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還是李大人老成謀國，這辦法最實際，光燒銀子燒不贏韋寶。”喬廣進從一開始就沒有舍得與韋寶打銀子戰，舍不得損失晉商的利益。
“今年本來就糧食歉收，咱們這麼多人聯手囤積居奇，的確是煽動老百姓起來鬧事的好辦法！”劉養噩道：“大家放心，我會讓底下兵士鬧的，到時候幾萬大軍壓到天津衛來，我看他韋寶能怎麼辦？他手裏隻有幾百號人，顧得了當兵的，就顧不了老百姓，我要讓他在海防總督衙門哭死！”
“幾百號人嗎？韋寶不是剛剛從遼西調來了上萬人嗎、”李精白提醒道。
“那些都是運貨的，都是老百姓，我的人都看清楚了，船上一點兵器沒有，送完貨這些人就會回去的。老百姓和當兵的能一樣嗎、他韋寶怎麼敢養上萬士兵？”劉養噩道。
李精白聽劉養噩這麼說，放心下來，對眾人道：“那大家都多上心辦事，我估摸著，隻要咱們齊心協力，一個月之內，必然將韋寶擠回京城！他在京城多囂張咱們管不了，京城牛人那麼多，讓他們鬧騰去，反正不能讓韋寶在河間府、滄州府、山東和登萊胡作非為。”
“哈哈哈哈哈。”
眾人又都高興了起來，覺得穩操勝券了。
接著便是大罵韋寶，先過一過嘴癮再說。
李精白、劉養噩、喬廣進、喬東升那邊眾人散了，韋寶在海防總督衙門馬上就得到了消息。
“恭喜總裁，現在能稍微鬆口氣了，他們都走了，看樣子不打算再擠兌海防錢莊了，海防錢莊算是躲過了這次風潮。”林文彪前來報喜。
“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這是他們的第一板斧，後麵肯定還有招數的，怎麼樣也得有個三板斧吧？”韋寶歎口氣道：“咱們搶奪了別人的利益，搶了錢，就是斷了財路，斷人財路等同於斷人生路，不死不休的局麵。”
林文彪點點頭，“的確是這樣，可這些坑害老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不義之財，本來就不屬於他們！”
“這話看怎麼說了，他們吃慣了這種不義之財，自然認為這天生就該是他們的命運！就像帝王家，他們會管為什麼生來就當帝王嗎？隻會覺得天生萬物，本來就應該供養皇族。”韋寶淡然道。
林文彪一怔，若有所思的點點頭，暗暗覺得總裁想的好高深，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一些。
雖然天地會的教育中很重視政治教育，但是時日尚短。
而且韋寶的政治教育走的是半封建禮教，半資本主義製度的論調，並沒有完全去封建化。
現在是半封建半奴隸製的社會，隻要能全部清除奴隸製度的殘留，社會就已經會非常進步了。
若是上來就全盤資本化，市場化，根本行不通，那樣，會亂套的。
韋寶並沒有盲目的去追求完美，去追求人人平等，他不喜歡那樣的空泛口號，除了騙人，什麼作用也起不到。
“準備一下，我現在要去見張維賢。”韋寶道。
“總裁現在就要去？”林文彪一驚。
“怎麼？有什麼問題嗎、”韋寶道：“既然海防錢莊暫時沒有問題，接下來不管他們怎麼做，我們都必須保證有足夠的武力，想有足夠的武力，隻能拉上京營這張大虎皮。”
“我們在張維賢那邊派了人，但是隻打入了外圍，總裁貿然求見張維賢，可能會吃閉門羹，要不然總裁先寫一封信給他送過去，看看他願不願意見您吧？”林文彪道。
“不必，不見再回來就是了。”韋寶果斷的道：“今晚就走，爭取明日下午能到張府，不必準備馬車，我騎馬就成。”
“是，總裁。”林文彪見總裁已經做出了決定，不敢再多囉嗦。
一六二五年山東大旱，七月又起蝗災，山東饑荒，災情最嚴重的濟南一帶易相食。
在這個夏秋交接的時期，整個北方都很慘，到處在鬧饑荒。
韋寶不經曆這樣的時代，真想不到居然所有人都慘成這樣。
這也更加堅定了韋寶想讓更多老百姓活下去的念頭。
想讓更多的老百姓活下去，隻有一條路，動大地主階級的奶酪。
朝廷賑災是肯定不用指望了的。
雖然皇帝和魏忠賢現在手裏都有了一些錢，但魏忠賢的錢是絕對不可能拿出來賑災的。
