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第一章 諾斯的經濟增長理論
一、諾斯的經濟模式
長期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基本上都-致宣稱技術變革是近代西方經濟增長和成長的主要原因，一些學者更為詳盡地從創新、技術進步、教育和資本積累等諸多方麵來闡釋經濟增長。
可在諾斯看來並非如此，他認為，這些解釋顯然存在漏洞。因為這些解釋中有一個問題使我們困惑不解：如果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因素可以歸結為投資和創新，改變的利益動機等。那麼為什麼有些社會具備了這些因素卻沒有如意的增長結局呢?諾斯認為，這些因素其實沒有一個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他們仍是經濟增長本身。諾斯通過解讀曆史，充分論證了製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
在解釋為什麼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首先發生在荷蘭和英國時，諾斯認為："在這兩個國家，持久的經濟增長都起因於一種適宜所有權演進的環境，這種環境促使了從繼承權完全無限製的土地所有製、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法和其他對知識財產所有製的激勵措施，直到一套旨在減少產品和資本市場缺陷的製度安排。"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諾斯宣稱："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經濟組織的效率，需要在製度上做出安排和確定產權。以便形成一種激勵，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因此，諾斯的基本命題就是：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製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產權不是萬能的；但是任何國家的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和進行技術創新時都離不開有效的產權製度。正如諾斯所指出的，改進技術的持續努力隻有通過建立一個能持續激勵人們創新的產權製度以提高私人收益才會出現。
諾斯的這一經濟增長觀確實不同凡響。但是他的觀點並不是簡單的猜測，而是通過對公元900-1700年間西方經濟史進行詳細考察後得出的。他令人信服的解釋了為什麼曆史上經濟增長沒有在整個西方世界同時出現而首先在尼德蘭和英格蘭最早進行了產權結構方麵的變革。從製度上激發和保護了經濟領域的創新活動。因而這兩個國家得以在西方世界首先崛起，而法蘭西和西班牙因為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在競爭中失敗且遠遠落後了。到1700年，英國的製度框架已經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宜人的環境：產業管製衰減和行會權利下降促進了資本流動；議會的最高權威和納入共同法中的財產權利，為保護和鼓勵生產性活動的立法體係提供了基本框架；更為重要的是，1624年誕生的第一部專利法--《獨占法》，直接保護和激勵了入們的技術發明和創新活動。
完整的諾斯經濟增長模型是以產權為基本概念，以製度變遷為核心，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嚴密理論體係。
首先，產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產權在曆史上並不常見。這是因為任何經濟發展都必須克服兩大壁壘：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私人收益或費用就是參與任何經濟交易的個人的盈虧；而社會收益或成本則是社會從私人的活動中獲得的公共利益或損失。缺乏效率的產權製度使得私人的收益或成本與社會收益或成本極不-致，如果私人為了某項發明而投入的私人成本超過了他可能得到的私人收益，也就是說，他為了發明付出極高的代價和費用，但其大部分收益或成果被其他的第三者免費的享受了，那麼個人通常不願意重視這項活動，雖然對社會來說這項活動可能有利。為此，諾斯認為，必須設計某種產權製度，以刺激和驅使人們去從事社會需要的活動，並使得個人的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接近相等，有效率的產權製度的重要前提就是必須對產權進行明確的界定，以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和種種"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
