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既然以“漢”為國號，那麼自漢朝以來所有中原王朝的製度，就都屬於要繼承的內容包括中央朝廷官製、地方設置郡縣。
所有這些都是漢人的治理方式，跟匈奴人的管理模式截然不同。
這其中的變化，站在漢族人的角度來看，理所當然，但對於匈奴人而言，卻不啻於一場革命。
類似的例子，漢人其實也有過經曆:清末新政，就是要擯棄中華王朝兩千年來的傳統，接受西洋的政治模式。
當時所遭到的反對和抵製，熟悉近代史的人應該都不會感覺陌生。
劉淵做這些，就是要盡量向漢族人靠攏，以取得漢族人的支持。
這是劉淵心中考量的問題，而劉和經曆得太少，隻想著自己匈奴人的身份，肯定是想不到這一點的。
不過說起來，劉淵在曆史上的很多改革，大部分都失敗了。
這其中有主觀的原因，也有客觀的因素。
最大的客觀因素，應該是劉淵本人。
劉淵本人的年紀問題，在他稱帝時應該已經接近七十歲。
稱帝的第三年，劉淵即便去世。
在他身後，由於缺乏權威，以及製度和傳統的衝突，導致了一係列的矛盾與紛爭。
劉淵病逝後，太子劉和繼位。
其弟劉聰隨即發動兵變，殺死劉和繼位。
這種事情，雖然在中原王朝的曆史上也常有發生，但在中原的價值觀中，這肯定不是一次正常的權力更替。
而以匈奴人的視角來看，如此卻正常不過。
在他們的語境裏，曆來權力交接都是伴隨著鮮血的，不流血的交接才不正常。
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在劉淵身後體現的特別明顯。
劉聰繼位以後，以劉淵的皇後單氏為皇太後。
但單氏貌美，劉聰於是便將其收歸己有。
在中原價值觀的史書裏，關於這一段是這麼記載的:“聰柔焉“。所謂“柔”，就是娶父親的妾，在中原文化看來，這毫無疑問是亂倫。
但在匈奴幾百年的曆史中，這就是正常現象。
上一代單於死後，由下一代繼承所有遺產一包括除了母親以外的所有女人，她們都是財產。
因此劉聰的這種行為，是一個正常的匈奴人的行為，但卻為漢人所不齒。
兩個民族的融合，是需要在文化傳統、生存式、生活習慣等諸多方麵逐漸接納的。
但以當時的時間點來看，漢匈之間的這種接納還是太少。
問題隨著劉淵的病逝而逐漸暴露出來，並且越演越烈。
這種巨大的鴻溝，在當時是沒有辦法調和的。身為皇帝的匈奴人沒有辦法立即改變自己的傳統，漢族人也不可能接受自己底線以外的行為，既然如此，那麼相互接受根本就無從談起。
除了文化上的不協調，製度上也有矛盾。
劉淵在稱帝之初，全麵接納漢人的政治傳統，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擯棄匈奴人的管理模式，他設置了一個機構，叫做“單於台”。
既然漢人和匈奴人生活習慣不同，那就“分而治之”，用漢人的辦法管理漢人，匈奴人的辦法管理匈奴人。
劉淵繼承接受了漢人自秦始皇以來的官製，以此來統治漢地;對於匈奴人，則用“單於台”來管理。
也就是說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劉淵就率先實現了“一國兩製”。
但這個製度天然存在兩個bug:
首先，胡漢的分裂因此有擴大趨勢。
麵對著胡漢兩種民族不同的生活習性和方式，劉淵給出了分而治之的解決方案，但這種方案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又製造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掌握政權的胡人維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被統治的漢人則是另一種模式，兩者之間完全沒有貫通的可能。
這套製度的設定，既然一開始就強調胡漢之間的分別，那麼也就強化了兩者之間的對立。
其次是軍事上的問題。
匈奴人是立國的根本，因此，管理匈奴人的“單於台”才是最核心的權力機構，那麼皇太子兼任“單於台”大單於就成了慣例。
而在地方上，雖然行政長言按照漢人的辦法設置流言，但兵權隻能給匈奴人才放心一一而且，最好由自己的親族擔任，否則忠誠沒有辦法保證。
但這麼一來，其實就又陷入了八王之亂的矛盾裏。
自此以後，宗室內鬥的殺戮果然反複上演。
刀光閃過，落下的人頭跟獲勝者之間，經常就是兄弟叔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