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精神分析學派
第一節 從古典的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德國建立了法西斯政權，一些德國精神病學者移居美國，在新的土壤上形成了新的精神分析學派，其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弗洛姆、卡丁納、艾裏克森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強調精神病病因學的社會因素，重視文化因素對人格形成和發展的影響。但這些代表人物不僅在理論側重點上各有所不同，而且他們也不是十分團結的。霍妮的兒子埃卡爾特曾經寫過一篇《有關美國精神分析的組織分裂》的文章報道四次分裂。他說，“組織分裂是全世界的精神分析的特點。它們是精神分析這門學科本身的遺傳因素的症候。關於德意誌、奧地利、法蘭西、瑞典、挪威等國的歐洲分裂，我是略有所知的，同這裏的情況基本相似，雖也存在著地區的差異。”
為什麼說這種分裂是遺傳的呢?因為追本窮源就要上溯至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可以說有兩種身份。他作為科學家，便不怕修改自己的概念。這些概念雖然用定義固定下來，“但是”，他說，“科學的發展甚至要求這些定義有一定的彈性。物理學提供了一個好例，可用以說明甚至以定義的形式確定的那些基本概念也常常改變它們的內容。”
但是弗洛伊德作為一個專權的領導人便不允許他的信徒對他的學說有提出異議的權利。
埃卡爾特所說的四次分裂，我們可不必逐一詳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霍妮和弗洛姆的對峙。“霍妮是一位聰明傑出的婦女。弗洛姆和沙利文的影響同她自己的臨床經驗結合起來，使她加入精神分析學家的這樣一個派係，這個派係感覺到弗洛伊德在精神失常的病原學和一般人的發展方麵低估了社會和文化的因素的影響。”但是她是不甘居人下的。她和弗洛姆分成兩個小集團，她的集團卻更有力量。她於1939年寫了一本《精神分析的新道路》，據馬莫爾的回憶，這本書引起了保守派的精神分析者的不快。馬莫爾以為霍妮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新穎的創見，但是“她寫來好象弗洛伊德和她自己是的精神分析運動中惟一的兩位重要人物，而不努力把她的觀點放在曆史背景上，對先前所有為她的見解準備土壤的著作予以適當的榮譽，例如弗洛伊德的《焦慮問題》，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與防禦機製》，賴歇的《性格分析》，更不必說沙利文、卡丁納、弗洛姆等人的貢獻了。”馬莫爾還認為霍妮似乎怨恨弗洛姆的日益加大的名望，企圖借故把他從原有的位置拉下去。
總之，霍妮作為一位領導人，她的性格特征是令人感到遣憾的。她的兒子埃卡爾特說：“我的母親K·霍妮似乎先發出了革命的火花，後卻成為表演一個可怕的人物的角色。”新精神分析的分裂有一部分是應歸罪於她的。
1952年奈特在美國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致詞中說：“全國醫生和科學家協會在訓練標準和實踐上彼此抱怨……自稱是正統派，別人是異端……這個景況至少是不能吸引人的。這種術語僅適合於宗教的或狂熱的政治運動，而不適合於科學和醫學。原因也許是我們仍舊站在巨人弗洛伊德的影子當中，以致不許把精神分析看成心靈的科學而看成它的創始人的教義。”基於這種情況，所以奈特認為精神分析也許可被視為一個超齡的青年，他希望十年以後看到更成熟的時期。
到了1966年米勒特由於遭遇同樣的困難而悲哀，再一次提及這個學科的青年期行為。奈特說話後，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但是老毛病的改變還得寄希望於未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要為新精神分析概述其所有的共同之點，似乎隻能說新精神分析學家否定裏比多或性的重要性而代以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因素，所以新精神分析常被稱為文化學派。其次，他們重視發生法，研究發展心理學。第三，弗洛伊德主張性惡論，他的所謂潛意識或伊底滿裝著不可告人的罪惡欲望。新精神分析者相反，似乎傾向於性善論。例如由弗洛姆看來，人在本質上是善的，是理性的，惡的軌跡在於社會；真正的問題不是人的先天的破壞性，而在於社會的改造，使它適合於正常的人性。