其次，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斯認為，國家並非"中立"的。因為國家決定了產權結構，所以國家要對最終體現產權結構效率的經濟增長、衰退或者停滯負責。諾斯認為，國家有兩個目的：一是企圖建立一套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產權結構），以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鏟除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這兩個目的地是相悖的，在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所有權結構於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製之間，存在著持久衝突。正是基於這一衝突，才使得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國家的興衰也源於此。因此，統治者將界定一套產權規則，通過監督測量每個環節的投入與產出，來確保它對每-個不同的經濟實體的壟斷租金最大化。同時，國家界定產權或進行製度變遷必須考慮成本問題，統治者要不斷進行製度創新以適應其他資源或技術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但諾斯強調國家之所以負起製度變遷與產權規則的組織者工作在於大眾行為普遍存在的"搭便車"行為。
最後，意識形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斯指出，任何經濟中的正式規則或產權都是由國家製定和維持的，可是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製度結構?為什麼有的製度結構並不能為其社會成員提供有效的激勵以有助於經濟增長呢?答實在於社會成員或公眾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問題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眾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差異必將引起公共政策的差異以及衝突和在勞動態度等價值觀念上的廣泛差別。所有這些必將構成經濟增長當中最為困難，也最無從下手解決的精神製約。
二、諾斯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對新增長理論的深化
新增長理論將技術視為經濟係統的內生變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研究框架，把技術納入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強調了長期以來-直為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經濟聯係的重要因素，應該說這-研究框架是比較合理的。新增長理論關於知識、技術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論證。有助於我們認技術創新在現代經濟中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當今世界，國內競爭和國際競爭都日益加劇，知識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一國能否保持技術創新的優勢，決定了該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強弱。
但是，在新增長理論中，製度結構與製度變遷是給定的．他們認為製度創新可能是重要的，且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其關鍵的基本假定是這些製度創新與經濟增長無關。因此，製度和製度創新被視為外生變量，它們會由於一些政治行動包括法律的決定而改變，而不依賴於經濟增長進程，這種假定顯然無法說明製度變遷對生產技術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諾斯在評價新增長理論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於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製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們來說將是-個無結果的實驗。"也就是說，新增長理論適用的範圍是製度不起作用（交易成本為零）的市場，在製度起作用（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下，單純的新增長理論就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而現實經濟生活中製度不起作用的狀態隻是特例，製度起作用的狀態才是通例，因此必須用新製度經濟學補充和修正新增長理論才能更精確的解釋經濟現實。就技術水平來說，廣義的技術水平包括了純知識決定技術水平和製度狀況。其中，決定純知識技術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人的天智靈感和頓悟、入的後天的鍛煉與教育、導致個人或組織效率發生改變的利益動機等。前兩個因素被認為是"天賜之物"，是一種自然稟賦，經濟學不能隨意地選擇改變它，後兩項因素間接的受到了製度因素改變的作用，例如，一個國家對教育的製度影響到這個國家科技人員的素質，對專利權保護的製度影響到個人的利益動機等等。所以從經濟學上入能夠進行選擇或改變的意義來說，製度的狀況決定了純知識技術的利用狀況。一定的純知識技術能否被利用以及被利用的程度如何，最終受到製度改變因素的影響。例如，一項發明產生以後，沒有良好的製度保護，人們就可能會將它束之高閣，或者會被濫用，根本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以促進經濟增長。
