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高爾基
第三章 生平及創作道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曆二十八日），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別什柯夫（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伏爾加河上遊的下新城（現名高爾基城）一個木工家庭中誕生。他的父親雖然贏得了他的母親的愛情，卻為此而大大得罪了自己的嶽父。原因是他出身卑微，與開染坊的妻子家不門當戶對。父親的"罪過"使兒子別什柯夫也承受了不幸。當高爾基四歲那年他父親病逝後，他被改嫁的母親遺棄在外祖父家中。他的童年從此便更加不幸了。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正方興未艾。大工業對家庭手工業的無情壓迫和排擠，加速了高爾基外祖父的家業的破產。小生產私有者之間的人性的泯滅，使年齡最小的別什柯夫成了這個家庭中最無力保護自己的受難者。外祖父、兩個舅舅，都可以把他當作盡情發泄自己的失意與苦悶的對象。隻有外祖母阿·伊·卡西琳娜對高爾基說來，是這個世界上的一線光明。
對俄國文學來說，祖母或外祖母，無疑是人民哺育偉大作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克雷洛夫、普希金乃至果戈理，從孩提時起受到的文學啟蒙，都莫過於從自己的祖母或外祖母那裏聽到的民間口頭創作--神話故事、傳說、詩與歌謠。高爾基在《童年》中對其外祖母的描繪，給我們留下了俄羅斯婦女聰敏、慈祥、熱情、正直的美好形象。她在那個末日已站在屋簷頂上的家庭中，不僅是小別什柯夫的保護神，更主要的，還是高爾基文學天賦的啟蒙人。高爾基後來回憶說："我滿肚子都是外祖母的詩歌，就像蜂房裝滿了蜂蜜一樣；甚至在我思考問題時，也像是在用她的詩去思維"。事實正是這樣，當一八七八年，下新城當時的主教來講課時，高爾基僅憑記憶，便以詩歌的形式給他講出許多民間故事。這使他周圍的成年人都大為吃驚。外祖母還以自己作人的道德力量、對人生的真摯的熱愛，為高爾基紮下了不懼邪惡、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根"。這一切，都使她的外孫終生難忘。以至當高爾基寫完《童年》之後，曾一度想將小說命名為《外祖母》。
在這個環境裏，高爾基從小就受到靠自己的雙手戰勝困難的訓練。他僅念過三年小學，而為了交學費，他不惜承受同學的歧視，沿街揀破爛兒換錢。當他因學業出眾受到學校獎勵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將得來的嶄新的一本書送進當鋪，換回五十五戈比交給外祖母維持生活。也正因如此，當一八七八年秋，生活仿佛執意要讓我們社會主義文學的泰鬥走"非學者化"的道路而迫使高爾基因窮困輟學時，他毫無畏懼地挺起胸膛，走向了人間。
苦難的"人間"
當談到自己在人間受過的苦難時，高爾基曾說過：我"不誇大生活中的苦難，盡管它在請我吃苦時毫不吝嗇"。但我們即使從他的自傳三部曲中大大壓縮了的介紹裏，也能感覺到這是非我們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人生考驗。在他年滿十六歲之前，他從城市貧民子弟小學的三年級輟學後開始，已先後從事過七種職業。起初，他是作鞋店裏的"學徒"，但他由於端萊湯燙傷了手離開了鞋店。又到一個繪圖師家裏當"學徒"，可還是擺脫不了苛重的雜役與老板娘的打罵。他終於忍受不了而擅自跑到伏爾加河畔，在一艘來往於下新城與別爾姆之間拖運囚徒的輪船上，作了大半年的"洗碗小夥計"。爾後，他又被迫回到那個繪圖師家裏當了三年傭人。在這之後，他還作過聖像鋪的店員，建築工地的領工，乃至商場戲院跑龍套的演員。如此頻繁地更換工作的原因，不是由於高爾基本人受到有產階級的虐待與壓迫，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與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蒙受淩辱與歧視。但使少年高爾基感到異常痛苦的，還不是在拚命工作借以口時所受到的肉體磨難，而是心靈的精神重創，這使高爾基畢生未能消除對它的餘悸。從這時便萌發了終生與之鬥爭的熱情，直到十月革命來臨之際這種餘悸仍未消除，以致使高爾基犯了誇大俄國社會的惰性，要求推遲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他後來這樣回憶當時的感受："在我周圍，一鍋不幹淨的粥沸騰著，我覺得，我要慢慢地給煮爛了"。正是在他"開始生活的那個圈子裏的人的生活內容"，冷卻了高爾基導求"更好一點的東西"的熱望。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把在現實生活中碰了壁的觸角，本能地伸進了文學領域。
"善良號"輪船上的廚師斯穆雷，激起了高爾基讀書的興致。用高爾基自己的話說，促使他"相信書籍具有極其偉大意義並愛上了它們"。在高爾基眼裏，斯穆雷的一箱子書，"可真是世界上最奇異的書庫"。離開輪船後，在高爾基的生活中，便出現了一個新的，終生使他心醉神往的天地。
巴爾紮克筆下的葛朗台老頭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福樓拜塑造的普通廚娘形象，勾起了高爾基對外祖母的思念；普希金的詩，使他"充滿了一種貪婪的心情--總想一口氣跑遍這突然闖入自已生活中的美好世界"；萊蒙托夫的《惡魔》對聖像畫師們產生的心靈震撼，使高爾基領略了文學擁有的強大感染力。當然，高爾基也讀過無數的壞書。在當時的下新城裏，高爾基憑其所能借到的圖書中，大量的還是法國與英國的低級趣味的驚險小說。這對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小讀者說來，無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高爾基的獨特的力量就在於，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書籍裏，他都能棄偽識真，從紛亂複雜的生活與文學現象中發掘出鼓舞自已追求真理的動力。不幸的，沉重的現實生活，與書本中美好的、但是虛構的浪漫生活，在他心中的猛烈較量，最終還是後者占了上風。他要拋棄使他厭惡的小市民社會，他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大學讀書。
"我的大學"
一八八四年，高爾基懷著這種激情，首次告別家鄉，來到了喀山。凋敝的經濟、大量的失業工人、如潮水般破產的農民，畸形得令人可怕的流浪漢王國，這個冷酷的現實迅速粉碎了高爾基的求學幻想。他明白，自己是從小染缸落入了"一個大梁缸"。他在喀山，經曆了自己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最為緊張、同時也是危機最為嚴重的一個時期。一方麵，為了維持生存的需要，使他必然地接近俄國的流浪者。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種可怕的現象，比我所說的還要可怕的現象"。另一方麵，尋求真理的願望使他接觸到了俄國的民粹派。對他來說，這既是一種幸運，同時也是一種不幸。
在喀山將近四年的時間裏，高爾基先是當過流浪漢，在伏爾加河口幹零活；隨後作過麵包作坊的工人，幹過花匠和清掃工，甚至還在一家地方劇院充當過合唱隊員。俄羅斯帝國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的特征，在高爾基生活的社會底層，極其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無情而又可怕的事實，終於又化為一種強大的動力，使他從文學虛構的樓閣中走了出來，進了小商人傑林柯夫的雜貨鋪。
當時的喀山，是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必經之地。在當時的政治犯中，主要是民粹黨人。他們或從赴流放地的途中出逃，或從流放地潛回來到喀山，同這裏的大學生們一道繼續從事革命宣傳。傑林柯夫的雜貨鋪，便是當時喀山無數秘密讀書會中的一個地點。還是偶然的機緣，使高爾基同它接近了起來。他破天荒第一次遇到這種人，他們的生活興趣大大超出了對個人生活的關心，他們完全懂得勞動人民的疾苦，所談論的是必須改變現實生活。高爾基覺得，他可以將自己的理想同他們這些人的使命聯結在一起。但當他讀過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謝德林等人的政論文章後，更重要的是他運用了民粹派的理論指導了實踐後（1886年高爾基曾在謝苗諾夫麵包坊裏組織過一次罷工），和他平生第一次與馬克思主義者費多塞耶夫接觸後，他漸漸地感到，從民粹派那裏"隻能學到一些詞藻。喀山麵包店老板謝苗諾夫教給我的馬克思主義，要比書本上教的又多又好。"當然，他這裏強調的還隻是通過生活本身接近馬克思主義。至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這時他已讀過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但還未能幫助他形成完整的世界觀。在經過興奮、冷靜與厭倦之後，高爾基不是被民粹派拋棄，而是自己拋棄了民粹派。他重又陷入了比肉體折磨更為可怕的精神痛苦之中。在近似封閉的思想禁錮下，高爾基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試圖用自殺來解脫這一切。
