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豔陽普照。
雖然，還處在亂世之秋、多事之際。大自然還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不斷交替、變換著它的時節和天氣。
經曆了“文革”初期的狂熱和躁動、紅衛兵北上南下大串聯、造反派奪權、“破四舊、立四新”等等；打到了黨內兩個最大的資產階級路線的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以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目睹了十分慘烈、殘酷的派戰和武鬥，整個國民經濟受到了重創、造成的巨大損失，是根本無法估量的…。
這個時候的造反派，猶如兩隻巨大的困獸。它們之間鬥累了、也鬥垮了，滿體是傷痕累累、慘不忍睹，確實也該歇歇氣了、收收場了。
於是乎，全國的階級鬥爭形勢，暫時處於一種看似相對平靜的狀態。
毛主席他老人家運籌帷幄、高瞻遠矚，據說曾經想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來結束這場規模宏大、混亂不堪、損失慘重的大規模群眾革命運動。
但，事與願違。
這場突如其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根本就不聽任何人的駕馭和使喚；也好像是一列急速向前奔馳的列車，一時半會兒根本就停不下來、刹不住車的！
為了穩定形勢，毛主席他老人家果斷決定，對當前的一些過分的、偏激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做出了適當的調整和安排。
如他要求大中小學校立即複課鬧革命、不要讓那些青年娃娃，再在社會上四處闖蕩，放任自流。他語重心長的寄語廣大的青少年學生：“大學還是要辦的。”“你們要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踐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成長…”。
他又情真意切的勸解革命造反派：“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今天，就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明確要求他們解除幫派武裝、收繳武器、停止內戰、徹底實現革命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
那幾年，由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地方、各個單位、部門的黨委都癱瘓了，政府的權利又被造反派奪去了。於是，他派軍隊出麵牽頭，實行“三支兩軍”，組建了由軍代表、改造好的老幹部和基層工人、農民組成的“三結合”的各級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實現了“祖國山河一片紅”。
為了宣傳和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中國郵政為此還發行了一枚八分錢的郵票。由於疏忽大意，漏掉了台灣省，成了錯版，當時誰也沒有發現，等到發現時，為時已晚，因而，顯得特別的珍貴，
楊鐵就有一張，一直放在保險櫃裏的。改革開放後，他還在北京的一個叫佳士得的拍賣行，賣了一個非常好的價錢，著實令他意想不到。他暗暗慶幸自己有眼光，自己不光有官運，我還有賭運和財運呢！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之所以要叫這個名稱，是他老人家覺得“革命委員會好”、“上海很有希望”，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在上海起的家，那是一個吉祥之地、風水寶地啊！
你想想，共產黨誕生之初，當時全中國隻有五十七個黨員，發展到現在擁有幾千萬人的大政黨，而且是執政黨，堪稱世界第一。你說，他老人家咋個不看重那個政權組織機構的地點和名稱呢？
因為，早在蘇區時，共產黨就在一些省、地、縣、鄉，建立過各級各類工農兵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也就是所謂“蘇維埃”政權組織啊？
憑心而論，如果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默許，在理論和實踐等方麵的大力支持，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們頭腦再怎樣發熱、膽子再怎樣大、性情再怎樣衝動，也是搞不出模仿法國大革命時期，那個“巴黎公社”的翻版“上海公社”的。
因為，這一革命政權組織的結構和形式，可以說，於理、於法、於國情均不合適。不是過於空洞和“偏左”，就是太過理想化、色彩化和情緒化。
那時的新中國已經和世界上六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大使（代辦）級的外交關係。你難道現在還要人家外國人，來重新承認你的所謂“上海公社”似的紅色政權，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隨後，又打到了文革中的紅極一時的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說他們是“反黨、亂軍”的幕後策劃者、是罪魁禍首，把他們一個個的關進了北京的秦城監獄。
那可是一個關押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們、侵華日軍高級戰犯和國民黨高級戰犯，包括高級政治犯的地方哦，令人望而生畏、談而色變。
1969年，中蘇之間爆發了著名的“珍寶島”戰爭，以孫玉國為連長的中國邊防部隊，在冰雪皚皚、蒼天一色的烏蘇裏江一帶，打退了裝備精良、人員眾多的蘇聯邊防軍部隊。消息傳來，舉國震驚！
“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到蘇聯修正主義反革命集團！”“誓死捍衛祖國的神聖邊疆！”“祖國的神聖領土一寸也不能丟！”“血債要用血來還！”
“臨聯”和“指揮部”這兩大派造反組織，熱烈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迫不得已的實現了“革命大聯合”。因為，他們兩派的槍支彈藥等武器裝備，被臨江駐地的解放軍，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部收繳了。
有的造反派頭頭和小嘍羅們心有不甘、留有餘地，他們舍不得那些“心肝寶貝”。將一些私藏的槍支和手榴彈，刻上記號，在夜深人靜之時，悄悄的沉入到滔滔的嘉陵江和窈窕秀麗的西河之中。