撇開經濟學上的意義不說，在廣義技術水平的內部因素中，純知識技術與製度是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純知識技術的發展為一項製度的實施提供了客觀條件，而一項良好的製度可以促進純知識技術水平的提高。在一段時間前者作為因，後者作為果；在另一段時間，後者作為因，前者作為果，兩者是相互推進的。這就是在曆史上兩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證據的根本原因。但是，製度與技術在廣義技術水平中是處在不同的層麵上的，製度是導致廣義技術水平發生改變的、人為決定的因素。所以從人為可選擇的角度看，是製度決定技術水平，即使技術直接作用於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最終是由製度決定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諾斯的經濟增長理論比新增長理論又前進了一步，所以，前者是後者的深化。
第二章 資本的秘密
資本主義獲得最偉大勝利的時刻，正是其陷入危機之時。柏林牆的倒塌結束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長達一個世紀的政治競爭，資本主義傲然獨立，成為合理地組織現代經濟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這一曆史時刻，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挑三撿四的餘地。結果，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也多多少少地開始平衡其預算、削減其補貼、歡迎外商投資、取消關稅壁壘。
然而他們的這些努力得到的回報卻是慘痛的失望。過去五六年中，從俄羅斯到委內瑞拉，很多國家先後經曆了經濟衰退、收入下降、焦慮與怨恨，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比較激烈的話說就是"饑荒、暴亂與掠奪"。《紐約時報》最近的社論就說，"在冷戰勝利的餘暉中西方人所讚美的市場，在世界上大多數人眼裏，卻隻有市場的殘酷，對資本主義的警惕及不穩定的危險。"資本主義隻在西方勝利不足以使之成為治愈經濟和政治災難的處方。
享受著和平與繁榮的美國人，的確是很容易地對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混亂視而不見。當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爬得比EdmundHillary先生還高的時候，資本主義怎麼可能有麻煩呢？美國人觀察其它國家，看到的隻是進步，即使這是很緩慢和不平穩的。你們不是已經可以在莫斯科吃上巨無霸漢堡了嗎?你們不是已經可以在開到上海的Blockbuster租到錄像帶了？你們不是可以在加拉加斯上網了嗎？
但是即使在美國，不祥的信息也並沒有被完全隔絕。美國人也看到了哥倫比亞販賣毒品的遊擊隊與鎮壓它的民兵之間正在陷入內戰的邊緣，看到了墨西哥南部難以處理的叛亂，也看到了亞洲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正在被腐敗和動蕩所吞噬。在拉丁美洲，對自由市場的同情也在減弱：對私有化的支持率，從占人口中的46%，下降到2000年5月的36%。最不吉祥的征兆則是，在前共產主義國家，人們發現資本主義根本就不夠格，而那些跟舊政權有關係的人則泰然自若地恢複了權力。而有些美國人則過分地把他們長達十年的繁榮歸結為，世界其它地區越混亂，美國的股票和債券就越有吸引力，從而成為國際資金的天堂。
在西方的商業圈中，人們越來越關心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實行資本主義的失敗最終必將引發富國的經濟衰退。成百上千萬的投資者痛苦地發現他們的新興市場基金化為烏有，全球化成為一條雙向道（two-waystreet）：如果說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無法擺脫西方的影響的話，那麼西方也不可能使自己甩脫這些國家。在富國內部，對資本主義的反彈也越來越強勁。1999年12月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期間及幾個月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華盛頓會議期間的騷亂，不管抗議者的要求是什麼，都凸現了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所激起的憤怒。很多都想起經濟史學家KarlPolanyi的警告：自由市場會與社會發生衝突並導向法西斯主義。日本正在從大衰退之後一直持續的漫長的蕭條中掙紮，西歐人則把票投給那些許諾帶領他們走上"第三條道路"、拒絕一本法國暢銷書所說的L'HorreurEonomique的政治家。
所有這些警世之聲雖然已經令人厭倦，然而迄今為止卻隻是使美國和歐洲的領導人不斷地對其它地區重複著同樣乏味的說詞：穩定貨幣，堅持到底，別管糧食危機，耐心等待外國投資恢複。
當然，外國投資是很好的東西，投資越多越好，穩定的貨幣也不錯，自由貿易、金融業更加透明、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等等這些西方人開的藥方確實都沒錯，但是我們卻總是忘了，我們以前就曾經嚐試過在全球推行資本主義。比如在拉丁美洲，自從1820年代從西班牙統治下獲得獨立以來，已經進行過至少四波旨在創造資本主義製度的改革。每一次，都隻是三分鍾熱情，然後很快拉美人就放棄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政策。所以，這些藥方很顯然是不夠的，事實上，他們也許比不夠還差而是根本就不相幹。