從古典的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也是有它的曆史背景的。波林曾經說過，如果弗洛伊德幼時在搖籃中夭折，也一定會有另一個弗洛伊德出來，這說明弗洛伊德是時代的產兒。
弗洛伊德在1914年1月曾談到歐洲人對精神分析的“反抗”，似乎他有“孤立”之感。他同他的門徒瓊斯不斷地強調了三種情況用以解釋歐洲人對精神分析的不友好的反應。第一種情況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性道德；第二種情況是反猶運動，因為弗洛伊德是猶太籍；第三種情況是批評家反對弗洛伊德探索人的心靈深處的療法。德克爾在《精神分析與歐洲人》一文中肯定了下述三種情況是不利於精神分析的流傳的。第一，歐洲中產階級經過訓練，認為公開揭露或承認性的欲望是可恥的；第二，維也納在1873年後，歐洲其他地區在1890年後，反猶情緒滋長，對一些猶太人的精神分析事業確實起了阻礙的作用；第三，批評家也確實憂慮精神分析的那種“誅心”的分析。
但是這三種情況總起來說，也隻能說是支流。就主流說，“精神分析對七十五年前的歐洲精神不是敵對的。心靈的‘下意識’或‘無意識’成分的認識已經構成柏格森等人哲學的主要部分。”“而且在本世紀的開始，也不是單是精神分析從事性知識的探究。”因此，“很明顯，就廣泛的文化意義來說，弗洛伊德沒有陷入“光輝的孤立”。
根據上文，可證精神分析的主題，也許如德克爾所說的，“曾經是歐洲的時代精神的一部分”。那麼為什麼古典的精神分析又轉化為新精神分析呢?
必須指出，從1885至1894年是弗洛伊德和布洛伊爾合作的時期。從1894至1900年是弗洛伊德最富於創造性的時期。他提出了性的病原學的主張和潛意識說及裏比多說。從1900至1910年，他放棄了先前所規定的神經病產生於性的創傷的觀點，因為這是弗洛伊德思想中最受不起科學攻擊的弱點。但是他仍舊強調本能內驅力而忽視環境的影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至1918年間的經驗使他感覺到侵略性是一種重要的被壓抑的衝動，從而提出了死的本能和自我、超我、伊底的新的學說，可以說，精神分析到了1920年左右作為一種治療方法卻已降落到最低潮了。
三十年代中期，精神分析者日益認識到自己與病者的交互影響的重要性，從而開始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們以為為了分析和治療神經病，應著重注意這些關係。霍妮、弗洛姆和沙利文都對這方麵作出了貢獻。霍妮根據社會科學的發展和她自己對病人的經驗，對神經病提出了廣泛的文化的解釋。弗洛姆以為人在出生時，與其他動物相比有更少的先天決定的行為。他對環境的適應的方法都得來自學習和文化訓練。其所以產生神經病的困難是由於他的文化導致新的需要的結果。因此，他否定了裏比多和本能欲望的病因論。沙利文也認為人格是由於社會勢力作用於人而形成的。人所關心的主要是滿足生物的需要，但這種需要的滿足在幼年時有賴於成人特別是母親的照顧。成人的讚揚使他高興，感覺到為社會所接受，成為社會的一個成員，從而產生了安全感，否則，成人的責備就會導致他的焦慮。這些人的學說下文當分節論述，現在我們隻須知道精神分析到了他們手裏已由裏比多說而演進為文化說了。
同時，這個從古典的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的轉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席卷資本主義所有國家，加上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神經病發病率大大增高，患者的病因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各種複雜的因素，其中以經濟因素尤為突出，從而，進一步衝淡了弗洛伊德所強調的性的因素或本能的因素。
第二節 沙利文
沙利文，祖籍愛爾蘭，後移居美國。1913年進芝加哥大學學醫，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曾在華盛頓伊利莎白醫院、馬利蘭醫科大學等處工作。他曾到巴黎、倫敦、日內瓦、阿姆斯特丹等地參加國際衛生、醫藥、精神病學會議。1949年，在歸國途中，病逝於巴黎。
