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2
那個時代，艱苦奮鬥光榮，貪圖享樂可恥。
所以，在工業建設壓倒一切的形勢下，生活隻能放到次要位置。特別是在住房問題上，由於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高標準建設“樓堂館所”，那麼，職工的住房也就隻能簡之又簡了。
1957年，中國順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尤其鋼鐵，從建國初期的60萬噸到1957年的500多萬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仔細算一下，這點鋼鐵還是遠遠不夠用，因為我們需要鋼鐵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於是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尤其在“以鋼為綱”的口號下，開始了全民性的“大煉鋼鐵”。這種運動式的工業化建設，顯然違反了經濟規律，但從另一個側麵，也可以看出當時領導者對鋼鐵的渴望。
當時，還有一個鼓舞人心的目標，“超英趕美”，時間的定位是：“15年超英，20年趕美”。既然15年到20年可以超過英國，趕上美國，那麼我們現在艱苦一點有什麼，房子簡陋一點有什麼，隻要能挺上15年到20年，到那時，我們再幵始“生活”，開始建設，住進美麗漂亮的高樓大廈。
然而，大躍進沒有帶來工業的大發展，大煉鋼鐵煉出來的也多是廢渣。還沒等人們沉下心來認真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開始察覺我們的敵人已經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就連我們的朋友蘇聯也在軍事上對我們構成了威脅，而且國內的階級敵人遙相呼應，階級鬥爭愈演愈烈。
於是，中國在戰略上不得不作出新的調整。軍事上，既針對美國，也防備蘇聯；工業上，把重要企業轉移到交通不便、工業基礎薄弱、配套設施不完備的三線地區；政治上，開始狠抓階級鬥爭，毛澤東親自發動廣“文化大革命”，而且一'抽I就是10年。
^碰泛的住房夢1976年10月，曆時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被階級鬥爭繃得緊緊的神經終於鬆弛了下來。但是，當人們開始審視自己的住房的時候，他們不能不長籲短歎。
共和國已經多年沒有建房子了，那些原打算隻住15到20年的簡陋房屋，甚至沒有挺過日偽時期的勞工房，已經風雨飄搖。而且那幾年中，知青返城，老幹部平反，青年結婚，使得城市人口又一次急劇膨脹，房屋短缺越發嚴重。
有數據表明，到1978年末，全國主要城市住房短缺總量超過10億平方米，城市人均居住麵積由1950年的4.5平方米下降到1978年的3.6平方米。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我們實行的是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那麼，經濟上的指令性計劃模式，自然要體現在政府對住房問題上的指導政策上來。
所以，正如有關專家指出的那樣，這種僵化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無論對社會結構還是對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都造成了極為嚴重的負麵影響。”
那時候，住房為單位所有，你一旦從這個單位分得了住房，你就和這個單位產生了難以割舍的依附關係，想跳槽，可以，人走房子留下。對領導不滿或者不聽話，分房子的時候，好，你再等一等。有些人因為一套房子，舍棄了自己喜愛的工作，調到一個和自己專業毫不相幹但有希望分到房子的單位。有的人因為一套房子，在一個單位忍氣吞聲、忍辱負重，不敢說一個“走”字。如果一個領導眼見本單位房子流失而坐視不管，那他就會遭到本單位職工群起而攻之。一個單位的領導不但要把單位的效益搞上去，還要把單位的福利搞起來，把房子蓋起來。否則生產抓得再好，也不會得到職工的擁護。
一位曾擔任過單位分房小組副組長的老同誌說：“一般說來，一個單位蓋好一棟樓的時候，單位的職工便開始人心惶惶起來。住房短缺是絕對的，而房子是有限的。於是，成立由職工組成的分房小組，職工遞交申請，那申請可是煞費苦心、字斟句酌、聲淚倶下呀！接下來分房小組開始審查，職工的年齡、工齡、到本單位的時間、職務、崗位、工作表現、戶口本上的家庭人口情況、現有住房條件等等，把一係列問題搞清之後，張榜公布。誰想在這裏打馬虎眼是萬萬不能的，因為在那個年代裏，單位的每個人對其他人的住房情況，甚至來龍去脈，都了如指掌。根據群眾意見，綜合領導意見，分房小組拿出方案，然後領導班子集體討論批準，再張榜公布。這時候，笑的，哭的，罵的，唉，別提了。”
