。
這年冬，穆宗去世，德宗繼位，晉封文祥為武英殿大學士。文祥以久病請辭，溫旨慰留，解除各種兼職，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當時國家事故越來越多，文祥很擔憂，上疏密陳大計說：“洋人為患中國，時間越久，為害就越深，而他們窺伺中國的空隙，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更加熟悉。從前屢戰屢和，從無定局。這是由於經辦的大臣措置不當。待到中英、中法庚申定約，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其事，以至於今，未見決裂。就事論呈，固然應當相機盡心辦理，而揣摩洋人的用心，謀求對付洋人的根本，就並非在辦理洋務，而在於人心。追溯嘉慶年間，洋人逐漸顯露強悍，剛開始在海島，繼而口岸，再及內地，蓄積力量，得寸進尺，他們又熟習機器，等待中國的可乘之機，以滿足他們的欲望。道光年間，大肆掠取江浙，自從江寧換約以後，覬覦觀望，直到太平軍滋生事端，認為中國有這樣犯上作亂的事，人心不一，這又有可乘之機。因而他們的圖謀更加昭然若揭，闖入津門，雖然經受小小挫折，而侵略意圖更加堅定，以致發生庚申之警。但是當時局勢雖危險，民心還沒有動搖；勤王的軍隊雖然不是勁旅，而國家有難就一起前來相助；雖奸細之徒被誘脅，而百姓自有公憤，所以洋人受到製肘，成此和局。
十多年來，仰賴皇太後、皇上勵精圖治，日夜勤勞，沒有間隙可尋，在職諸臣才能遇事維持，沒有發生爭端，洋人偶有所求，還能往返爭論相持，不至讓他們欺人太甚。這不是洋務辦得順手，或在職諸臣有折衝退敵的能力，都是皇太後、皇上日夜警惕，事事希望符合民心民意，人心團結，有以折服洋人之心，才能做到防微杜漸。但是各國火器技藝日益精進，彼此勾結的形勢更加明顯。各國使臣久駐京師聽到我們政治上有一件事辦得正確，就表示憂慮一有不當，他們就喜形於色，他們刺探情報愈來精確。俄人逼於新疆；法人用計占領越南，緊接雲南、廣東；英人打算從印度進入西藏和四川，蠢蠢欲動之勢，更加不可遏製。他們所等待的是中國有隙可乘，所忌恨的是中國的根本沒有動搖而人心不能違抗。有人說各國洋人性如犬羊不知政治。然而他們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君主交上議院討論，即所謂謀及卿士；交下議院討論，即所謂謀及庶人。討論結果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每事都必合乎民情，然後堅決實行。他們自己如此治國，觀察其他國的興廢成敗也以此為標準。倘若國家一切政治都與民情背道而行，各國洋人就要逞其貪欲之心，取我土地財產唯恐落後。如土耳其、希臘等國，國勢弱小，而能久存各大國之間，是因為人民一致。強大如法國，而德國能戰勝它，因為法王奢侈成性，國家負債之多數不勝數，雖然增加兵額軍餉以穩定軍心，而民心已去，德國才能乘機取勝。凡人必自侮而後人才能悔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之。理之所在，勢所必至。中國之有外國欺淩，猶如人身有疾病，病人必須對症用藥，而培育元氣是最為要緊的。外國人沒有一日不在窺探中國民心之向背，中國一定要做到沒有一件事不以民心的是非為是非。中國天子恩澤，賞罰嚴明，外國有上議院、下議院的設立，在中國勢有難行，但他們的做法可以采取。凡是我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考慮度是否合理，考察民情，如非人心所願，則立即停止不辦；人心所向的事，就一定要保證成功。崇尚節儉，增加國庫儲備，遇事才能有所準備；納諫諍以開言路，下情才能上達。希望人心永遠團結，根本永遠牢固，當列強環伺之時而使他們無一隙可乘，他們的計劃才不能立即各逞，而我們則足以自立。這個計劃目前尚可辦到，也是現時不能再拖下去的謀略。如果等到間隙再開，而要斡旋彌補，則或和或戰都由不得我們了。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設想，因此不如預防間隙的發生為上計。鹹豐六年（1856）王茂蔭奏陳洋務，說：‘海外諸國紛紛起來爭雄，從小看來雖有中外之分，從大看來沒有彼此之意。’