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裏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裏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傳記作者引自1987年訪問曾誌記錄）
對1932年毛澤東在漳州找書看這段曆史，賀子珍也有一段回憶：
李德來到蘇區後，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條錯誤路線，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有了這個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澤東想扭轉這股潮流的鬥爭就更加艱苦了。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並沒有消沉和頹廢，他利用這段時間，埋頭讀書。在中央蘇區，各種馬列主義的著作比在井岡山時期多得多了。毛澤東把能夠收集到的這方麵的書籍都找了來，認真地閱讀。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紙張印刷的小冊子，是列寧著的《論“左派”幼稚病》，毛澤東連讀幾遍，仍然愛不釋手。（吳曉梅編著：《傾聽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頁）
1957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在與曾誌等人的一次閑談中，講他在中央蘇區時期的一些情況，也回憶到此事。他感慨地說：
“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遊擊戰和采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誌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曾誌：《談談我知道的毛主席》《緬懷毛澤東》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頁）
毛澤東有意識地收集和借閱馬列的書來讀，是從打漳州開始。曾誌、賀子珍以及毛澤東本人，在回憶錄中都準確地講明了此點。當然“紅軍走過的縣城”也不止漳州，所以毛澤東說收集書還有“其他地方”。這“兩年讀書”，毛澤東主要讀的是馬列的書，但是他也曾經“找到《孫子兵法》來看”！
根據毛澤東自己回憶的主證材料，根據曾誌、賀子珍回憶的輔證材料，我們把毛澤東首次閱讀《孫子兵法》文本的時間，上限確定在1932年4月，下限確定在1934年9月長征以前，應該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