高爾基在喀山時期的主要意義，不僅僅在於他對生活與文學道路的進一步的探索。他後來成為一個政治活動家的宣傳與組織才能，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得到鍛煉的。當時除了上麵提到的那次組織罷工外，高爾基更多地是以一個政治鼓動者的麵貌出現於工人、衣民中間。高爾基後來回憶道："鬼才曉得，我給這些人講了些什麼。但是無疑，講的都是能夠激發他們信心的一些話，使他們看到，有希望過上另一種比較輕鬆、有意義的生活"。由於他在傑林柯夫雜貨鋪的秘密活動，他第一次受到了警方的注意。喀山憲兵司令部從此便建立了關於"送麵包工人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別什柯夫"的檔案。在這期間，他還隨同費多塞耶夫來到喀山附近的克拉斯諾維多夫村進行"喚起衣村的覺醒"的革命鼓動工作。從這段實踐過程中，他認識到自己摒棄民粹派的理論是正確的。但他還未找到引導自己走向真理的出路。他這時多麼需要一盞指路的明燈啊！
"我要了解俄國"
一八八八年深秋，高爾基曾步行到察裏津住過一陣。這期間，他當過車站守夜人和過磅員。一種從事文學創作的衝動日益強烈。他想以此來對抗現實生活中的一切苦惱。他也曾組織過一個都是工人參加的"自修小組"。但他的處女作--長詩《老橡樹之歌》還未得到權威們的鑒賞；他的"勞動人民應當成為生活的主人"的預言，在工人眼裏還是些"鬼話"。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高爾基一時竟想去請教列夫·托爾斯泰。於是，他辭掉鐵路上的差事，從察裏津出發，直奔莫斯科，開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國土漫遊。他未能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與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大街的寓所見到托爾斯泰。
從莫斯科回到家鄉後，他在下新城結識了"政治移民"喬金和索莫夫。他們使高爾基對民粹派的政治麵目的認識更深刻了。由於同這兩個革命者的聯係，高爾基第一次被捕入獄。因為證據不足，高爾基不久便被釋放。出來後他即刻懷著期待的心情，去找當時住在下新城的柯羅連科評論他那首長詩。然而，等待他的，不啻是毀滅性的打擊。柯羅連科忽略了長詩"號召人們英勇奮鬥、使浸透了血淚的大地蘇醒過來"的浪漫主義內容，隻指出了語言方麵的許多不足。處女作受到冷遇，使高爾基當時"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不知道了，此時隻覺得無地自容。"他當時便下了不再寫作的決心。"而且確確實實，我在下新城這段時期--將近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寫"。這次打擊仿佛要再次摧毀這位頑強探索者的信念。然而，高爾基不僅戰勝了這些精神上的挫折，還使他的注意力轉向了整個俄國。他要帶著種種暫時還不理解的問題，去"了解俄國"。高爾基開始了國內的又一次漫遊。
一八八九年春，高爾基離開了下新城，來到伏爾加河畔，望著已經融化了的一江春水，高爾基的血液仿佛在血管中沸騰著："到生活中去，到人間去尋找力量，以釋我心頭之重負"。"我決定親自去看看，'人民'是怎樣生活的"。他隨身攜帶的物品，隻有一個油布包。包裏除了一些準備寫詩用的紙張，就是用來來錄民間口頭創作的本子。看得出來，經過這番振作，高爾基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政冶與文學的兩條大道。
高爾基搭船到達察裏津，然後從他曾作過守夜人的費龍諾沃車站出發，直奔頓河草原；從羅斯托夫出發，經庫爾斯克、哈爾科夫，橫越烏克蘭到奧德薩；又從那裏取道克裏木、北高加索，一直到達格魯吉亞的首府第比利斯。在這將近兩年的時間裏，遼闊的草原、浩瀚的大海、明媚的陽光與清新的空氣--是他最親密、最忠誠的旅伴。他走遍碼頭、礦山、鄉村、城鎮，結識了當時俄國各種類型的工人、農民及流浪漢。他每到一處，就在那裏做工謀生；用他那鷹一樣的眼晴觀察人民的生活，用他那火一樣的激情從事創作。經過這次漫遊，高爾基的意誌更加堅定了，眼界更加開闊了，知識更加豐富了。為高爾基所特有的那種"浪漫主義氣質"，也正是在這千難萬苦的磨煉中，開出了百折不撓的革命英雄主義花朵。在到達這次漫遊的終點站第比利斯後不久，他向人民獻上的第一部作品是浪漫主義的短篇《馬卡爾·楚德拉》。可以說，留在他身後的綿延大道，就是高爾基從人民中間一步步邁上文壇的生動象征。
一八九一年十月底，高爾基到達第比利斯。地方當局用來"歡迎"這位遠方來客的第一個舉動，是因他來此地的目的不明而拘留了他。取保獲釋後，高爾基當鍛工，作統計，還同"饑民"一起修過公路。他積極參加當地的政治團體"公社"，並率領公社成員在當地群眾中進行宣傳。盡管當時的宣傳缺乏一種明確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在第比利斯這一段經曆仍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個時期。
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曆十二日）的《高加索報》上，刊出了署名馬克西姆·高爾基（俄文"最苦命的"之意）的短篇小說《馬卡爾·楚德拉》。四十年後，當高爾基參加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慶祝活動時，他在第比利斯回顧道："這個城市，是我開始文學活動的地方，正是在這裏，我邁出了文學道路的信心不足的第一步。可以說，正是祖國的宏偉壯麗的大自然，正是格魯吉亞人民那種浪漫主義柔情，正是這兩股力量推動我，使我從一個流浪漢變成了文學家"。他在這裏結識的"政治移民"亞曆山大·梅夫季耶維奇·卡柳日內，對幫助他認識自己的文學實力、鼓起勇氣邁上文壇，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但卡柳日內也未必能想到，他為高爾基聯係出版的這篇小說，不僅成了高爾基本人文學活動的起點，而且更是俄羅斯文學整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裏程碑。震動了沉悶、黑暗的俄國文壇的這部浪漫主義的散文詩作，以其歌頌自由與鬥爭的滿腔激情，演出了高爾基與眾不同的創作主旋律的前奏曲。俄羅斯文學的新序幕也將隨之拉開。
九十年代的創作
一八九二年深秋，高爾基在離開家鄉三年多之後，返回了下新城。他先是回到以前自己曾在那裏當過辦事員的拉寧律師處謀職。在高爾基看來，拉寧是他生活、乃至思想探索時期的又一重要襄助人。高爾基曾將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獻給他。隨後他還寫過一篇《少女與死神》。這時期他的創作熱情極高，白天出庭幫辦，晚上在律師家幹活，隻能在夜深人靜之後，陶醉在"湧上心頭的一種奇特的忘我創作的熱流"中。但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高爾基似乎一篇作品也未發表過。據他自己回憶，這時期他寫的大量習作，都被他親手毀掉了。直到一八九三年八月五日，《俄羅斯新聞》這份當時頗有影響的省報上，才刊出高爾基的另一篇作品--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葉美良·皮裏雅依》。俄羅斯文壇的人物長廊裏，第一次增添了一種新的流浪漢典型。一八九四年，高爾基便辭掉了辦事員職務，全力以赴地專門從事文學創作。地方報紙《伏爾加紀事》上，在一年多的時間裏發表了高爾基的《關於撒謊的金翅雀和愛真理的啄木鳥的故事》、《倒黴鬼保爾的故事》、《阿爾希普爺爺和連卡》等寓言體小說、連載小品文及短篇小說。高爾基的名字開始在伏爾加河流域傳開了。但他這時的生活，卻還需要靠借債維持。還是柯羅連科極力推薦，為高爾基在省報《薩馬拉日報》謀到一個專欄作家的職務，解決了生活問題，使高爾基有可能從事文學創作。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薩馬拉日報》的《隨筆與雜拾》欄目裏，登出了高爾基的第一篇"就職演說"。不久之後，他又接過了《漫談》小品文專欄。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薩馬拉出現了一個幹預他們的生活、抨擊他們的社會風尚的"葉古傑爾·赫拉米達"。這位政論兼諷刺專欄的作者，無情地揭露了社會各個黑暗的角落。自幼便對這個社會無比憎恨的高爾基，此刻是站在更高一層來批判它了。他甚至在審查機構嚴格控製的官方報紙上，影射資產階級的"死期行將到來"，暗喻工人革命的"快樂的星星之火，定會燃成熊熊烈焰"。這種行為，曾使當時沙皇政府的出版總局局長要求薩馬拉省省長，速令今後不得在地方報紙上刊載煽動工人敵視廠主的文章。