皇帝倒是有可能，可韋寶剛剛給內帑供應的時間不長，幾個月也就送給內帑二百來萬兩紋銀吧，這些錢都拿出來賑災也僅僅夠一個省的範圍，甚至像山東這種大省都不夠。
更別提整個北直隸都遭了災，要賑災，肯定也得先緊著北直隸，畢竟是天子腳下。
而且皇帝也不可能一次把家底都拿出來，好不容易弄到點銀子，還沒有捂熱乎呢，肯定是催促戶部賑災，戶部哪兒有銀子啊？能拿出幾萬兩都不錯，根本是杯水車薪。
明朝末期，朝廷財政虧空極為嚴重，造成這種局麵的其實是多種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
韋寶認為，明朝末期稅製改革失敗是主要原因，此外天災人禍不斷，土地兼並嚴重，特權階級“合理避稅”同樣是導致這一局麵的重要因素。
稅製改革失敗是主要原因，明朝由於實行重農抑商國策的原因，農業稅的確成為了朝廷財政的支柱。
如到隆慶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3078萬兩，但其中的農業稅卻高達81%，工商雜稅隻占到了12%。
進入嘉靖末年，朝廷財政拮據的情況已經出現，此後朝廷雖然多次進行了稅製改革，但又因各種原因先後三次被廢。
張居正去世，稅製改革一次失敗。
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改革，而稅收方麵的改革重點就是“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效果是明顯的，朝廷財政收入明顯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
但這卻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
在張居正去世之後，張派開始遭受清算和打壓，此次改革宣布失敗。
萬曆皇帝去世，稅製改革二次失敗。
張居正的稅收製度被廢後，萬曆皇帝明顯感覺到了國庫的緊張，因此又開始通過向各地征收礦稅的方式，增加國庫收入，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邊鎮用度方麵。
不過雖然內庫屬於皇帝的私房錢，但其收支仍然受戶部幹預和管理，因此萬曆的這種做法被稱為了所謂的“貪財”，而事實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大部分都是由內庫支撐的。
在紅丸案、移宮案之後，東林黨開始在萬曆死後再次把持朝政，掌權後的他們立即廢除了萬曆製定的稅製，使得國庫再次開始緊張。
魏忠賢去世，稅製改革三次失敗。
天啟年間，由於遼東戰事吃緊，空虛的國庫根本無法應對巨大的支出，於是魏忠賢掌權後，開始再次著力推進稅製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稅的征收，並派遣鎮守太監對稅收情況進行監督。
使得國庫開始再度充足起來，但這卻加劇了閹黨和東林黨的衝突。
至於遼東的戰事，則是怎麼省錢怎麼來，再加上各層將領的盤剝，導致遼東缺餉越來越嚴重，最終激起兵變。
三次稅收改革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其實都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朝廷用度緊張的問題，但最終都在代表士紳利益的文官，尤其是東林黨人的抵製下已失敗告終。
土地兼並嚴重，特權階級會千方百計的避稅。
既然朝廷以農業稅為主，那麼前中期的農業稅都能夠支撐朝廷用度，為何到了明末時期農業稅卻無法滿足朝廷的支出了。
韋寶認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並嚴重和特權階級合理避稅兩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