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一傳開，轟動了蘇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蘇州市民在葛賢的領導下，曾經跟稅監鬥爭過），現在魏忠賢的特務又到蘇州來抓人，怎麼不激起大家的氣憤。再說，周順昌為反對閹黨遭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所以到了東廠緹騎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大家攔住毛一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一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一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緹騎著急了，他們把手裏的鐵鐐往地下一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是東廠來的，誰敢阻擋！”
有市民站出來責問緹騎說：“你們不是說奉皇上的聖旨抓人嗎？原來是東廠搞的鬼！”緹騎還來不及回答，群眾都高叫起來：“原來是東廠來的奸賊！”大夥一麵叫，一麵向毛毛一鷺和兵士衝過去，這些緹騎嚇得東奔西竄，想逃出市民的包圍。憤怒的市民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腦地痛打。一個緹騎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就斷了氣，其餘的緹騎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
市民們痛打了緹騎，一不做二不休，要找毛一鷺算賬，毛一鷺脫了官服，從一條小巷裏溜出去，正見到前麵有一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麵，鑽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裏，直到市民群眾散去，隨從們才從糞坑邊把嚇昏了的巡撫拖了出來。
東廠緹騎逃回去後，立刻向魏忠賢哭訴。魏忠賢哪肯罷休，命令毛一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抓進監牢，加上一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五個人被押到刑場就義時神色自若，還指著魏忠賢、毛一鷺的名字破口大罵，五人被殺之後，當地市民出錢，從劊子手那裏領回屍體，把他們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上，後來還立了墓碑，碑上寫著“五人之墓”。
田承嗣說道：“史大哥是告訴小弟複社想故技重施嗎？”
史德威說道：“田大人，我隻是告訴你江南百姓素有反抗強權的曆史。”
田承嗣說道：“史大哥，“五義士”之事不就是昔日的東林黨操縱的嗎，這些的複社就是另一個東林黨。”
史德威搖搖頭說道：“田大人，你怎麼這樣想呢？”
田承嗣說道：“史大哥，什麼“五義士”，死的周文元是當事者周順昌的轎夫，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都是販夫走卒，說白了就是東林黨的替死鬼。”
史德威說道：“田大人，你不能無憑無據信口開河啊！”
田承嗣說道：“寫墓誌的可是複社的發起人，老牌東林黨張溥，再加上那五十四個修建墓園的捐資者，大部分都是東林黨人，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
張溥，初字乾度，後字天如，號西銘。直隸太倉人，出身官宦門第，惟因婢妾所生，故不為宗室家人所重，當麵稱他“塌蒲屨兒”，意為“下賤人所生，永遠不出息”，張溥遭此侮辱，越加勤奮好學，讀書必手抄，抄後讀過即焚去，如此反複七遍，冬天手凍裂，以熱水浸暖繼續再練。後來他把自己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 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
天啟四年，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稱為應社，人員有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遍及全國，超過三千人，平時以文會友，兼又評議時政，天啟六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與張采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組織和領導複社與閹黨作鬥爭，複社聲勢震動朝野。
崇禎三年張溥和吳偉業、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等同時中舉，隔年又與吳偉業中進士，改庶吉士，張溥領導的複社活動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複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和同僚由此頗為忌恨，崇禎十年禮部員外郎吳昌時與張溥一起推舉周延濡複出，裏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正史《張溥傳》和《複社紀事》說他是病卒於家，《明季北略》中說張溥被吳昌時下毒，當夜腹部劇痛而死，時年四十歲，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