薩馬拉時期，是高爾基作為政論家初露鋒芒的階段，作為文學家是第一個重要的創作時期。這時高爾基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的深入觀察，大大加強了他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傾向。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創作雙管齊下的創作方法，是高爾基早期創作中的一個鮮明特點。
一八九五年發表在《薩馬拉日報》上的《伊則吉爾老婆子》這部短篇，可說是高爾基早期革命浪漫主義創作的代表作。高爾基對民族文學遺產的繼承，體現在對民間傳說的情節和形象的借用上。而他對俄羅斯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則是通過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形象來完成的。
在《伊則吉爾老婆子》這篇作品中，有兩個顯明對立的傳說故事。第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臘拉。臘拉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殺死了一個無辜的少女，從而遭到人民的懲罰和唾棄。他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位置，在草原上遊來蕩去，最後變成了一個像影子一樣的人。第二個故事講的是集體主義英雄丹柯。他年輕、勇敢，對人民懷著強烈的愛。當人民需要自己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掏出自己燃燒著的心，把它高高地舉在頭上，照亮了拯救人民的道路。
這篇小說由三個部分組成。在關於臘拉和丹柯兩故事之間，作者插進了故事敘述人伊則吉爾老婆子自己的生活史。伊則吉爾老婆子本來也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功勳，使生活過得有價值，但她沒有偉大的生活目的，在愛情的遊戲中虛度了一生。因此到頭來，她未能成為丹柯，卻變成了臘拉式的空虛的影子。作者通過老婆子這個現實主義的形象，把兩個浪漫主義的傳說和現實生活聯係起來，為人們提供了有益的生活教訓。作者以對革命英雄主義和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的忘情謳歌，批判了猖獗於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生活原則。
為高爾基所獨創的這種新的美學理想，更加集中地表現在他的散文詩作《鷹之歌》（1895）中。作品中反映人民渴望鬥爭、向往自由、與敵人血戰到底的這種浪漫主義戰鬥激情，遠遠逸出了文壇，在鬥爭著的人民群眾中也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列寧曾多次引用這詩中的名句，使它們成了最有力量的格言。
一八九五年六月，高爾基的作品首次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在《俄羅斯財富》上刊出了他的早期現實主義作品的代表作--短篇小說《切爾卡什》。這是作者應柯羅連科之約創作的第一部"大一點兒的東西"，但卻因作者塑造的流浪漢形象過於新穎而受到編輯部長達六個月之久的刁難。小說描寫某碼頭上的"偷兒"切爾卡什雇一個來自農村的青年加夫裏拉一道去偷東西。去時，加夫裏拉十分害怕，但後來看到到手的鈔票時，卻見利忘義。他先是哀求，後來甚至企圖謀害切爾卡什以得到這份不義之財。切爾卡什發現他存心歹毒十分氣憤，但仍懷著憐憫和厭惡的心情把錢扔給加夫裏拉。作者通過這一富於戲劇性的情節，揭露並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金錢對人的心靈的毒害。他指出，受這種欲望支配，人就會變得下賤，不齒於人類。擺脫這種束縛，便可能使靈魂升華高尚。在切爾卡什身上，體現了流浪漢形象共有的政治特征：即他們雖無立身之地，卻滿懷與黑暗社會、腐朽道德作不懈抗爭的精神。這無疑是否定了俄國官方宣揚的俄羅斯人民固有的性格是"馴順"的反動說法。難怪小說發表前，屢遭編輯部的非議，他們既要求將切爾卡什變成加夫裏拉式的貪心鬼，又要求將加夫裏拉改成民粹派所能接受的"高大農民形象"。高爾基捍衛了自己為新文學塑造人的道德魅力的權力。但他也並未將這些流浪漢理想化。作者指出，就沒有遠大的生活目的這一點來說，切爾卡什與加夫裏拉同為那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小說開篇時，高爾基濃墨重彩地描繪了碼頭上的勞動場麵。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抗性矛盾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這一背景上，揭示了切爾卡什的個人反抗的局限性。
繼《切爾卡什》之後，高爾基還寫了《有一次在秋天》、《我的旅伴》、《淪落的人》等流浪漢題材的小說。高爾基後來答讀者問時說："我對'流浪漢'的偏愛就是出於我想描寫'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寫幹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之願望"。這也可以說是在薩馬拉時期高爾基文學活動的主導傾向。由於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尚未形成，高爾基即使看到了"碼頭"上那種階級對立，然而畢竟還未想描寫已經開始走上曆史舞台的工人。另外，九十年代的俄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本國工人運動尚未緊密結合起來，高爾基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暫時還隻能齊頭並進，而尚未能融合為一體。但它們又已經完全是源於俄國文學傳統，而又高於古典藝術手法的新概念了。
一八九七年，高爾基在薩馬拉同卡特琳娜結婚。這是一位中學畢業後在《薩馬拉日報》擔任校對的美麗的姑娘。第二年，他們有了一個兒子。他便是高爾基的獨生子馬克西姆。
一八九八年，高爾基首次出版了自已作品的單行本。兩本題為"散記與短篇小說"的集子，收錄了他本人已經創作出來的七百多篇作品中的二十餘篇佳作。這是作家文學聲望最終得以鞏固的標記。高爾基的名字從此響徹了俄國。
無產階級革命風暴所誕生的
--高爾基創作的發展與成熟
一八九九年，高爾基首次來到彼得堡。仿佛是給躊躇滿誌邁入下一世紀的俄國資產階級兜頭潑了一盆冷水，高爾基在這裏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福瑪·高爾傑耶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部在俄國資產階級鼎盛時期便大膽預示其必然衰落的作品，竟然是在沙皇政府的中心--彼得堡連載問世的。高爾基能運用長篇小說的形式進行創作，這一點表明作家在其文學創作的第二階段，一開始便已具有了更大規模的藝術概括力。
高爾基通過描寫一座大城市中工商業資產階級取代封建貴族勢力後大踏步的前進，反映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基本過程。在為金錢抹煞了人的可貴品質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了小說裏的中心人物--福瑪·高爾傑耶夫這樣的階級叛逆。在小說結尾處，主人公仿佛是代表作者，對資產階級進行了麵對麵的抗議和抨擊。盡管福瑪有這種行為，但他還是遊離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之外，因而也就末能最終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稍許觸動，但卻揭示了俄國資產階級早在上升時期便已存在了內在的矛盾。福瑪本是代表資產階級未來的希望，但他卻以自己的反叛行為動搖了資產階級相信自己的製度是"永世長存"的信念。小說的這一主題，無疑具有強烈的批判力量和現實意義。
