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年，天下已經亂了八年。從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的黃巾之亂開始，到初平元年的群雄討伐董卓，再到現在的諸侯割據混戰作為原本最繁華的中原、河北地區已是一片的淒涼。
百裏無人煙，狼狽在廢墟中行走，白骨露於荒野，一處處皆是哭聲、哀嚎聲、賣兒賣女之聲，這已經成為冀、青、幽、並、司、兗、豫一帶最常見的情景了。黃巾的主戰場在這裏，討伐董卓的群雄也在這裏，群雄混戰最厲害的也是這裏。長期的戰亂，讓百姓流離失所，不得不背井離鄉朝著更安穩的地方遷徙。
這遷徙大都是往南的。因為長城以北的地方太過寒冷，又有匈奴、鮮卑、烏恒等草原民族虎視耽耽，實在不適合開辟新的家園。而南方雖然有瘴癘之地的稱呼，但實際的情形卻好上許多。
再遠的不說，當就淮、揚、荊北一帶已經成為能與中原相比的生存圈。而在這淮、揚、荊北之中，處於豫、兗之西，青州之南，東臨大海，南觸揚州的徐州則是當時遷徙之民的首選。
一來這裏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氣候分明，交通也很便捷，正適合北方流民的居住；二來這兒還不是太南，離他們的家鄉也還算近，自然也令這些流民的心稍稍安定些許。
畢竟大漢朝以承平近兩百年沒有經曆過動亂了，老百姓普遍對動亂持續的時間估計不足。在他們看來，眼下亂雖亂，但很快又會像王莽之禍那般，在幾年之間重歸於安定。所以他們也不想離自己的家鄉太遠，總想著能在有生之年再返回去。中國人嘛，總是難舍故土的。
東漢承西漢舊製以縣、郡（國）、州為行政單位，並以州來劃分。縣為最小行政單位，其長官於大縣稱長，小縣稱令，皆聽命於郡之太守，國之國相。郡設太守，國設國相，掌管一郡（國）的行政、財政、稅收、治安大權，皆為秩兩千石的官職。而州則設州刺史，行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之權，其秩為六百石，比太守低得多。但，在黃巾之亂後，為了加強對地方得控製，漢靈帝聽從太常劉焉的建議，將州刺史升格為州牧，行一州之軍政大權，其秩也為兩千石。在當時被封為州牧的有三人，益州牧劉焉，幽州牧劉虞，豫州牧黃琬。
黃巾之亂後，大將軍何進與宦官之間的鬥爭愈烈。何進雖然是外戚，但大抵上被視為士大夫一邊的代表。當因平定黃巾之亂的將領也大都出於士大夫一邊，且掌握了軍權，所以在這場鬥爭中宦官的失敗已經是決定了事情。
然而由於何進的短視，陡自招外兵入京，不但使自己身死，還使得董卓入洛陽，從而最終出現了地方諸侯討伐中央的事情。自此，中央的權威越弱，漸漸的便有人不將之當作一回事了。有自稱太守的，也有自稱刺史、州牧的。反正手裏有兵有權，便可以先占據地盤，行使職權，在上表中央求得最終的任命，可謂是“先上車後補票”了。
不過當時徐州的實際統治者陶謙卻不是這樣“先上車後補票”的。陶謙在中平元年黃巾起事之時，被朝廷任命為徐州刺史，剿滅了徐州境內的黃巾軍。而後在討伐董卓的戰鬥中，陶謙雖然不曾有什麼太大的表現，卻也是十八鎮諸侯中的一員。到後來董卓身死，李傕、郭氾占據長安，陶謙便與之和解，接受這個長安朝廷的任命就任為州牧了。那正是今年夏天發生的事情。
陶謙還算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當然，他在武略上比不了曹操這樣的全才，但用來鎮守一方，在黃巾之亂中保全一州百姓的平安還是可以做得到的。做為被靈帝所封的徐州刺史，他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剿徐州境內的黃巾軍。當時他還隻是刺史，但卻是擁有軍隊的刺史。其實權以和後來的州牧差不多，隻是名聲上的差別了。
徐州雖然也是受黃巾影響較大的州之一，但因為陶謙和孫堅的努力，卻很快得到了安寧。
當時孫堅被任命為下丕丞，是六百石官。後來又因為給了宦官好處，有了更多一些的軍功，被任命為長沙太守。
從黃巾之亂以後，徐州一直過得都比較滋潤。陶謙在行政上麵的手段比他在軍略上的手段要高得許多。他也確實是一個心有百姓的，因此在他治下的徐州，非但沒有受到北下流民的衝擊而變得凋敝，反而因為人口的增加而變得更加富有。在冀、青、幽、並、司、兗、豫乃至關中都陷入戰亂的時候，徐州卻以“富戶過百萬”的名聲，播揚於天下。
夏丘縣是徐州治所下坯郡所屬八縣之一，其北臨睢河，西接豫州，乃處於南北交接的要衝之處。因有睢河水的灌溉，所以夏丘周圍的土地還算是肥沃。對於從北方而來流民而言，在一處河水之濱建立自己的新家園，並不算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