每次資本主義的藥方失敗後，西方人不是懷疑自己開的藥方是不是有問題，而總是怪罪第三世界的人民缺乏企業家精神或沒有市場傾向。而如果他們已經采納了一切偉大的建議而仍然沒能實現繁榮，那是因為那兒出了點小問題：他們沒有經曆過清教徒改革運動，或者他們受歐洲殖民者不完善的司法製度的掣肘，或者簡直就是他們的智商太低。然而，一方麵用文化來解釋日本、瑞士、美國加州這些差異極大的地區的成功，又用文化來解釋中國、愛沙尼亞、或墨西哥BajaCalifornia的貧窮，這恐怕比殘忍更糟糕，也根本不足以服人。西方與世界其它地區財富的差距遠不是用文化因素就能夠解釋的。絕大多數人都渴望資本主義的果實，因而從南美到東歐很多人都向往著移居到西方國家。
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城市中也活躍著大量企業家。不管是漫步在中東的市場，還是行走在拉美鄉村，或者是坐進莫斯科的出租車，到處都是要跟你做生意的人。這些國家的人民擁有天賦、熱情，有從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榨取利潤的超人的才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美國企業也就不必跟海外大量非法使用他們的專利行為做鬥爭了，美國政府也就不會如此拚命地防止現代武器技術流入第三世界國家了。市場是一種由來已久、到處都存在的傳統：兩千年前，基督就把商人從神廟中趕出去，遠在哥倫布達到美洲之前，墨西哥人就帶著他們的產品到市場上交換。
但是如果這些正在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國家的人們並不是令人憐憫的乞丐，也不是絕望地受到陳腐的傳統的束縛，也並不是其不能良好運轉的（dysfunctional）文化的毫無批判力的囚犯，那麼，是什麼妨礙了資本主義給他們沒能像西方人那樣富足？為什麼資本主義隻在西方茁壯成長，難道它真是那麼嬌貴？
在這裏我們將論證，使世界其它地區不能享受資本主義的益處的主要障礙，是這些沒有形成資本（producecapital）的能力。資本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創造財富的力量，是資本主義製度充滿活力的源泉，是進步的基石，這種東西恰恰是世界上的窮國似乎不能自己製造的，不管這些國家的人民在體現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其它方麵如何賣力。
我們也將利用我們自己的研究團隊和我們本人收集的事實和數據來揭示，在亞洲、非洲、中東和拉美，在一個個街區和一個個農場，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擁有能使他們在資本主義下成功的資產。即使是在最窮的國家，窮人也在儲蓄。而窮人們的這些儲蓄數量總計是1945年以來整個世界所接受的外國援助價值的40倍！比如，在埃及，窮人所積累的財富是該國曆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總和（甚至包括對蘇伊士運河和阿斯旺大壩的投資）的55倍！拉美最窮的國家海地，其窮人所擁有的財產是海地自1804年獨立以來所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150多倍！即使美國將其對外援助預算提高到聯合國所提議的水平--即占國民收入的0.7%，那麼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得用150年時間，從能使其援助總額達到目前這些國家已經擁有資產總值。
然而，這些窮國的人們所擁有的巨額資產卻處於一種不完整的狀態：住宅建築在所有權沒有獲得合法登記的土地上，合夥開辦的生意沒有明確的責任界定，而企業則開在金融家和投資者根本就不可能注意到的地方。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並沒有完整的登記文書，所有這些財產也就不能順利地轉化成資本，不能在超出熟人和彼此信任的小圈子以外進行交易，不能被用來作為貸款擔保，也不能股份化以引進外部的投資。
與此相反，在西方，每一塊土地、每一幢建築、每一件設備，或者商店的存貨（storeofinventories）都體現在財產權文書（propertydocument）中，都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隱藏的程序把這些財產轉換成一種看到見的符號（thevisiblesign），使之與外部經濟聯結起來。正是由於這種象征性程序（representationalprocess）,財產才能在其物質存在之外還具有某種並列的看不見的生命。它們可以被用來當作信貸的擔保，在美國，新開辦企業融資的最重要的途徑是企業家用自己的住宅作抵押申請貸款。這些資產也為回收債務和征稅提供了很保險的地址，為創造可信賴的和普遍的公共效用（publicutilities）提供了基礎，為創造可以再貼現並能在二級市場出售的證券(比如抵押債券)也提供了基礎。正是通過這些途徑，西方人賦予了財產以生命，使之成為了資本。
而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則沒有這樣一套象征性程序，結果就是絕大多數國家出現資本短缺，同樣，企業也麵臨資本短缺，它所能發行的證券的數量跟其收入和資產遠不相稱。窮國的企業絕大多數都無法發行股份或債券以吸收新的投資和資金。由於沒有象征物（representations）,他們的資產就是不能流動的資本（deadcapital）。
這些國家的窮人--占總人口的5/6--都擁有某些東西，但他們卻缺乏某種程序來代表他們的財產從而創造資本。他們有住房但卻沒有所有權（titles）；他們生產農作物卻沒有契約；他們有企業但卻沒有公司章程。正是由於缺乏這種根本性的象征物，才能解釋這些國家采用了西方的每一項發明，從紙夾到核反應堆，但卻不能形成足夠的資本以使其國內的資本主義製度順利運轉。