沙利文在醫科大學畢業前，曾鑽研過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是第一個文化派精神分析理論家。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就形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的基本觀點。他非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影響。所以，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又叫做人間關係理論。關於人格學說，沙利文在生前隻出版了一本著作：《現代精神病概念》。他在死後才成為有影響的人物。根據他的筆記和演講記錄，輯成五本著作，先後於1953、1954、1956、1962、1964年出版。
一、人格學說
沙利文是著名的精神病學家，但是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他的人格學說。他認為人格就是那些經常發生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相對持久的行為模型，它們能表明人的生活特性。換句話說，人格成了一個中間變量，從一個人與其他的人和物有關的行為中推論而得。一個人出生以後，就處於一種複雜的、變動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中；一個人的人格，隻有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才能存在。隻研究個人本身而不研究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也就談不上研究人格了。但是，沙利文認為，在個人與之發生關係的對象中，可以是真正的人，也可以是一個意象、一個夢境、一個虛構的角色。由此可見，他所說的人與人間的這種社會關係，是包括心理關係在內的。
沙利文認為一個人從嬰兒期到成年，一共經過六個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年齡大約與某一成熟程度相當，成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成熟能使個人覺察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各個方麵並能予以應付。這六個階段是：
1嬰兒期——從出生到言語行為能力的成熟；
2兒童期——到與同伴相處生活能力的成熟；
3少年期——愛情能力的成熟，“內部的”批評已發展成為自我係統的一部分，自我采取了一種更加社會化的人格形式，表現對名譽的重視；
4前青年期——兒童的內心需要以生殖需要的精神推動力形式表露出來；
5成人早期——性欲行為的成型；
6成人後期——身心全部成熟。沙利文認為，在人格發展的各個階段中，生理成熟與社會認可之間往往產生矛盾和衝突，可以引起焦慮、倒退和自我中心的人格。因此，個人必須注意自己的發展各階段之間的協調，才能獲得完滿發展的人格。
沙利文以為人格發展已證實有三種過程。第一種叫做動能。動能在沙利文的體係內是有它的重要性的。沙利文所強調的主要是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過去的所謂心理衝動、內驅力、目標等概念適用於有機體本身，不能表示“人與人環境中的有機體”。因此，沙利文采用一個新名詞叫做動能。這個動能代表一種相對持久的模型，這些模型是有機體在體驗自己生存時出現的，可用以了解人對人的行為的有意義的方麵。這種動能最初所追求的，是體內的由於化學不均衡或平滑肌活動所引起的緊張的解除。其最終的狀態是沒有緊張的幸福感，例如熟睡最近似於這個狀態。動能還可以集合起來表現為對安全的追求。這種追求是受文化製約的，與求得讚許和特權的需要有關。周圍的成人在受到煩擾而懷有敵意時，兒童心領神會就直接經驗到緊張和不安。從此，他便開始控製他的行為，借以降低緊張的程度。沙利文以為怕譴責的經驗是焦慮的開端。沙利文又提出自我動能這一概念。它是由兒童周圍有影響的成人對他的稱讚發展而來的，是個人通過社會的相互作用而感知的自我意象，而這個意象則與弗洛伊德的超我有密切的聯係，是一切人類行為的首要因素，把個人追求生理需要和安全的滿足都包括在內了。