引《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以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最終以君心為證。他說得何等危亡而切實！想抑製洋人的貪心，莫過於順中國民心；能順中國民心，才足夠順天命。這是不用等占卜就非常明白的。臣下受恩最深重，辦理洋務最久，實在有見於洋人的處心積慮，而現在尤其是迫切緊要的關頭。洋人求間隙於中國民心之向背，中國彌補間隙也在於順應中國的民心。在職諸臣隻計謀其末，我皇上實操其本。因而敢於直陳，伏乞俯鑒草野的言論，將此奏摺常置左右，力求端正根本的治理，以避免隱患的萌芽。那麼天下幸甚！”
在此之前，當台灣事平，文祥便和恭親王商議興辦海防，他上疏條陳六事：一、練兵，二、習器，三、造船，四、籌餉，五、用人，六、持之以恒。各具條目，敕下內外大臣會議。到光緒二年（1876），封疆大臣複奏，將再下廷議。文祥已自知病將不起，乃密奏說：“對付外國是國家第一要務。現在籌劃自強的計策，為全局安危一大關鍵。臣下衰病很久，雖有此心而精力已經枯竭，知不能永效犬馬之勞以報皇上知遇之思。恐一旦身死棄於郊野，那麼平生心裏想說而沒有說的話，無法上奏聖上，下供會議討論，怎麼對得起陛下？此心耿耿，有不是總理衙門原來所奏能盡的，敢於竭誠吐露赤心，為我皇上敬陳。敵國外患，”沒有哪一代不是如此，然而沒有像今日局勢之奇，為患之深，為敵者之多且狡猾。如果因為有這樣的患難而常懷化困之心，便能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振作我精神，覺醒我思想，激勵我誌氣，所謂生於憂患正是在於此時。如果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還仍舊因循苟安，聽天由命，而不著力籌辦，即偶然想到而過時即忘，或有名無實，敷衍了事，那麼大局將不堪設想，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沒有挽救之策了。從前外患所以嚴重，是由於朝野之情相隔，和戰之見不定，疆吏遇事粉飾太平，真情不能上達於朝廷。有此三失，這種禍患才日久日深，沒有止境。西方各國官商是一回事，政教並塞，情緒受壓抑而不能不發，這是必然之勢。但是後來見到中國當局所阻止的竟能夠通行，所抑製的可以伸張，本不可破的規製，有時竟取勝於兵力相迎而終無不破，這是中國所以被輕視而各國逐漸敢於肆無忌憚的關鍵所在。等到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在內沒有深知洋務的大臣，在外沒有專心考究洋務的疆吏。一切奏章陳述，大多敷衍掩飾。洋人強橫而稱恭順，洋情怨恨而號為歡欣，以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戰，舉棋不定，甚至彼省的和局剛成，此省的戰事又起，早上給予賠款，傍晚傳來捷報。洋船遇風傾，以為打了勝仗；截獲送信之人，以為擒住首領，果真兩軍交戰，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於是洋人愈來愈驕橫，條約索款愈來愈放肆，內外大臣都把辦理洋務視為畏途，而慶申尋釁幾乎手足無措。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應該讓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今天的敵人，非學到他的長處，絕對難以與之對抗，稍識時務的人，難道不明白？但到了緊要關頭，意見頓時相背，往往唱高調，鄙視洋務，或以苟安為得計，覺得可以倚恃和局。所以曆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等事，每有建議而阻撓的人很多，即便隻有一件事，也沒有人實際去做。至於一件事情沒有辦成，不去追究受阻的原因，卻去責備是誰倡議的，甚至局外人並不了解情況，也都議論紛紛，將國家謀經營自立之計，指責為敷衍洋人。見識謬誤，達到如此地步！總理衙門承辦的事，能否維持，全看實力能否深有倚仗。必確有可戰可守的戰鬥實力，才可穩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勝算。隻有我皇上念茲在茲，則在職諸臣的苦心。自能得到皇上的聖鑒。幾百臣工也人人都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他們的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的。否則支持既難，變化也在所難免，變而又合，痛心之端，必百，倍於今日。不是臣所忍心講的了。”上疏沒有多久，文祥就因病去世。溫詔賜恤，稱讚文祥“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贈太傅，給予騎都尉世職，入祀賢良祠，賜銀三千兩治喪，遣貝勒祭奠，諡文忠，歸葬盛京。命將軍崇實前往賜祭。