一九○○年一月十三日，高爾基首次見到列夫·托爾斯泰。但這時，他已是俄國文學新階段的開拓者了。
一九○一年四月，高爾基發表了散文詩《海燕》。它是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時那種革命氣氛的最生動的反映。矯捷的海燕不僅飛遍俄國傳遞著偉大革命行將到來的信息，也成了無產階級在俄國文壇上最早出現的浪漫主義象征。列寧對它在俄國革命運動中起到時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這些年間的高爾基本人，恰似這海燕，勇敢地在政界與文壇，搏擊著時代的風雲。
上述這兩部作品，給高爾基帶來了更高的聲望。他在下新城的住宅成了全城一切社會、文化和藝術活動的聯絡中心。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參加社會民主工黨（俄國共產黨的前身）的組織活動，捐款資助列寧創辦的全俄馬克思主義報紙《火星報》，並撰寫抨擊時政的文章。因他為工人購買油印機從事革命宣傳活動而再次被捕。沙皇政府將他變相流放到阿爾紮馬斯。在去此地之前，高爾基因需療養一段時間所以去了克裏米亞。在高爾基被押解離開下新城的當天，爆發了該城革命群眾的第一次政治示威遊行。他去流放地的沿途，因為人民迎送他並抗議沙皇政府而引起了一連串的騷動。在他到達克裏米亞後不久，沙皇親自下令取消了高爾基候選科學院榮譽院士的資格。而事實上，高爾基的世界聲譽已經無可辯駁地形成了。僅在德國，一九○二年便有六家出版公司同時競相出版他的文集。反革命的暴力企圖以種種手段扼住"海燕"的喉嚨，而高爾基卻以更響亮的歌聲作了回答。他又開始了自己的戲劇創作。
一九○一年，莫斯科藝術劇院以俄國當時的戲劇最高水準，上演了高爾基在克裏米亞創作的第一個劇本《小市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人公尼爾）。劇本的主題是揭示小市民與工人階級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觀。它以自己對市民階層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庸俗氣的無情批判，以其塑造革命工人形象的嶄新嚐試，劃清了同舊的、批判現實主義戲劇的界限。表麵上看，資產階級兩代人的矛盾是劇本的基本衝突。但他們維護舊製度與敵視革命的一致立場，又表明他們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共同敵人。資產階級的對立麵--火車司機尼爾"堅信自己有力量、有權利按照他尼爾的想法改變現實及其一切製度"（高爾基語）。尼爾作為社會衝突中進步力量的代表出現在高爾基的筆下，不僅形象地宣告無產階級在俄國巳經投入戰鬥，而且標誌著作家的文學創作開始了探索正麵人物形象的新階段。尼爾這一形象在俄國舞台上的出現，使政府感到極大的惶恐。他們不僅刪砍劇本中的台詞，還限製演出的場次與售票的範圍。彩排的當天，政府委員全部到場"審查"，憲兵馬隊將劇場團團圍住。連劇場的驗票員都換上了便衣警察。而外省上演這個劇本，每次都要引起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尼爾是俄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中首次出現的革命無產者形象。但他還隻是一種新人的雛型。高爾基未能在其勞動的過程中展示他，自然也就未能將整個無產階級引入文壇。
一九○二年夏天，高爾基在流放地阿爾紮馬斯縣城寫出了他最重要的戲劇作品《底層》。它也以流浪漢生活為題材，但卻是高爾基對社會"底層"二十年觀察之總結。
二十世紀初葉，正是巨大的經濟危機襲擊俄國的時期。農村破產，工廠倒閉，成千上萬人失業，由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在城市中又淪為流氓無產者。
《底層》所描寫的就是被瘋狂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從正常的生活軌道中拋擲出去的一些人。他們像野獸一樣棲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裏。帷幕拉開，我們看到的是俄國舞台上前所未見的社會場麵。這裏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戲子、鎖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運工人等等。他們被剝奪了常人的生活權利，失掉了愛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這個已被煙薰得烏黑的地窖一樣的地下室裏。這個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訴資本主義製度犯罪的物證。
對高爾基來說，流浪漢的題材並不陌生。但在《底層》中，他是更深刻地處理了這個題材。作者揭露了當時流行於俄國社會上的"安慰哲學"，批判了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指出了這種思想對人民群眾爭取解放、擺脫悲慘命運的嚴重危害性。
劇中扮演安慰者角色的是遊方僧魯卡。這個劇本的社會意義，就是為徹底揭露魯卡的安慰哲學服務的。
在第一幕裏，作者展示柯斯狄略夫夜店裏所有的人物。在這裏，個人有個人的遭遇和痛苦；個人有個人的幻想和希望。這樣就為魯卡的出現準備好了條件。一俟他到來，店裏每個人都編織了一幅"黃金的美夢"。他要他們忘掉沉重的現實，陶醉在空虛的幻想裏。妓女娜思佳生活很痛苦。她抱著遁跡的想法，而躲到言情小說裏了。魯卡不讓別人嘲笑她。他安慰她說，要是你相信你有真正的愛情，那你就有真正的愛情。他安慰戲子，說有免費治療酗酒症的醫院，可以使他痊愈並恢複其演戲的才能。他勸小偷貝貝爾領著他心愛的姑娘娜塔莎到西伯利亞去，說那是塊"黃金寶地"，到那裏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到第三幕的結尾，現實的矛盾爆發，人物中間發生衝突。貝貝爾失手打死了店主柯斯狄略夫，魯卡也嚇跑了。後來貝貝爾下獄，戲子聽說無處治療他的酗酒症而絕望自殺；娜思佳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整個劇情的發展徹底宣告了魯卡安慰哲學的破產。
高爾基不僅利用劇情的發展逐步揭露魯卡的謊言，而且通過窮途潦倒的小職員沙金之口，從理論上徹底揭穿了魯卡哲學的反動實質。他說："我看透了那些謊話！......有的人靠撒謊支持自己，還有的人靠撒謊掩飾自己......謊言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還針對黑暗社會對人性的摧殘，講出了關於人的崇高使命和尊嚴的一段名言："人，是偉大的！人有創造一切的力量......人啊！這個名字美極了！他真光榮！""應該尊重人！不要你去憐憫......不要拿憐憫去傷害人的尊嚴"。
《底層》同樣是由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最強陣容排演的，當然也同樣受到了沙皇政府的無情的壓製。但它上演後在國內引起的轟動，卻是史無前例的。俄國戲劇的發展，從此又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高爾基從此又贏得了傑出劇作家的世界聲譽。幾十年後，高爾基論述他的戲劇創作與所處時代的關係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具有深刻的、空前全麵的戲劇性的時代，生活在一個充滿破壞與建設過程的緊張的戲劇性時代"。高爾基的全部劇作，都是這種時代的戲劇性的天才記錄。
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高爾基寫出了《避暑客》、《太陽的孩子們》和《野蠻人》三個劇本。這是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同革命和人民的關係的一組現實主義劇作。其中的《避暑客》是一部著力譴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逃避鬥爭，並在革命暫時失利時從革命陣營內部攻擊革命的作品。劇木對當時還標榜自己是"精神貴族"的這類偽善者的無情的揭露，引起了自由主義分子的群起攻訐。這表明，高爾基的批判又擊中了要害。