第二種過程叫做人格化。它是個人保持著的關於別人和自己的意象，這些意象往往在嬰兒期就產生了，如果它們保持原樣不動，就能影響他後來對於別人的態度，這就是他所稱之為“遺覺人格化”的態度，這種遺覺人格化的產生往往溺於幼年對有權威的父親的態度，它影響著一個人對其他權威人物的未來反應。由一群人所保持著的任何人格化則是一種定型，這與榮格的原型有相似之處。
第三種過程是認知過程。主要是指兒童應付不同種類符號化的真實能力，以及兒童對環境作出反應的這些能力之間的關係。它可分為三種經驗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應模式和綜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嬰兒所特有的心理狀態，在個人的自我和世界之間還缺乏界限，隻是直接體驗著一些原始感覺，不附有任何意義，同時缺乏時間的組織。隨之而來的不完善反應模式，乃是兒童在自己和外界之間開始覺察出了主要區別。他有了語言經驗，有了一種共同有效的符號可以參照了，但是由於受到經驗和能力的限製，這種符號還沒有受到現實的檢驗，因此，經驗之間缺乏邏輯的聯係，還是一種偶然的結合。至於綜合模式，由於利用共同有效的符號以及其他一些有效性而形成了邏輯聯係，這種符號是集團公認的，最普通的就是語詞，它們的主要作用就是思想交流。
二、沙利文的神經病理論
沙利文有關神經病的產生原因和治療的理論與他的人格學說自然是分不開的。他認為，一個人在他的發展過程中，如果他的正常的、滿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遭到破壞，那麼，這就可能導致神經病。沙利文還認為，神經病的產生，也就是一個人對他所麵臨的生活情境的一種反應方式。他指出，有神經病的人，同大多數正常的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區別僅在於有的人是以他自己從童年期的固定下來的原始的反應方式去應付新的情境。
沙利文指出，性的問題也是神經病患者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它不是神經病患者的關鍵性問題。他非常強調，不論是醫治癔病、強迫性神經病、精神分裂病、躁狂抑鬱症、性格障礙或其他精神障礙，關鍵的問題是了解患者的自我係統的局限和歪曲，因為這是導致神經病產生的主要原因。
個人對自己人格的看法，總是和他對別人人格的看法相聯係的。對別人人格看法上的局限和歪曲，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由於對自己的人格有不正確的看法和歪曲。
沙利文認為，由於過去不幸的經驗，人很容易對自己產生偏離正常的觀點、態度和信念，這些歪曲了的觀點、態度和信念，總是糾纏著他，使他陷入一種不適當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於是人就受到焦慮的幹擾。這種焦慮，妨礙他清醒的思考、正確的認識和適當的行為。嚴重的焦慮，甚至可以導致精神分裂。
由於自我係統的失調，不少人在青年或成年期，表現出不可理解的對自我看法上的錯誤。但是，他自己還認識不到對自己的形象或人格上的歪曲。沙利文指出，這就需要精神分析工作者很好地幫助他。這需要經過一個較長時間和耐心的教育過程，做好這一工作。精神分析工作者可以通過和病人的談話、觀察，推導出患者目前所存在的問題。
沙利文也指出，要把患者看成是一個人，而不要僅僅看到他的病。要重視患者脆弱的自尊心，精神分析工作者的治療目的，就在於重新發展患者的自尊心，實現患者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安全保證。
關於如何處理病人的焦慮問題，在沙利文看來，主要的是培養患者對未來的正確的看法，給患者指出未來廣闊的前景，引導他認識消除焦慮的意義和應注意的事項，引導他重視自己過去生活中有利的因素，從而建立起改變現狀的信心。隨著這些方麵的不斷努力，患者的自我係統，是可以逐漸改變的。
沙利文的理論，沒有受到多少批評，可能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他的學說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把病人當成人，注意啟發自尊心，消除焦慮，指出前景等，顯然，這些是有助於治好神經病的，另一方麵他一開始就比較注意吸取對立麵的意見。不過，他的影響並不太大，也沒有幾個忠實的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