表麵看，這種福利住房製度還是比較公平的。但實際上，受益的多是那些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而即便是政府機關也不盡相同，有權力的部門和沒權力的部門，可以收費的事業單位和純粹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其差別是很大的。而企業，差別就更大了，國有企業、地方企業、集體企業，甚至大集體、小集體、區辦企業、街道企業，它們之間的區別就不僅僅是影響住房了，而且影響到年輕人的婚姻大事。全民企業的職工輕易是不肯下嫁集體企業的職工的。即便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如鞍鋼、本鋼等等，要想得到一套住房也是比登天還難，一些老工人排號甚至排到幾十年後。
在1978年的時候，遼寧人均GDP僅次於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轄市，把其他各省遠遠地甩在了後麵。但是，由於南方沿海諸省率先開放，逐步進入民營時代，經營靈活，所以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東北國企的固有市場被逐步蠶食，加上管理不善，開始虧損並舉步維艱。到了上世紀90年代，長期計劃經濟體製下累積的深層次結構性和體製性矛盾充分顯現，東北老工業基地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南方與北方呈現出不同的側重點：南方的改革主要是發展民營經濟，北方的改革主要是國企改製。而且，為減輕財政負擔，國家把各大部委直屬的效益不好的央企，下放給地方，稱之為“甩包袱”。這就使得本來就舉步維艱的東北國企，更是雪上加霜。
到1998年，東北的大批國有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甚至破產狀態。尤其煤礦，由於資源枯竭，大批職工下崗失業，經濟界所謂的“東北現象”就此形成。
而此刻，中國的住房製度改革已全麵展開。1998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提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穩步推進住房商品化、社會化。
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住房改革，職工和企業之間的住房紐帶被徹底切斷。由此，中國住房製度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化時代。
然而，此刻居住在棚戶區裏麵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破產企業的老職工，在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房地產業蒸蒸日上、一片片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的同時，他們的住房夢也隨之破滅了。
^一個戸崚的社會問越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於立，在他的著作《資源枯竭型城市社會穩定問題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共有118座資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型城市63座、有色金屬城市12座、黑色金屬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森林工業城市21座，其他資源型城市5座。到21世紀初，118座資源型城市中，已有50座左右出現資源枯竭或趨於枯竭。導致數以百萬計的職工相繼下崗，數以千萬計的職工家屬生活受到影響，這些資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麵臨經濟增長乏力、人員下崗失業嚴重、社會保障缺口較大、貧富差距過大等經濟和社會問題，群體上訪事件層出不窮，惡性事件屢有發生，社會穩定問題嚴重。”
遼寧的資源枯竭型城市主要有阜新、盤錦、撫順、本溪，以及朝陽的北票，葫蘆島的楊家杖子、南票，遼陽的弓長嶺等。
於立說：“群體上訪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就容易發生大型群體滋事事件。例如，2000年阜礦集團3個主力礦井因資源枯竭而關閉，出現了大規模上訪，後又升級為攔堵公路、鐵路，衝擊市政府等多起滋事事件。再如，2000年春季發生在錦西市（現為葫蘆島市）楊家杖子礦區的‘2?27’特大群體滋事事件。”
其實，除阜礦和楊家杖子外，在撫順和本溪，也發生過多起這樣的大型群體上訪事件。
拿本溪礦務局來說，所轄煤礦已有近百年的開采曆史，建國以來累計為國家生產煤炭1.3億多噸，上繳利稅6.1億元。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資源逐漸枯竭，到1998年累計虧損6個億。1999年7月正式進入法律程序實施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