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想自己看著自己流眼淚，卻看了半天，還是沒有。看到有的男人動不動就是眼淚，我很羨慕。我喜歡張愛玲，越讀越喜歡，從她那裏我看到自己，她的文字就是鏡子，對我來說。一位女士說，女人不能讀張愛玲。我一下子就怔了，因為我沒有想到她能說出這樣的話。可見，她也有一段傷心史。一般的女性如何能說出這般的話來？
把恐懼直視到底，把一切都逼到極限，看看後麵究竟有什麼？決然，絕然，很多時候是需要的，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可怕的。看破生死，勘破空幻，人之一生不就是那麼一回事，齊生死、等萬物，氣之所聚為人，氣之所散為物。讀《莊子》，讀到莊周夢蝶，讀到“此之為物化”，我的眼淚下來了。在臨終的人身上，是可以看到“物化”過程的。
曾經有一個階段，我很害怕菜刀。妻子隻要把它拿到案板之外，我就很緊張。似乎菜刀自己會飛。我總是讓她趕緊放到案板去。她笑著不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怕。自己與自己為敵，很累，很痛苦。但人的自我尋找，人的自我逼視，也是不可缺少的。心理學家說，人要學會與恐懼同在。隻有把恐懼當親人，恐懼也就不存在了。談何容易？
卡內蒂說：“我隻有從我的恐懼中才認出自己。”
三
技術讓文學藝術死亡。
古人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因為，他隻是“文人”的緣故。我們以前閱讀蘇軾，似乎他就寫過《赤壁賦》，我們了解王羲之，似乎他就一篇《蘭亭序》。隻知道這一點，蘇軾、王羲之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那麼的清純、超然世外，所以，人們一談起王羲之，就是大家族，是舊時王謝堂前燕，是世外高人，邈姑射仙人。
但是，我們沒有多看一眼。我們多看一眼，事情往往沒有這麼簡單。王羲之身處東晉那麼一個亂世，作為王氏家族的一員，他是極其憂國憂民，與朝中要人的多封信件，可以看出他的並不超然。他關心戰爭、漕運，體恤百姓的疾苦，為朝中要人的矛盾而焦急，而調節。王羲之作為地方領導，他是非常稱職，深得民眾愛戴的。他不是宋徽宗，他是王羲之。蘇軾，更不用說了，稍微翻閱一下他的文集，他對國事的關心，出乎意外，那些奏疏，並非文人論政，他是真正懂得政治的。
為什麼近代以後，沒有多少文學藝術大師了？我覺得專業化的發展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在古希臘，擁有一技之長的，那是奴隸的特征。而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是通才，必須具有廣博的胸懷，過人的眼力，雄厚的藝術修養，和經得住磨練的毅力。
近代以後，世界開始了大幅度地學科化、專業化，然後進一步開始技術化，每個人都限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說是專業分工，實際上卻是井底之蛙。這樣最好的結果就隻能產生專家，要誕生傑出的文學藝術家，幾乎就沒有任何可能了。大藝術家是需要“道”的，我們的文化中產生那麼多的大家，也是因為他們“守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實，二者是相通的。韓愈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也就是這個道理。“師”者，知道對文化的敬畏也。
西方哲人說，藝術的貴族化與近代的民主化是天然的敵人。所以，近現代的許多優秀文學藝術家開始了自我放逐。魯迅一自我放逐於政界，二放逐於大學，因為他覺得這兩個地方都沒有“自由”。卡夫卡、張愛玲，不都是自我放逐嗎？俄羅斯在蘇聯時期的流亡作家群，也是一次被放逐，或自我放逐。
但是，要自我放逐，你首先要有自我放逐的力量。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是沒有這個力量的。應該說自我放逐的人都是具有絕大文化自信的人，而且一般來說家庭出身不會太低，或文化教養出類拔萃。否則，哪裏有一種力量能夠讓他超然而出？孔子“惶惶如喪家之犬”， 周遊列國，到處碰壁，但依然不俯首權貴，堅信“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篇第九》）。莊子蓬頭垢麵，乞討為生，卻能拒絕楚王的相位之聘。“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這是何等胸懷！這裏，就有一種大力量在。
我不是唯出身論，但出身低賤的人一般來說很難做到這種決絕。我在一篇散文《有那麼一點隱痛是最致命的》裏指出，早年的物質匱乏往往帶來終身的精神殘廢，根本無法抗拒權勢、金錢、名利、美色的誘惑，更不要說強大的壓力了。看到一些朋友能夠那麼超然物外、放浪形骸，我羨慕，那是我期待的生活。可先天的不足內化的生存焦慮，又讓我無法做到這種決絕，或者灑脫。古人說，桶底脫落，那是一種禪宗境界，我似乎無法做到。因為，有那麼一點隱痛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