文祥忠心而勤懇，為中興樞臣之首。操行高潔，生活儉約。謀國深遠，當新疆軍事漸定，與俄國議交丕伊犁，大學士左宗棠毛遂自薦，文祥極力支持，奏請左宗棠專任。文樣既卒，後由傳郎崇厚赴俄國，為我所脅迫，擅自允許條款；朝論嘩然，加罪崇厚。改以曾紀澤前往交涉，很長時間才定議，幸而沒有發生大患。法越戰事起，忽和忽戰，沒有一定方針，以每防疏略，不能擊敗敵人告終。待到興辦海軍，又不能竭全力以成其事，終於為日本人所戰敗。所有這些，都在文祥憂慮意料之中，而朝政數變，慈禧從此多事了。
慈禧
政變奪權
慈禧姓葉赫那拉，小名藍兒，屬滿洲鑲藍旗人，1835年出生，是安徽寧池太道道台惠征的大女兒，她能詩會畫，通經史。她生得俊俏伶俐，又富有心計，希望能憑借自己的美貌，出人頭地，享受榮華富貴。終於機會來了，1852年鹹豐帝選秀女，17歲的她被選中，封為蘭貴人，住進了紫禁城的儲秀宮裏。
慈禧是一個有野心的女人，她不甘心在宮裏當一輩子貴人。她總在想：我為什麼不能成為皇後，成為國母呢？慈禧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她尋找一切機會接近鹹豐。有一次，鹹豐帝路過花園的水池邊，慈禧正在那裏給金魚喂食。鹹豐帝並沒有注意慈禧，匆匆地就要離開。情急之下，慈禧縱身跳入了池中。隻聽“撲通”的一聲，水花四濺。鹹豐帝急忙過來救起慈禧，鹹豐帝見慈禧長得眉清目秀，嬌小可愛，一下子就喜歡上慈禧。慈禧得到了鹹豐的寵愛，完成了她控製中國政權的第一步。
鹹豐帝五年（1855年）端陽節剛過，正在垂釣的慈禧忽然心裏一熱，胃就翻騰起來了，頓時嘔吐不止。守在一旁的宮女趕忙遞上香茶和絲帕。正往湖中撒魚食的總管太監安德海也趕忙跑了過來，笑嘻嘻地問道：“貴人這些日子怎麼了，懶洋洋的，吃什麼吐什麼，而且時常的口吐蘭氣，怕是遇喜了吧。奴才應早早啟奏萬歲，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
“好，你這就去告訴皇上，就說我遇喜已經兩個月了。”“喳！”安德海和宮女們扶著慈禧上了軟轎，緩緩地去了。
這一著還真靈，第二天鹹豐帝就傳旨：“升蘭貴人為懿（ｙì）嬪。”轉眼到了臘月，慈禧已懷孕6個，行動不便，飲食起居均需分外照應。鹹豐帝已傳旨由內務府照應。正月二十八日，內務府送了很多仆人來。後來又請來了太醫日夜守候。
經過一番折騰，慈禧開始坐臥不安，生了個龍子，鹹豐帝大喜，立即傳旨，照舊例賞賜白金300兩，綢緞70匹，並把慈禧升為貴妃。
此後，慈禧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皇後。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鹹豐匆忙逃跑，慈禧也隨鹹豐帝一同逃往熱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次年8月鹹豐病死，6歲的載淳繼位就是後來的同治皇帝，她和皇後被尊為皇太後，號慈禧、慈安，分別稱為西太後、東太後。
鹹豐帝死後，肅順、端華等八位大臣為顧命大臣輔佐朝政，兩宮皇太後受到了他們的壓製，於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權力之爭。
慈禧勾結恭親王，準備向八大臣奪權。
慈禧和恭親王等貴族官僚在北京發動辛酉（ｙǒｕ）政變，將肅順、端華、載垣（ｙｕáｎ）處死，其他五人革職或發放到邊疆去充軍，改年號為同治，意為“共同治理”的意思。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慈禧掌握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