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帶頭”，大明朝的賭博風氣，自然沒幾年就刮遍城鄉。
於是，到了萬曆晚期時，明朝民間的賭博風，就有了各種震撼場麵：《菽園雜記》記載，昆山等經濟達地區，有了新賭法“葉子戲”，按照賭資來牌，萬萬貫的紙牌，命名為“呼保義宋江”，百萬貫的紙牌，命名為“行者武鬆”，以此類推一百零八張，最便宜的萬貫紙牌，名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漢”站台，這賭法自然火熱，江南地區從士紳到商旅，都是紛紛著迷。幾個牌麵打完，成千上萬的錢財，也就嘩嘩賭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賭風更是風靡各階層。《五雜俎》記載，北京城每年以賭博為業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連理論上“雙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也紛紛扔下聖賢書開賭，《留青日劄》記載的晚明杭州賭坊詐騙案，幾乎把府學所有的秀才都牽涉進去。
以顧炎武的《日知錄》裏的痛斥：晚明江南的進士，登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聚眾賭博，甚至還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奇葩風氣——當官不會賭博？出門沒臉見人。
展到後來，很多明代高官們，退休後也專開賭場，一邊賺錢一邊“展人脈”，同樣是《日知錄》記載，諸如跑官買官等蠅營狗苟，當時都是賭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度，可以參考賭博泛濫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賭博風，就似一個急下墜的鐵球，牽著晚明的社會風氣，年年急下墜。
韋寶講了一番賭的壞處之後，也沒有人反對，韋寶又接著說：“欺詐，不實誠，做生意不規矩，短斤少兩，欺騙，這些也是我們薊遼商人一定要杜絕的，一定要形成過硬的風氣，有過硬的信譽才成！為什麼晉商的票莊能那麼紅火？他們不就是靠這個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嗎？咱們薊遼商人隻要齊心協力，破除這些歪風邪氣，咱們也可以有良好的聲譽，形成更大的組織！”
明朝農貿市場上，賣牲口的為了給牲口增加體重，上市時拚命給牲口喝水。特別是賣雞時，更是簡單粗暴，直接給雞灌砂子——就為多賣幾個錢。
明朝假冒偽劣貨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還有蘇州。別說是日常各種百貨用品，都是殘次品充斥，就連這些城市裏賣楊梅的，都是把生澀的楊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樣的當熟楊梅賣。吃下去會有什麼中毒後果？那就沒人管嘍。
展到萬曆年間時，明朝的“假冒偽劣”風氣是越演越烈。當時的《天下水6路程》等圖書裏專門有提醒：做生意的從常州到浙江，這一路都要謹防騙子。到處是“接客之徒誆誘”，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蘇州閶門商業區上，琳琅滿目的各種貨物，更要“不識休買”——簡直假貨紮堆。
錢莊誕生於江南，票號創辦於山西，據韋寶的了解，錢莊的曆史應該是早於票號的，而它們最大的區別在於服務範圍上。
錢莊好象隻能完成當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說在本地存進去的錢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號卻更接近於現代的銀行，能實現異地存取的功能，是網絡化的金融機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當時的商人，免除了押銀的種種艱難與危險。
正因為此，後人把票號視為中國銀行的鼻祖，而不是錢莊。
錢莊是舊中國早期的一種信用機構，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陽、濟南、廣州等地的則稱為銀號，性質與錢莊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漢口、重慶、成都、徐州等，則錢莊與銀行並稱。早期的錢莊，大多為獨資或合夥組織。
規模較大的錢莊，除辦理存款，貸款業務外，還可莊票，銀錢票，憑票兌換貨幣。
而小錢莊，則僅僅從事兌換業務，俗稱“錢店“。
在清末，當時因銀兩和銀元並用，其間必須有個折合率。但計算非常繁複，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動，猶如外彙漲跌一般。
清末，銀行逐漸興起，替代了錢莊。解放後，錢莊多數停業。上海未停業的銀行則與私營銀行，信托公司一起，實行公私合營，組成公司合營銀行。
清代以經營彙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亦稱票莊、彙號或彙兌莊。
明末清初的彙票作為彙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後，由於埠際貿易擴展，彙兌業務展迅，專營彙兌的票號應時產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一家。其後，平遙、祁縣、太穀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彙兌業務劃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
形成山西人獨占的一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票號多為合夥組織，也有獨資經營。每號創始資本自數萬兩至二三十萬兩不等。其後，由盈利轉化有護本、倍本等名目，實有資本不斷擴大。票號資本存儲於總號，總號一般設於原籍，因而山西票號又因總號所在地不同而分為平遙、祁縣、太穀三幫。
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號，不另撥給資本。總、分號間可直接通彙或調度資金。三年或四年結帳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資本分配的稱銀股；另有人股，俗稱頂身股，用以獎勵高級職員之用，根據其職位高低和年資定其分配份額。
山西票號經營的業務先是彙兌，活動範圍遍及全國。營業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時山西有總號三十餘家，全國各省區設分號四百餘所。
當時票號信譽卓著，且內部組織嚴密，能嚴守秘密，雖存款利息較低，貴族、官僚也樂意將私蓄寄存。放款對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錢莊、典當和富商，不與一般商人生借貸關係。
此外還替人代捐官銜爵位和墊款謀缺，從中獲利。其收入主要來源，原是彙水和銀兩平色的換算盈餘；後來，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額和代辦捐官、謀缺等活動也成為重要利源。
這些屬性，放在明末，雖然沒有清末那麼突出，因為明末還沒有外來資本的強勢介入，但是大規模的票號和錢莊，還是有需求的！
韋寶並不是要牽頭，帶著薊遼商人搞票號，搞錢莊，這個很難帶動，等下人家還以為他又有啥陰謀詭計。
而且，要帶動也是吳襄這種人，才有可能帶動，必須得有實力，有聲望的世家大戶，占有絕大部分的資本，挑大梁才成。
韋寶若要做，隻能自己一個人慢慢來。
事實上，韋寶現在已經自己轄內搞起銀行來了，等於一下子，把錢莊，票號，銀號，這些時代都過去了！
“除了賭和不正當的交易，欺詐方式的做生意，還有個市場環境，這也是我們商人，商會自己要改變的事情。”韋寶見沒人說話，又接著道。
明末另一個亮眼輝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所賜，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無比熱鬧，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萬。風情萬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後人豔羨。但放在當時明朝史料裏，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夠了吐槽：大歸大，毛病卻極多。
明代史料《五雜俎》裏，就記錄了“級城市”北京城的槽點，曾經在好些中外史料記載裏，擁有整潔衛生的北京城，晚明時的衛生條件，卻已惡劣到“市場上多糞穢”的地步。特別是每到夏天時，一場雨水過後，街麵上就是蒼蠅蚊子亂飛。於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瘧疾等疾病，都是屢禁不絕。
日常年節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這個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步？同樣可參考萬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國家的軍備國防行政，樣樣都歇菜，各級官員缺編嚴重，看似簡單的城市衛生管理，又哪還有人管？天子腳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區區小細節，足以見證晚明行政效率的癱瘓。
繁榮的外表下，卻是一個腐敗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盤散沙的王朝。麵對緊接下來的國家風險，自然缺少抵抗力。
“這些事情，隻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緣，大家都願意聽他的，這麼個人來當會長就成，關鍵要大家買賬，能聚攏人心。”韋寶笑道。
眾人一起稱是，都說吳三輔是極其適合的人選。
其實所有的世家大戶也都更願意吳三輔當會長，而不是老謀深算的吳襄當會長。
https://www.biqiuge8.com/book/43631/27748680.html
biqiuge8.com。biqiuge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