這就是資本的秘密所在。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我們理解為什麼用所有權象征其資產的西方人能夠看到並從中抽繹出資本。人類心智所麵臨的一個重大的挑戰是領會並利用那些我們知道其存在但卻看不見的東西。實實在在的和擁有的東西未必都是切實的和可以看得見的。比如，時間就是實實在在的，但是隻有在我們用鍾表或日曆代表時間之後，我們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整個曆史其實就是人類在不斷地發明出象征性體係（representationalsystems）--文字、樂譜、複式簿記--都是在利用心智來把握雙手不能觸摸到的東西。同樣道理，資本主義的偉大的開拓者，從完整的所有權製度（integratedtitlesystems）與公司股票的創始人一直到MichaelMilken（1980年代"垃圾債券"的發明者--譯注）,都能夠從他人眼裏的垃圾中發現和抽繹出資本，設計出某種新的方法來象征沉積在我們積累的資產中而未被看見的潛力。
就在此時此刻，你就被來自烏克蘭、中國和巴西的電視節目信號包圍著，但你卻看不到。同樣，你也被看不到的隱匿的資本（invisiblyharborcapital）包圍著。烏克蘭發出的電視節目信號太遙遠了，你無法直接感覺到它，但在電視機的幫助下，你就可以把信號解碼，看到圖象、聽到聲音，同樣，資本也可以從資產中被抽繹和加工出來。可是，隻有西方才有把看不見的轉換成看得見的所必需的轉換程序。正是這種差別解釋了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夠創造資本而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卻做不到這一點。
而世界上的窮國--那裏生活著世界上2/3的人口--缺乏這種程序，卻並不是由於某些西方人壟斷的陰謀，毋寧說，由於西方人把這一套機製視為理所當然，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其存在。雖然這是個關鍵性的機製，然而美國人、歐洲人和日本人卻都沒有留心到它，盡管他們創造財富的能力都應該歸結於他們利用了這套機製。它是一套隱秘的法律基礎結構（implicitlegalinfrastructure），深深地隱藏在西方的財產權製度中，它本身並不現身，而隻是冰山露出的一角。而冰山的其它部分就是複雜的人為製訂的可以把資產和勞動轉化為資本的程序。這一套程序不是根據一份藍圖創造出來的，也無法在一本小冊子中講得清楚。其起源是朦朧模糊的，而其重要性則潛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下意識（theeconomicsubconscious）中。
我們的心智對如此重要的東西怎麼竟會無所知覺？這種情況一點都不少見，我們經常是知道如何使用某種東西，卻並不了解它們為什麼會如此運作。水手們早在出現完善的電磁學理論之前就會用羅盤，而動物飼養者遠在孟德爾提出遺傳學法則前就具備了很實用的遺傳學知識。資本使西方繁榮，然而人們是否真正了解資本是如何起源的？如果他們不能了解這一點，那麼，就始終存在這這樣的可能：西方人也許會幹一些傻事，損害他們自己的力量之源泉。弄清資本的源泉（thesourceofcapital），將有助於我們在目前的繁榮一旦被很可能到來的危機所取代時，西方能夠保護自己和整個世界。因此，我們又會聽到每一次國際危機中都會提出的問題：將用誰的錢來解決問題？
迄今為止西方國家一直很幸福地把他們形成資本的製度完全視為理所當然，並且聽任其曆史湮滅不彰。這一曆史必須被發掘出來，本書就是試圖再次探索資本的源泉，並據此說明如何矯正窮國的經濟失誤。這些失誤跟文化或遺傳因素沒有任何關係。誰能說拉美人和俄羅斯人有什麼"文化"共性？然而，自從這兩個地區開始在沒有資本的情況下建設資本主義始，十年中它們都麵臨著同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顯著的不平等、地下經濟、無孔不入的黑社會、政治不穩定、資本外流、公然地不尊重法律。這些麻煩並不是源於東正教的僧侶，當然也不是源於印加人的文化。
而且並不是隻有前共產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經曆這這些難題的折磨，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1783年的美國，當時華盛頓總統抱怨說，"匪徒們（banditti）......撇去和拿走了這個國家的奶油，而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這些所謂的"匪徒"就是那些占據了他們不擁有的土地的非法定居者（squatters）和非法的小企業家。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這些非法定居者一直在為他們對這些土地的合法權利而奮鬥，采礦者也為其權利訴求而鬥爭，因為每個城鎮和每個營地的所有權法都各不相同。強製執行財產權，在年輕的美國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普遍的社會動蕩和對抗狀態，以至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JosephStory在1820年就懷疑律師們是否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非法定居者、匪徒及對法律的公然蔑視似曾相識？美國人和歐洲人已經告訴世界其它國家"你們跟我們一模一樣"。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情況的確非常相似於一個世紀前、仍處於不發達狀態的美國。西方政治家曾經麵臨過今日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正麵臨著的同樣嚴峻的挑戰，然而他們的後來者卻忘卻他們的過去：開發西部的先驅者們也麵臨資本不足的問題，因為他們也對他們自己耕種的土地及擁有的物品根本就沒有公認的權利（title），亞當斯密也曾到黑市上購物，英國流浪兒童也曾搶著撿開玩笑的遊客扔到泥濘的泰晤士河岸上的硬幣，Jean-BaptisteColbert的官僚曾經處死了16000名小企業家，他們唯一的罪過就是違反法國工業法而自行生產和進口棉布。
