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者也會出於基礎理論的差異而對本書提出不同的看法。費舍爾在寫作本書的時候，考慮了與流行的新社會史拉開距離。他強調，文化解釋要把物質因素放在恰當的位置上，而不是像新社會史那樣以唯物主義為主導。恰恰是這一點引來了尖銳的批評。有人認為，當代的文化史所質疑的正是費舍爾這種自上而下談論曆史的角度，對文化的理解必須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成熟結合起來。比如，在費舍爾的論述中，弗吉尼亞的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上層精英手中，文化上的解釋是弗吉尼亞的保王黨人從英格蘭南部鄉村傳承了相應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傳統。有學者指出，應該結合經濟角度提供解釋，要考慮弗吉尼亞當地的生產方式和商品化程度等因素的影響。
這本書也因為其過於“野心勃勃”而受到質疑。摩根指出，費舍爾試圖用英國文化的“種子”來解釋如此紛繁複雜、層次豐富的民俗，有“解釋太多東西”的危險。費舍爾對這種批評沒有直接回應。
四
《阿爾比恩的種子》給美國史學界帶來了真正的刺激和挑戰，同時也給相關領域的研究打開了大門。摩根曾饒有意味地評價說，這本書是有種子意義的（seminal）。
所謂“種子”意義最直接表現在，費舍爾在與學界同人論戰的過程中，提出了很多早期美國史的新題目。比如，他認為，美國文化地域的方言與英格蘭的移民來源地有承繼關係。在這種觀點受到批評後，他提出，需要進一步研究這些地域方言從最初來到北美以至演變到今天的過程，以說明這種承繼關係。關於方言的討論對於本書的立論至關重要。費舍爾對這四個文化地域的最初靈感實際是來自北美的四個方言地域（密西根大學教授漢斯·庫拉斯［Hans Kurath］的研究）。
再如，美國邊區財富分配存在普遍的不平等。雖然這種狀況可以從稅單等原始資料得到佐證，但他認為應該進一步研究習慣保有財產（Customary Tenure），獲得更多的證據，以更好地了解這一地域的經濟不平等狀況。或許可以說，正因費舍爾以新的闡釋框架包羅如此眾多的民俗因素，其潛在的研究領域自然非常寬泛。
這本書沒有重點論述的問題也成了學術生長的“種子”。例如，費舍爾主張四個文化地域有各自不同的自由觀念，共同形成了今天的美國自由主義，造就了如今的自願社會。但有學者指出，他在本書中沒有論述，這四種不同的自由觀念是如何鬥爭融合，並形成當今美國自由主義的複雜格局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題目。15年後，費舍爾本人在這個題目上完成了一本專著。但對於這個題目來說，這隻是一個初步的努力，也不單單是民俗文化史所能完成的任務。
《阿爾比恩的種子》固然是一部文化史，但它給相關學科也打開了視野。在本書第五部分的綜論中，費舍爾實際已經超出了文化史的範疇，用文化地域的框架來解讀美國現代政治，包括總統人選的政黨策略、總統票選的地域差別，以及地域文化對國家決策的影響，等等。這種分析對美國政治學的啟發遠不止於此。例如，在美國政治學裏，國會研究也可以借鑒他的分析框架，把四個文化地域作為新的變量加入議員投票行為的分析中，這有可能開拓出嶄新的研究領域。但至今這類研究尚付闕如。
五
《阿爾比恩的種子》在學界引起的反響是費舍爾的曆史學之路的某種必然。費舍爾的人生看起來很平順，1962年他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到曆史學博士學位後，就一直在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教書。但他在學術上頗有個性。他的成名作是1970年出版的《曆史學家的謬誤：重塑曆史思考的邏輯》。這本書向當時盛行的新社會史發起了衝擊，專挑知名學者展開批評。在三十年後的一次訪談中，費舍爾說這本書就是想表達對曆史研究現狀的不滿，並試圖加以改變。因此，該書麵世後迅速成為很多曆史學者的案頭必備書。費舍爾在這本書中對曆史學研究的反思也為二十年後出版的《阿爾比恩的種子》埋下了理路。
《阿爾比恩的種子》至今被視為費舍爾的代表作。雖然這本書並沒有為他贏得曆史學界的獎項，但它仍然被列入美國史學界的重要書目，甚至受到大眾的追捧。在本書出版近三十年後，譯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都會區的公共圖書館係統檢索到，該書有廣泛的館藏和極高的借閱率。這對於一本題材偏冷門的大部頭曆史學作品而言（原書超過900頁），非常少見。
在七十歲那年（2005年），費舍爾憑借《華盛頓的十字路口：美國曆史上的關鍵時刻》贏得了普利策曆史圖書獎。但這一獎項並不足以定義他的曆史學之路。從費舍爾的出版目錄來看，在曆史著述方麵，他一生都在求變。雖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早期美國史，但具體的主題卻表現出很大的跨度。《阿爾比恩的種子》僅僅是他計劃的五卷本早期美國史的第一部，而他所出版的曆史著作，幾乎每本書都想改變傳統的定見。
費舍爾一直說，《阿爾比恩的種子》強調的是美國文化中的“不變”，但他一生的研究卻總是在“轉變”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