文革後期，那些個頭戴草帽、身披蓑衣，劃著一葉小舟的打漁人家。還時不時的在江河之中，發現和打撈起過那些已經嚴重生鏽腐蝕了的玩意兒。
雖然，這兩大派造反組織麵和心不和，時不時的發生一些矛盾、摩擦和糾紛。但在事關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他們還是捐棄前嫌、一致對外；紛紛走上街頭，強烈抗議蘇聯霸權主義，侵我領土、殺我將士。
眼前生死攸關的民族矛盾和國土危機，一瞬間，代替了國內激烈的、複雜的、殘酷的幫派鬥爭、階級和階級鬥爭。
楊鐵在和原來地委、專署那些老領導、以及自己的同事和熟人的擺談中也知道。蘇聯在廣闊的中蘇邊界一帶陳兵百萬，高度機械化、現代化的坦克部隊隨時整裝待發，忘我之心不死。
據說，這隻非常凶狠的“北極熊”和“雙頭鷹”，張開血盆大口，還想和山姆大叔一起，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而美國佬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為了有一個進一步牽製蘇修的強大對手，通過非常秘密的外交渠道，將這個可拍的消息提前告訴了中國。
一時間，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暫時化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派別鬥爭，也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和視線。
緊接著，林彪副統帥發出了“一號戰備”命令，將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那些老帥們，如朱德呀、董必武呀、陳毅呀等等，分別疏散在全國各個地方，隱蔽、躲藏起來，以防不測。
楊鐵的曆史知識和國防軍事知識，還是多多少少有一點的。當然那，這和老丈人安瀾教授的幫助是分不開的。他知道，咱們中國以前是相當強大的，不光有上下五千年漫長的人類文明史，有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科技水平和國民生產總值，那也是遙遙領先世界的。
單從國土麵積來說，就有一千多萬平方公裏，還不要談東海、南海和北海的海洋麵積，那加起來的話，中國的麵積有多大呢？全世界第一啊！
當然那，他也曉得，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晚清時期，已經積貧積弱、病入膏肓。不光受八國聯軍的多次欺負，就連那個隔海相望的、小小的海盜國家———日本。從明朝以來，都膽敢三番五次的來蠶食我們的國土。
那個窮凶極惡、猶如白眼狼的沙皇俄國就更不用說了。曆史上，它不但侵占了我們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還無數次的策動外蒙古上層的王公貴族們造反，於本世紀初，在蘇聯紅軍的支持下，自己宣布了獨立，哪裏又是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喲！
小時候，讀私塾時，他就聽楊四爺那個老先生說起過：小日本的祖先，說白了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後人。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尋求長生不老藥，派出八百童男童女，到“蓬萊仙島”去采集靈芝草。
結果呢？靈芝草沒有采集到。這些人害怕掉腦袋，不敢回家，於是，以徐福為首的那些人，就在那個海天一色的茫茫的孤島上麵，自己建立了一個國家，就是日本，他們的國王就稱為“天皇”。
楊老先生還給他們說起過：中國中國，那就是“中央之國”喲！想當初，周圍這些蝦米國家，比如朝鮮啊、越南啊、日本啊、琉球啊等等，統統都是舉手稱臣、歲歲進朝、年年納貢的對象。
用現在的話來說，楊四爺那個老先生，絕對算得上是一個忠誠的、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大中華，那是一個什麼樣子啊？那天有多高、地有多大啊？我堂堂大中華———要讓四海來賀！
有一次他和嶽父老漢兒在一起喝酒，縱論天下大事。老丈人指著牆壁上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醉眼迷離地對他說：我們中國在地球的版圖上，滿清時，其實就是一片巨大的海棠葉子。海參崴被沙俄蠶食、外蒙古王公貴族，宣布獨立後，現在才變成一隻大雄雞公形狀的。
“喔，原來是這樣子嗦？怪不得，解放後，毛主席在和柳亞子先生作詩賦詞時，寫下了‘一唱雄雞天下白’的動人詩句。他老人家指的就是我們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英勇浴血的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國家真正的主人，中國的曆史也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聽了女婿娃兒的一番慷慨陳詞，老嶽父滿意的看了看他，一語雙關的答道：“嗯，中國大陸目前是統一了。但是，千萬不要忘了哦！那個台灣島而今還在蔣先生的治理之下，他背後有美國人撐腰，號稱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喲！”
他進而又一想：那我們中國，要過好久才能夠把海參崴和外蒙古等地方收回來呢？你看你看，他哥子想遠了吧？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實的告訴了知識淵博的嶽父老漢兒。
“這個…這個，本人就不得而知了，前輩不管後輩事嘛！如今，蔣先生垮台了，那是毛澤東和你們共產黨考慮的事情，老朽隻是說說而已、說說而已。”
麵對曆史遺留的領土、領海等十分棘手問題，那個說得清楚呢？就是他這個曆史係的高級教授，也隻有望洋興歎，萬般無奈。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你要想收回已經易手的失地，就憑說幾句話行嗎？不行的，它靠的是拳頭和實力！
因為，嶽父老漢兒給他說過：二戰結束後，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為換取蘇聯紅軍來華對日作戰，特意派出行政院長宋子文一行人，包括他的兒子蔣經國，這個隨團特使去訪問蘇聯。同時，商定雙方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這期間，其它問題都好說，皆大歡喜，唯獨兩個問題不好說。一個是外蒙古獨立問題，一個是蘇聯紅軍來華對日作戰問題。談判的中蘇雙方，從始至終圍繞兩個問題，激烈爭辯，僵持不下。最後，中國代表團決定：由蔣經國先生出麵，親自向斯大林呈請，戰後將外蒙古一並歸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