西方的曆史就是很多國家的現實。西方國家如此成功地把他們的窮人整合進其經濟體係中，以至於他們現在已經不記得他們曾經是怎麼做的，忘了是如何促成資本形成的，美國曆史學家GordonWood曾經寫道，"社會和文化中發生的某些極端重要的東西釋放了普通美國人前所未有的熱望和活力"，這種"極端重要的東西"就是美國人和歐洲人接近於建立起了普遍的正式的財產權法，發明了某種轉換程序，這種法律允許他們創造資本。正是在這一時刻，西方就越過了分界線，形成了成功的資本主義，這種法律不再是私人俱樂部（privateclub），而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popularculture），而華盛頓所恐懼的"匪徒"則轉化成了美國文化現在所崇拜的可愛的開發先驅。
然而令人奇怪也令人不安的事實卻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最關鍵的部分--資本，卻是最不被關注的話題。這種漠視就使它隱藏在神秘之中，實際上，隱藏在五大秘密之中：
缺乏信息的秘密
慈善機構總是強調世界上窮人的悲慘和無助，以至於沒人認真地研究這些窮人積累資產的能力。過去5年，我們跟來自6個國家的上百位同行離開書桌、睜開眼睛，走進四個大陸的城鎮和農村，計算社會中最窮的人們到底儲蓄了多少錢，數量是極為驚人的，但絕大多數卻是死資本（deadcapital）。
資本的秘密
這是本書的關鍵性秘密和中心論題。資本是過去300年中令無數思想家神魂顛倒的題目。馬克思說你必須得超出物理世界才能觸摸到"下金蛋的母雞"；亞當斯密覺得你必須得創造"某種通向天空的車道"（asortofwaggon-waythroughtheair）才能逮到這隻母雞。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母雞藏在哪兒。資本是什麼東西，如何才能形成，它跟金錢有什麼關聯？
政治意識的秘密
如果世界上如此多的窮人手裏掌握著如此之多的死資本，那麼，為什麼政府不努力發掘這種潛在的財富？這不過是因為政府所需要的證據，隻是在過去40年中才逐漸顯現出來，這段時間全世界上有數十億人從在較小規模上組織的生活遷移到在較大規模上組織的生活。這種向大城市移民迅速地實現了勞動分工，並在窮國引發了深刻的工業-商業革命，而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一點卻完全被忽視了。
美國被人遺忘的教訓
目前正在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事情，歐洲和美國從前也經曆過。不幸的是，我們很多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失敗給我們施了催眠術，使我們忘了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到底是怎麼做的。這些年我們訪問了許多發達國家的專家和政治家，但他們都沒有給出答案。這是一個秘密。我們最終在他們的曆史記載中找到了答案，而最合適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曆史。
法律失靈的秘密：為什麼財產法在西方以外不起作用？
從19世紀以來，有很多國家照搬西方的法律希望給其公民提供創造財富的製度框架，今天這些國家仍在效仿這些法律，然而很顯然，這些法律卻不管用。絕大多數公民都不能運用法律把他們的儲蓄轉化成資本，為什麼會這樣。怎樣才能使這些法律起作用，迄今仍是個秘密。
第三章 重商主義
重商義是歐洲國家八中世紀向現代過渡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態，是史書上一個傳統的提法。
商業資本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有一定友展的古希臘城邦，不但有了由小商販經管和定期集市的國內貿易，而且有了海上貿易。商止資本，實際上，是資本在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形式。作力資本財富而存在，它在過去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執行著資本的職能。應該承認，在歐洲從中世紀向現代過渡這一時期，商來資本是產業資本的先驅，對於這兩時代的生產方式的特化起了一些摧化作用。但是商止資本，就其本身來說，還不足以造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
在這個時期，商業資本之所以在封建生產方式的衰敗和資本主又方式勃興的過程中，起了一定摧化作用，不是由它本身有著促迸一個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生產方式的功能，而是因為這一時期，新的資本主義方式的各種因素已經孕育在舊生產方式的內部。而各種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經濟發展促進了這些萌芽迅速成長。隻是在這個特定條件下，商業資本才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驅，而作為反映這特定曆史時期的商業資本現實的重商主義，才成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最初理論探討的經濟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