一九○五年，可說是高爾基同沙皇專製政府的鬥爭短兵相接的一年。俄國工人階級從這一年年初，便開始將自己的"政治要求代替了經濟要求"。元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在向沙皇請願途中，遭到反動軍警的殘酷鎮壓。高爾基親眼目睹了"流血的星期天"這幕慘劇。反動當局滅絕人性的暴行，使高爾基義憤填膺。從街頭回到他的住處，他當即起草了一份《告社會人士書》。元月十二日，高爾基被逮捕。他被解往彼得羅巴甫洛甫監獄，關進了專門關押要犯的單人牢房。整個俄國，甚至整個歐洲的進步輿論，都為解救高爾基發出了怒吼。高爾基的政治形象直接同俄國工人運動聯在一起了；聲援他的活動，自然成了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麵對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沙皇政府不敢輕舉妄動，隻得匆忙釋放了高爾基，將其流放到裏加了事。
在等待所謂審判期間，高爾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講過："如果開庭審判，而且我被判罪，那我就有了最好的理由，可以向全歐洲講一講，為什麼我非要做一個革命者"。高爾基於二十世紀初在世界觀方麵發生的這種變化，是他自覺投身政治變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早在一九○○年，他便同列寧攜手創辦《火星報》。一九○五年秋，在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夜，高爾基再次協助列寧創辦了布爾什維克的第一份公開出版的機關報《新生活》。雖然在這些年間，列寧與高爾某未曾見麵，但都通過第三者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列寧在《新生活》上發表了《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等重要文章。這無疑也為高爾基的戰鬥道路指明了方向。高爾基在這份報紙上發表了《談談小市民習氣》等政論文章，立即得到列寧的肯定。當時的法國《人道報》便將《新生活》報稱為"列寧和高爾基的報紙"。一九二八年，高爾基回憶起這一時期時說："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在布爾什維克裏，在列寧的文章裏，在跟著列寧的那些知識分子的演說和工作裏感覺到的......"高爾基在社會實踐的鬥爭中，找到了自己十幾年來不懈尋找的真理；而無產階級政黨，也是在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中，造就了自己的勇猛的政治戰士與偉大的文學旗手。高爾基於一九○五年下半年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寧與高爾基在彼得堡首次見麵。在高爾基生命的航船上，從此有了羅盤與舵輪。
在隨後到來的一九○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義中，高爾基完全是以一個組織者兼戰士的身分出現的。他在起義開始的當天趕到莫斯科。他將自己在那裏的寓所提供給工人義勇隊製造炸彈。他捐款並募集大筆的錢去購買武器。與此同時，他從未中斷過撰寫文章抨擊反動政府的鬥爭。起義即使失敗了，他仍在大量散發的傳單中滿懷信心地宣布："無產階級沒有被打敗，革命充滿了希望，......俄國的無產階級即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講得千真萬確，這些話將來一定會被正直而公正的曆史學家所證實"。
一九○六年二月初，高爾基按照黨的決定，到國外去為黨籌劃經費。更主要的，是要利用他的影響，通過他的宣傳，贏得國際上的民主力量對俄國革命的支持。高爾基經芬蘭、瑞士、德國和法國到達美國。在那裏，他住了三個半月，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典型社會作了實地考察。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爾基這次歐美之行，就其政治與經濟目的來說，均未圓滿完成。高爾基代表布爾什維克黨發出的"不要給俄國政府貸款"的呼籲，沒被資本主義國家所接受，法國向沙皇政府提供了二十億法郎的援助。高爾基在美國募集的款項，總數也不過一萬美元。美國大資產階級甚至采用逐出旅館的手段阻撓高爾基在美國的活動。但高爾基仍針鋒相對地戰鬥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心髒之中。他接連寫出了九篇猛烈抨擊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文章。其中的《黃色魔鬼的城市》，可以說是俄國文學中，第一篇深刻暴露西方"文明"的政論文章。高爾基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及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形象化地向全世界揭露了資產階級文明的反動本質，使這篇激情洋溢的政論散文，載入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史冊。
高爾基在美國期間最重大的收獲，是寫出了社會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母親》。這部長篇小說，第一次在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壇上，表現了工人將成為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工人是新的社會曆史的創造者這一主題。它成功地塑造了無產階級文學中第一批正麵典型人物，標誌著高爾基創造時代新人的探索終於獲得了圓滿的成功。小說中巴維爾及其母親符拉索娃，是無產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經過困苦磨難終於登上人類政治舞台的形象體現與生動記錄。在這部長篇的創作中，高爾基自覺地將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兩者結合起來運用，因此小說雖然是產生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醞釀準備階段，但卻反映了作家對革命是滿懷必勝的信念的。因此，《母親》對俄國工人階級和世界革命人民具有無比強大的政治鼓動力，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列寧的肯定與熱烈讚揚。他稱《母親》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閱讀這部小說會有很大益處的。因為這是體現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努力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典範作品，因此它的發表，自然受到了反動派的極力阻撓。小說在一九○七--一九○八年的美國雜誌上問世時，已被刪節很多。至於國內的讀者，當時隻看到過小說的第一部，而且這一部分也很快被當局收繳上去。但國外的版本與保存下來的俄文片斷，即使是以殘缺不全的麵目流傳在國內，也仍像地火一樣在人們中間產生了巨大的革命熱能。隻是在十月革命後，《母親》才能完整地出現在本國讀者麵前。
在這一時期寫成的《仇敵》，是高爾基最優秀的劇作之一。黨領導下的工人群眾，第一次集體出現在俄國的戲劇舞台上。兩個階級的公開衝突，首次構成了高爾基劇本的主要情節。劇中工人集體先是自發地起來為本階級的利益鬥爭，殺死了廠主，但又要將工廠毀掉。布爾什維克黨人辛佐夫及時出現在罷工隊伍中，使這場鬥爭避免了蹈入無政府主義軌道的悲劇。雖然劇本是以罷工的暫時失敗作了尾聲，但在鬥爭中已經團結戰鬥在一起的工廠工人，以其政治覺悟的成熟和階級力量的壯大，預示了光明的未來。對這樣一部傑出的革命劇作，反動派當然也是予以絕對禁演的。
《母親》的發表（當時雖然僅是第一部），使俄國反動派意識到，高爾基事實上已經成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們以"散布有害文學，煽動犯罪，煽動工人仇視有產階級，教唆造反，圖謀叛逆行為"的罪名，對高爾基實行起訴。彼得堡的地方法院還發出對高爾基的通緝令。而早在這之前的上一年，高爾基便已接受黨的指示，來到意大利的喀普裏島進行政治避難。他在這裏度過了七年的流亡生活。
"迷過路的人"與列寧
