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值多少錢?
或許有人會問:名字還能賣錢嗎?確然。不信請看，據《沈陽日報》載，沈陽市皇姑區稅務局的間誌在審査某廠賬目時，發現工資表中有諸葛亮、張飛、時遷、宋江……月薪一律300元。原來是廠長為了逃稅讓人編假名開空餉,月月如此編不出那麼多新名來，隻乞求於古人了。沒成想人已作古千年，名又被盜來領薪，即便是神機妙箅的孔明生前恐怕也始料不及，否則一定會留下錦囊妙計，懲治一下弄虛作假者。
名字值多少錢？無名鼠輩的名字恐怕值不了兒個錢，更不必說阿二、阿三、張氏、李氏，舊社會的勞動人良常常沒有名字。有點名氣的人卻大相徑庭了。君不見，寫了書不好出，掛上有名望人的名字便連過“五關”，很快付梓了；劇本雖好，卻難成戲，一旦掛上某某編劇、導演的大名，不久便可上演了；連電視播的一些產品的廣告，也非請名人來作不可，借用的還不是他（她）的名聲嗎？某市有位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平心而論水平一般，他的作品充其量也不過是中乘之作，因為有點名氣便到處題字，遍及全市的大街小恭。有人戲謔地說他隻有兩所未題，一是托兒所，二是廁所。我原以為是盡義務，本不該厚非，知情人告訴我，哪裏呀，他的潤筆費每字高達百元呢！你說，賣的是字還是名呢？近日有幸拜讀了某省一位知名大作家為一個企業寫的報告文學，簡直不堪卒讀。誠然，不能苛求名家的每篇作品都是洛陽紙貴的名作，但總不該為了“經濟效益”把一篇類似采訪記錄的東西塞入報告文學集吧？盡管企業有錢，可自己的大名總該珍重吧？
舊中國官場上名字是值錢的。明清賣官鬻爵，知縣、知府等官職都標上明碼實價出賣。隻要你有幾萬兩銀子，可以買個官做的；而官大一級壓死人，再難辦的事情，隻要遞上帖子（相當於如今的名片〉，便可打通關節，暢行無阻，能說名字不值錢嗎？據說，中國的文人們自古重名輕利，不肯為逐利而辱名。吾生亦晚，所見多是重利輕名或重名更重利者流。但我也的確從報上看到，著名畫家葉淺予，主張壓低畫價，反對畫價過高。從1980年起，他寧可把自己的作品送人也一張不賣，為的是多給後人留下些作品——他擔心畫價過高，國人買不起，都流到國外市場去了。真是藝術無價，葉老的人品更無價！無獨有偶，藝術大師吳冠中一麵撕掉自己不滿意的作品，免其流傳，一麵把義賣的50萬港元捐給災區。相形之下，有些帶“家”掛“長”者，真該學學葉老、吳老，珍惜自己的名聲，莫讓尊名染上銅臭。
名字值多少錢？筆者的小名不值錢，卻在妄評大家，說長道短，實在是罪過。仔細想想不值錢也有不值錢的好處，那便是名字沒有標價。有標價者，標價再高卻也總是有數的，而名字一旦可以賣錢，天長日久，恐怕總有一天會一錢不值的。
（1991?11）
碑
碑，按《說文解字》的詮釋，豎石也。據說最早的碑是人們立在宮、廟、殿、堂的門前，用來識日影或拴牲口的石樁。漢代的經學家鄭玄為《儀禮‘聘禮》中的“上當碑”作注時說：“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影），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節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窆（音biǎn)即落葬。這裏說得很清楚，宮廟門前以石為碑，落葬則用木碑。春秋時，墓碑是用以引棺木入穴的木柱（後用石柱），火多隨棺入土。開始無字，也不具有紀念意義，後才刻上姓氏、官爵、卒莽年月等。東漢以後，墓碑才立於墓前，逐漸成了炫耀身世的下段。
碑在秦代稱為刻石，漢代以後才叫碑。後又分為碑禍兩種，方形為碑，圓首的為碣。秦始皇命人刻石紀功，大興樹碑立碣之風。東漢以後碑碣更多，有碑頌、碑記、墓誌、墓表等，還有什麼紀功碑、一字碑、萬字碑、無字碑等等。西安的碑林即保存著漢巍以來的各種碑石一千兒百方。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碑碣也分貴賤，成了死者身世、地位的象征。《唐六典》中明確規定：“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不過四尺。”於是，碑幾乎成了死者身後的招牌，碑文也多是歌功頌德、溢美之辭。我在沈陽參觀過清昭陵（俗稱北陵〕，這是清太宗（皇太極）的陵墓，解放後改為公園。園內有一碑亭，亭內立有“神功聖德碑”。碑高近5米，寬近2米，重達10萬斤。整個石碑立在巔質（傳說龍之長子，善負重〉的背上。碑文1810個字，是康熙親筆撰寫，頌揚其祖先的文治武功。
更有認為功德無量，無法用文字表達的，索性一字不刻，於是有了無字碑。最突出的一是巔立於泰山玉皇頂的無字碑，據史家考證是公元前110年，漢武帝登泰山時今人立下的。碑高6米，寬1.2米，厚0.9米，氣勢恢宏。另一塊是陝西乾陵的無字碑，為唐代女皇武則天所立。據說碑重99噸，隻字未刻，意在千秋功罪讓後人評說。碑文字數最多的當數宋朝抗金名將韓世忠的，有萬餘字。字數最少的是蒯祥的碑，隻有4個字——蒯祥之墓。但這位建築大師的名字卻永遠和北京的故宮、天安門連在一起，今後人景如。相形之下，那萬字碑、無宇碑，豈不更顯遜色？
