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元代稱為直沽，是接轉運糧船的重要樞紐。明初設天津衛，據說因明成祖由燕起兵，從此渡河南下，後來在置衛所時賜名天津。由於它是漕運的樞紐，又是北京的門戶，迅速發展成為北方最大的海港城市。當然，長蘆鹽場的經濟實力也支持了天津的繁榮。1860年被辟為商埠以後，遂成為北方最大的貿易中心和工商重鎮。直到建國前夕，天津一直與上海相伯仲，僅次於上海而成為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上海得名始於南宋，因上海浦而定名為上海鎮。元代始設上海縣。明清兩代，上海得到迅速發展，鴉片戰爭前夕，上海已成為擁有20萬人的大城市。1842年被辟為商埠以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接踵而至，強行開辟“租界”，遂成為外國資本家的“樂園”和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最大的侵略據點。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具有一條“黃金水道”和最大的腹地。侵略者可以把他們的魔爪伸向中國的廣大地區。上海處於長江航運交會的樞紐地位，具有發展成為海港城市的一切有利條件，能夠後來居上，一躍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
上述以經濟功能為主的城市，盡管形成的時間不同，但均設有市場，或設有多處市場，作為交易的中心。
中國的都城設市始於西周的豐鎬，所謂“前朝後市”就是證明。秦鹹陽有市史有明文，呂不韋把《呂氏春秋》公布於鹹陽市門，李斯被腰斬於鹹陽市，秦公子12人被戮於鹹陽市，都可以說明這一點。西漢長安城有9市，一般認為即東市、西市、南市、北市、孝裏市、交門市、交道亭市、柳市、直市。東漢洛陽有金市、馬市、南市。六朝時的建業和建康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隋唐長安有東市和西市。宋元明清的開封、杭州和北京，市場更多，沿街布設，各有特色。宋代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已沿街設置，與今天各個城市的商業街十分相似。
西周以後，中國的都城不僅設市，而且管理甚嚴，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周禮》就有司市，專門管理市場。規定“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由於交易定時，交易者“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西漢長安市場設有市長，京兆尹領長安市。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從漢代末年起，商賈定居市場，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為方市闠門，周環列肆，商賈居之，都商亭在其外。”60000465_0104_3陳直先生認為，“方”為“九”字之誤。由於商賈定居市場，管理的任務更大，製度更加嚴密。六朝的建康大市“備置官司”。隋唐長安市場設置東市局、西市局、東平準局、西平準局，均隸屬於太府寺。兩市還有市署令，“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貨物為三等之直，十日為薄”。北宋開封設置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其上下界及諸州市易務、雜買務、雜賣物皆隸焉。”盡管從宋代起，市場已沿街布設，但由於稅利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對市場的管理一直是很嚴格的。元明清的北京，對市場管理和征稅的製度更加嚴密。元代設大都宣課提舉司，“掌諸色課程，並領京城各市提舉”，每個市場都設專官管理。元代還在大都、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設警巡院，有102個城市設錄事司，使中國城市有了自己的建製，即相當於今天的市政府一樣。這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更是一件大事，證明中國城市已向政治獨立、經濟完善的方向發展。明代初年，在南京設置東西南北中五城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遷都北京後仍沿用這種辦法，對物價管理極嚴，“每三日一次校勘”。清代北京市場管理和征稅，先歸戶部，後歸地方官兼領，即歸順天府所轄之大興、宛平二縣分管。中國的首都盡管以政治功能為主，但市場既關係到京城生活必須品的供應，又關係到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向受到重視，《周禮》規定的管理機構及職能一直延續下來。像《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即管理與平準物價，一直是市政機關的主要職能。過去所謂的“質劑”，也就是平準物價。
各地的經濟都會，同樣設有管理機構，司馬遷的祖先就作過漢市長，“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省”。《晉書》中也有“市長沛國趙元儒”這樣的記載。除明代“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外，唐以後，市場管理一直由地方官兼任。唐代大都督府有市令，都督府、三都、諸州各有市丞一人。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廢州縣市印，由地方官兼任。地方官既是政治上的行政長官，也是一個城市經濟管理的指揮者。
由於各個經濟都會形成的地理基礎不同，以經濟功能為主的城市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即運河沿岸的商業城市、海港城市、陸路上的商業城市，以及近代的工商業城市。
由於中國的運河興起很早，隨著運河的發展，在運河沿線興起了一批著名的經濟都會。譬如春秋戰國時代的陶，西漢的雎陽、滎陽、彭城等，唐代的揚州、京口、泗州、貝州等，明清的杭州、蘇州、鎮江、揚州、淮安、濟寧、臨清、河西務、通州等，都人口眾多，商業繁榮，以運河為生命線。
中國的海路交通也興起很早，形成了許多著名的海港城市。秦漢時代的番禺，唐代的廣州、登州、明州，宋元的泉州，明清的廣州，近代的上海、天津等，都是對外貿易的商港，港口的興衰，直接關係到城市的興盛與衰落。
隨著陸路交通線的變化，各個時代的主要陸路交通線上都有著名的經濟都會。譬如唐代絲綢之路上的涼州（今甘肅武威），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定州（今河北定縣）等，都顯得十分繁榮，就是典型例證。
近代工商業城市的形成，使城市分類出現了新的變化，可以把經濟都會分為工業城市、商業城市、海外貿易城市。工業城市又可分為紡織工業城市、鋼鐵工業城市、陶瓷工業城市、化學工業城市、煤礦工業城市、石油工業城市等等，或者稱為輕工業城市、重工業城市。商業城市、又可分為綜合性商業城市、單種商品為主的商業城市。海外貿易城市也可按交易對象或商品種類，分成不同類型的貿易中心城市。當然，不管如何分類，各類城市都有自己的地理優勢，可以發展成為著名的經濟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