一九○五年革命失敗後，沙皇政府開始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一九○七年，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開始。工人運動浪潮的暫時低落，尤其是白色恐怖的空前猖獗，使革命營壘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生了劇烈的動搖。他們不僅大批逃離革命，而且還掉轉頭來，批評和譴責馬克思主義。俄國思想界與文學界中，唯心主義哲學和頹廢派文學橫行一時。俄國共產黨內，思想鬥爭、路線鬥爭也相當激烈。以波格丹諾夫為代表的一夥人，在政治上反對列寧的革命策略，主張從國家議會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放棄合法的鬥爭權利而全部轉入地下，從而形成了"召回派"；在思想上，他們鼓吹馬赫主義，混淆科學社會主義與宗教的界限，形成了"造神派"；在組織上，他們搞派別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削弱黨的戰鬥力，甚至通過辦"黨校"，培植派別勢力。以列寧為首的黨的正確領導核心，頂住了反動派的猖狂進攻，也挫敗了黨內機會主義者搞分裂的企圖。
高爾基自一九○五年起至十月革命前後這一時期，基本上是站在了列寧一邊。他對黨外反動勢力發動的文化圍剿，予以了堅決有力的回擊。他在黨內，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文學隊伍，做了大量對革命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後來他本人承認的那樣，他在這一時期，曾是個"迷過路的人"。盡管在本世紀的頭幾年中，高爾基的政治與文學實踐，有了本質性的飛躍，但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上還有許多欠缺。加之他遠在國外，脫離階級鬥爭的實際，因此，他曾在思想上接受過波格丹諾夫等人哲學中的反唯物主義觀點，宣揚過"造神說"；也使得這位《母親》的作者被資產階級的反動輿論所左右，頑強地宣揚過"科學救國論"，甚至達到否定十月革命必要性的程度。正是列寧，始終為他緊緊地把握住前進的航向，引導這艘幾度瀕臨擱淺的無產階級文學戰艦，順利渡過了險灘。
一九○七年，高爾基以列席代表的資格出席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他直接而廣泛地認識了共產黨人的政治麵貌，與列寧的關係，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在回到喀普裏島上後，高爾基同列寧曾在一九○八年四月--一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間，中斷了一年半的通信聯係。這主要是由於高爾基同當時也在喀普裏島上流亡的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巴紮羅夫等人，於思想上產生了共鳴。起初，列寧曾想請高爾基作黨的機關報《無產者報》的文學批評欄的撰稿人。高爾基未接受這一重任。這並非是由於他當時像列寧所猜測的那樣，"正在從事嚴肅的、巨大的著述工作"，事實上他當時正在寫宣揚"造神說"的中篇小說《懺悔》。後來，他將有著同樣觀點的著名文藝理論文章《個性的毀滅》寄往《無產者報》。列寧在一九○八年二月份，表示不讚成在該報原封不動地刊登這篇文章。四月份，列寧為了同波格丹諾夫等人進行鬥爭，親自前往喀普裏島。他同高爾基進行了長談。從這次見麵後開始，兩人便未再通信。
高爾基在《懺悔》這部作品中，通過農民出身的馬特維對所謂"正確信仰"的追求，闡述了"人民能創造奇跡，人民就是神"這樣一種觀點。高爾基的本意是要通過對人的信仰的宣傳，鼓舞人民的革命鬥爭精神。因此在書中，他同時也否定了官方的教會。但正如列寧嚴肅指出的那樣："神的觀念永遠是奴隸狀況（最壞的、沒有出路的奴隸狀況）的觀念，它一貫麻痹和削弱'社會感情'，以死東西偷換活東西。神的觀念從來也沒有把'個人同社會聯係起來'，而是一貫用對壓迫者的神聖性的信仰來束縛被壓迫階級"。如果按照高爾基的"新宗教"去理解人民，那麼他們隻能是脫離現實鬥爭、盲目崇拜自身力量的新的造神者。無疑，在當時的革命形勢的背景下，向人民灌輸這類思想，起了渙散革命鬥誌的有害作用。這表明，高爾基當時在唯物主義曆史觀方麵，尤其是在人的本質及宗教的本質等問題上，存在著模糊認識。
高爾基在這一期間，還為"黨校"學員講授文學課，他沒意識到自己這種活動本身有分裂黨的性質。由於他沒認識到自已的錯誤，所以那時他還一直在為俄國工人運動內部的這種"分裂"感到憂心。他錯誤地指責雙方"都是虛無主義者"，認為"這種分裂的程度並不次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一九○九年十月，喀普裏島"黨校"中，列寧派的布爾什維克與波格丹諾夫的擁護者們終於發生分裂。在他周圍發生的這些事情，使高爾基更加感到難以理解，並為之痛苦。列寧得知這一情況後，於十一月十六日給高爾基寫了一封十分及時的長信。列寧承認自己將高爾基也劃入"新派別的最堅決的分子"是錯誤的。
列寧以革命導師的坦蕩胸懷，以對高爾基的真摯的愛護，主動伸出了恢複友誼的手，並在這以後的頻繁通信中，熱情幫助高爾基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當列寧再次來到喀普裏島時，他同高爾基就一起離開這裏了。高爾基終於聲明，他同波格丹諾夫"斷絕了一切往來，斷絕了一切關係，並且和他們全都斷絕了關係"。
高爾基在理論上犯過的錯誤也反映到了他的創作上；但對頹廢派文學，他始終是反對的。作為文學家的高爾基，在這一階段也未停止過創作。他從列寧對《母親》的高度評價中，看到了自己應當走的路。他在一九○九年之前，寫出了中篇小說《夏天》等多部作品。《夏天》以其對農村題材的獨到開掘而樹新。覺醒的俄羅斯農村。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農民，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戰鬥生活氣氛，農村婦女瓦麗雅的形象，這一切都以一種時代的特色，取代了當時清一色的對農村的晦暗描寫。
集中批判小市民階層的社會庸俗氣，在這一階段仍然是高爾基熱衷的創作主題。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寫了兩部內容有直接聯係的中篇：《奧古洛夫鎮》和《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的一生》。這是作家計劃描寫俄國外省偏僻城鎮小市民生活的三部曲的前兩部。前者描寫了一九○五年革命浪潮對這座昏昏欲睡的小城的波及。這裏是被世人遺忘了的地方，金錢欲，利己主義、忌妒、暴行、愚昧與保守，永遠落後於時代的小私有者的種種可怕特征，構成了封建俄國極為典型的一幅縮影。在小說發表後，"奧古洛夫式的俄羅斯"、"奧古洛夫精神"，便成了專指一種束縛俄國社會發展的頑固守舊勢力的代名詞。革命思想的到來，在這潭死水中激起的卻是足以使其遭受滅頂之災的腥風惡浪。市井無賴瓦維拉·布爾米斯特羅夫以無政府主義的行徑盡情享受了"革命"帶給他的自由；"土癟"馬雅金一家和小康家庭的庫古羅夫、巴祖諾夫等人，唆使布爾米斯特羅夫彈壓小城市中開始覺醒的人們。《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的一生》分四部分。它以馬特維在一生不同時期受到不同政治麵貌人物的政治影響，折射了社會變革風雲對"奧古洛夫式的俄羅斯"的遞進衝擊。在第一部裏，馬特維的父親以最典型的小市民習氣，極力影響著主人公的性格與世界觀。但他的後母與家人、退伍兵普什卡爾，卻從另一麵，以對自由的追求和對整個俄羅斯的熱愛，去影響主人公。第二部中，民粹黨人曼蘇羅娃來到鎮上定居。她曾一度以民主主義的思想，開導過馬特維及城鎮小資產階級，喚醒他們去尋求社會道德。但她在陷入與馬特維的感情糾葛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無力克服這種勢力的影響。她以離開馬特維及小鎮為結局，表明民粹派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碰了壁。瑪克·瓦西裏耶夫是書中惟一富有經驗和力量的革命者。他在曼蘇羅娃走後，來到奧古洛夫。他組織起進步的學習小組。但他也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宣傳中雖然有著不少社會主義的成分，但最終還是未超出民粹派的思想樊籬。因此，他在奧古浴夫人之間從事的這種活動，其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小說的第四部中，一九○五年革命使年輕的一代人自覺地起來同窒息人的沉悶氣氛作鬥爭了。而小說的主人公馬特維，卻在"新的一天開始了"的春日黎明中，結束了他的庸碌無為的一生。他在小說的後半部中，基本是過著行屍走肉一般的"豬狗"生活。他不僅終生未能燃起追求新生活的熱情，而且還始終散發出腐蝕青年、甚至能毒害革命者的迂腐氣。作者通過這兩部作品及瑪特維等形象，表達了他的這樣一種見解：在這種地方，這批人非但本身無力擺脫它的停滯狀態，而且還能具有窒息革命精神的可怕力量。高爾基得出的這種結論，是他考察俄國社會幾十年的正確認識。而他對俄國小資產階級惰性的嫉惡如仇，又使得他過分誇大了這種力量的反革命作用。他在文學中的這種傾向，導致了十月革命到來時，他犯的又一次政治錯誤。