據說印尼的加裏曼丹島的達雅克族有個傳統，專為說謊者樹碑。這個崇尚誠實的民族對那些說了彌天大謊的人最大的製裁，就是在他死後為其立碑，刻下他說謊的惡行，警醒後人。這倒挺新鮮，遠比那些冠冕堂皇的泱詞更真實些。當然，我國山東的曲阜也有所謂“檢討碑”：那是乾隆為遊曲阜時對“新城”、“舊城”錯下了結論而寫的檢討詩，刻在了碑上。其實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不然，諸如入主中原、留發不留頭、文字獄冤案疊起等等，為何不刻碑反省呢？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銘刻著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前仆後繼艱苦卓絕的鬥爭它矗立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如今已成了中華民族的象征，是國魂、軍魂、民族魂的凝聚！每次公出到京，我總要徘徊於其下，重溫曆史，緬懷先烈，聯想很多很多。我想起敬愛的周總理沒有墓，沒有碑，連骨灰也灑在了祖國的山河大地上，但他以為革命鞠躬盡瘁的一生，在億萬人民心中豎起了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這是一座鐫刻在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無形碑！其實，我們每個人一生所走過的路不就是一塊躺著的碑嗎？那一行行歪歪斜斜的足跡，不正是你用自己的言行在這碑上留下的銘文嗎？功過是非，一目了然，何需再樹什麼有形的碑呢？
（1992?1）
巧言誤國的史訓
史上隋朝的短命是令人深思的。除了朝政腐敗，沉徭重賦，橫征暴斂之外，與隋煬帝的忌賢親侫，偏信巧言媚語不無關係。他重用的虞世基，身為內史侍郎，專掌機密，卻不講典話，處處討好。本來農民起義巳成燎原之勢，但因楊廣最忌說天下不太平，誰來告急就殺誰，於是虞世基就把各地報急的文書扣下不報，粉飾太平。結果宇文化及發動政變，楊廣命喪黃泉，虞世基也難逃一刀。巧言媚上的結果是巧言誤國，到頭來害人也害己。巧言媚上雖可以換來一時的宵運亨通，但巧言誤國，最終卻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事實無情，勝於雄辯，這就是曆史！讀史可以使人清醒，也可以使人睿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一再倡導恢複和弘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以說真話，辦實事，求實精神為嘉，以說大話，講假話，弄虛作假為恥。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黨的三大作風。實事求是，既是理論聯係實際的前提，又貫穿了全過程。沒有求實的精祌，沒有務實的作風，什麼工作位幹不好，就會“看自己一朵花，看別人豆腐渣”；就會報喜不報憂，講成績多多益善，談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虛作假，作繭自縛，最終理論聯係實際仍是一句空話。持這種作風的人恐怕很難說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吧？
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其中基本的一條就是：世界是客觀的，發展變化的，是可知的，人們要按照客觀世界的本來麵目反映世界，認識世界；堅信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不是英雄創造了曆史。誰若不能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反映世界，認識世界，他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誰若誇大了個人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誰就會跌入神造世界的唯心主義泥潭！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共產黨人不回避矛盾，敢於正視前進路上的困難和問題——正是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前提，也隻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一切真的、善的、美的，最終將會戰勝所有假的、惡的、醜的。這一曆史發展的規律，不可逆轉！
今日重溫虞世基巧言誤國的史訓，不無必要。
（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