在俄國文學最消沉的年代裏，高爾基的這兩部作品，恰似以更沉悶的雷聲，有力地震撼著文壇。小說不僅表現出高爾基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徹底清算，還像《底層》那樣，以嚴峻的現實召喚了人們為使自己不至於成為"奧古洛夫人"而鬥爭。
高爾基在回到布爾什維克的行列中後，曾滿腔熱情地希望創辦一份大型的布爾什維克雜誌。他也很想有一個這樣的出版社。但由於資金不足，缺乏印刷條件而未能實現。在一九一○年，布爾什維克辦起了第一份合法的報紙《明星》周報。在其創辦的不長時間裏，高爾基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他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三年，為適應日趨活躍的革命運動的要求，寫了一組洋溢著重新高漲起來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意大利童話》。作者以意大利勞動人民的生活為底色，用浪漫主義手法描繪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為之向往的光明的未來，幸福的生活與美好的個性。列寧曾評價它們是"精彩的'童話'"和"革命傳單"。
一九一二年召開的布拉格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正式宣布成為獨立的政黨。列寧曾及時地寫信給高爾基，向他介紹了會議的情況。一九一二年四月，布爾什維克黨報《真理報》創刊。高爾基在該報發表了不少作品，並為編輯部籌集過資金。與此同時，他還主持過布爾什維克雜誌《啟蒙》的小說欄，他的《俄羅斯漫遊記》，就曾在這裏發表過。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為紀念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宣布大赦。列寧看到高爾基屬於所涉及的文化人物，便寫信勸其回國。高爾基因當時肺病惡化拖延了幾個月後，於年底回到了彼得堡。
國內人民是將高爾基作為革命文化戰線上的一麵旗幟來歡迎的。他的歸國，可以將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緊密地集中到布爾什維克黨這杆大旗下麵來。因此，高爾基回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組織自己的文學隊伍，培養自己的文學新人。他抱病回複大量的初學寫作者的求教信，發表指導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文章。一九一四年，他編輯出版了第一本《無產階級作家選集》，並在序言中預言革命無產階級的藝術繁榮時期即將到來。他盡全力支持《真理報》的工作，為它捐款撰稿。為反對仍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高爾基通過他參與領導的《帆》出版社，計劃出版一批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本質的小冊子。列寧擔任撰寫金融資本部分，這就是後來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為關懷青年的成長，他還邀請國內外一批著名作家寫出一套名人傳記。就是在請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撰寫《貝多芬傳》時，高爾基與羅曼·羅蘭建立了友誼。
還在高爾基旅美期間，國外就有人想讓高爾基寫自傳，並以十萬美元的代價購買高爾基的自傳版權。想到可以為黨搞到這樣一筆可觀的經費，高爾基當時也曾想動筆撰寫。但直到一九一三年回國前，他才寫出了《童年》。一九一四年初起在《俄羅斯言論報》上連載後，頓時引起文壇的震動。一九一六年，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之二的《在人間》在《紀事》上發表。它們給人與眾不同的印象是：作者不僅在作品中真實地表現了自己的童少年時代，同時還廣泛地再現了上一世紀末期俄國的社會生活。高爾基雖然描寫了"這些鉛樣沉重的現實生活中的醜事"，但卻使人堅信："俄羅斯人的靈魂......一定能夠消除它們"。
東方的地平線上，十月革命的曙光已經透出了微熹，高爾基恰是在這一時期，又陷入了政治迷惘的昏暗中。由於同轉入地下緊張準備起義的黨失去了聯係，高爾基又陷入了《紀事》編輯部中孟什維克分子的影響之中。這一回，他用小資產階級的眼光去分析形勢，得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不合時宜"的錯誤結論。二月革命後，他連續發表文章，既鼓吹目前"應看重資產階級的作用"，又呼籲臨時政府與執行委員會盡快締結和約。用他本人後來的話說，他在這一時期主要是"低估了布爾什維克的意誌力和勇氣"。的確，他對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估計不足，但卻對他一直嚴加戒備的俄國農民的"奧古洛夫精神"作了過分的估價。他擔心無產階級--"俄國這獨一無二的積極力量......就像是一把鹽摔進了農村這樣一個淡水的泥塘裏，無聲無臭地溶解掉，消逝得無影無蹤"。這樣，在擯棄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之後，他武斷地將全部知識分子認作了革命的首要力量。而且他還主張要"刻不容緩地、有計劃地、全麵地和堅決地"開展文化教育工作，使人民在文化之火中"受到鍛煉，挺起腰板，完全擺脫受奴役的狀態"。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還撰文大談他的"隻有文化才能救國"論。
列寧對高爾基的"社會和平主義"即刻進行了堅決的批評。他在著名的《遠方來信（之二）》中，明確指出"這不僅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其流行的偏見，而且還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的偏見"。列寧針對高爾基的"倡議"回擊道："建議這個政府締結民主和約，那無異於向妓院鴇母宣傳行善積德"。但高爾基拒不接受列寧代表黨所作的批評，並在四月份加入了孟什維克的《新生活》報編輯部，從此脫離了布爾什維克黨。
列寧以其天才預言家及偉大戰略家的革命膽識，率領布爾什維克黨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高爾基在彼得堡迎接了十月革命，但卻是帶著上述那種疑惑，進入了新社會。他並未放棄自己的右傾立場，而是極力從社會變革所勢必帶來的暫時混亂中，為自己尋找繼續否認這一革命的依據。布爾什維克這時從地下轉為公開的活動；高爾基的身邊，卻麇集了革命前處於"地上"的偷安分子。他們專門向高爾基提供"世風日下"的流言蜚語。而高爾基使不加分析地寫入他的文章，發表出來抨擊革命。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子裏，不僅未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傾心盡力，反而站在它的對麵，評頭品足地指責它。高爾基實際上成了小資產階級在當時"訴苦與發牢騷的中心"。他本人未能認識到，當十月革命已經成為現實之後，他仍抱著這種否定的態度，就等於將自己置於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位置之上。列寧在不得不下令封閉高爾基的講壇《新生活》報時，他卻十分自信地對自己身邊的同誌說："高爾基是我們的人，......毫無疑問，他一定會回到我們這邊來"！因為他看出："高爾基始終是在政治上最沒主見而且是感情用事的"的人。高爾基所沉湎的那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隻有用資產階級反人道主義的事實才能予以徹底揭露。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寧被社會革命黨人刺傷。血的事實抹去了高爾基臉上"憐憫的眼淚"。他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當即給列寧發去了慰問電，並在不久之後前往莫斯科看望了列寧。這一次，是他主動結束了從一九一三年底到這時為止的將近六年的未見麵、未通信的同列寧的"冷淡"時期。高爾基當麵向列寧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列寧以"一個嚴師和一個和善的、體貼入微的朋友的態度"，接受了他這個"迷過路的人"的悔悟。高爾基後來說："從卑鄙地行刺弗·伊（列寧--引者注）的那一天起，我覺得自已又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就是這樣，不僅以自己的思想，甚至以自己的鮮血，哺育了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
文學創作與理論活動的全盛時代
一位當時在農村同富農作鬥爭的工人，為高爾基的"歸隊"而寫信給他時，這樣說道："當大家都在緊張戰鬥的時候，我們隊伍裏看不到您，心裏可真有點兒不是滋味啊！......啊，我們在一起經曆過多少戰鬥，經受過多少折磨。這下好啦，最重要的是您又和我們在一起了，您是我們的人了，這回您就再也不會離開我們了，永遠在一起了！"這是全體俄國人民的心願，高爾基把它化作了空前的工作熱忱。他挑起了在一片廢墟上建築蘇維埃文化大廈的領導重擔。
在一九一八年底，高爾基回到蘇維埃政權這一邊的最初日子裏，他作為黨和政府的代表，多次出席了國際會議。當"難忘的一九一九年"來臨後，高爾基的文化創建工作也進入到最艱難的時期。艱苦的國內戰爭使得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喪失了起碼的條件。高爾基所要從事的恢複高等院校、團結知識分子、保護國家文物、出版普及讀物、開展科研活動等全部工作，離開列寧的親自過問便都寸步難行。高爾基後來回憶這段曆史時寫道："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給列寧找的麻煩太多了。諸如水力采掘泥炭法啦、殘疾兒童啦，高射炮校啦，等等。"列寧當然未把這些事情看作是高爾基個人的私事。列寧對自己的工作人員要求道："同誌們！我懇切地要求你們，不管何時何地，高爾基同誌如果用此類問題要求你們支援，你們要千方百計予以協助，如果有這樣或那樣的阻礙、幹擾或者反對意見，要及時將事情原委報告給我。"正是在這樣的支持下，高爾基保護了薩波日尼科夫、費多羅夫等一大批科學家，組織了"改善學者生活條件中央委員會"，創立了"世界文學"出版社和蘇聯第一份大型雜誌《紅色處女地》，創建了蘇維埃自己的第一所工農大學，建立了彼得堡大戲院，保護了愛爾米達日等博物館，出版了青年作家的革命著作和大批通俗文化讀本。他的這些具有奠基性質的開創性工作，永遠載入了蘇維埃文化藝術發展的光輝史冊。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期間，由於列寧當時住在莫斯科養傷，而高爾基又整天奔忙，他在思想上未能經常保持與革命導師的聯係。麵對國內外敵人造成的重重困難，高爾基對革命熱情有餘，信心不足的思想毛病又有所抬頭。一些心懷叵測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利用他忙於編務而不能深入生活的局限，重新以謠言和怨言包圍了他。列寧多次去信，力勸他走出彼得堡，"徹底改換環境"，"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列寧還將自已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贈給高爾基。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好轉，高爾基很快便結束了他在政治生活中這最後一次動搖。
在這百廢俱興的草創時期，高爾基仍然堅持著自已的文學創作。他配合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寫出了蘇維埃戲劇史上的第一部諷刺作品《說大話能手》。他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了大批政論文章，向全世界集中抒發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情懷。這期間寫出的《回憶列夫·托爾斯泰》，是高爾基回憶錄文學中的精品。它連同高爾基在革命前後寫出的關於卡羅寧、柯羅連柯、柯丘賓斯基、加林-米哈伊洛夫、葉賽寧、契訶夫、勃洛克等人的回憶錄裏，刻畫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俄羅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借助於高爾基的傳神之筆，他們至今還"活"在俄羅斯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由於彼得堡在戰時的生活條件過於艱苦，加之繁重而緊張的工作，高爾基的肺病再次惡化。在列寧的懇切要求下，高爾基於一九二一年十月離開彼得堡去國外。先是在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的療養院治療了兩年半，在一九二四年春，移居到意大利的索倫多島上。他在這裏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度過了他文學活動的最後一個時期--總結性時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列寧，與世長辭。高爾基在國外，在病中承受了這個"沉重的打擊"。他怎能忘記與列寧共同度過的日日夜夜；他怎能忘記列寧對他的哺育之恩與手足之情。他怎能忘記正是列寧建議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將高爾基列入在國外享受蘇維埃國家公費醫療人員的名單；又怎能忘記，在列寧敦促他出國就醫的信上，寫著這樣的話："......我疲倦極了，以致於不能有何辦法挽救我自已的生命，但是您在咯血，卻還不肯走！！"他含著熱淚奮筆疾書，在同年五月份便寫出了回憶自已導師與摯友的特寫《列寧》。以後，他懷著對列寧的滿腔熱愛，和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幾易其稿，認真而又出色地完成了用文字為後人保存這一偉大形象的光榮任務。
列寧與高爾基長達二十年的革命交往，在無產階級的文化史冊裏，是極其寶貴的一頁。列寧作為革命導師，對社會主義文學奠基人高爾基的全麵指導及全力支持，譜寫了無產階級科學地處理政治與文學相互關係的典範篇章。高爾基一直是從政治家列寧那裏獲得方向，擺脫思想迷誤；同時，又從自己朋友列寧那裏，不斷地汲取生活的力量，開辟創作的源泉。高爾基正是從這兩點最深刻的實際感受出發，在《列寧》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真實的列寧形象。作為人，列寧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和深邃的目光，他那極富感染力的笑聲和他那童心未泯的廣泛生活旨趣，使讀者為這種巨大的個性魅力所傾倒，從而永遠希望自己能去效仿列寧，像列寧那樣生活；作為政治家，列寧那洞察曆史的思想、堅忍不拔的精神、卓絕的工作才能、同人民的血肉聯係，使每一個革命者都能從這裏獲得開展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和動力。高爾基不僅再現了一個栩栩如生的俄羅斯人，而且塑造出一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衷心敬仰的導師。
整個二十年代，蘇聯人民在勝利結束了國內戰爭之後，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激情空前高漲。高爾基雖然這時生活在國外，卻始終通過密切的聯係，感受著這種民族精神的昂場勃發。他的創作熱情也隨之空前旺盛。他在這一時期寫出了一生中幾乎所有的大部頭作品。看到這一批長篇的書名：《我的大學》（1923）、《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1925）、《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前兩部），我們很難相信這些都是一個正在養病的人之所為。但事實是，高爾基在自己文學創作的全盛時期表現出來的藝術力量，不僅在概括曆史的廣度上大大加強，而且在揭示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方麵，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列寧在生前讀到的最後一部作品，是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學》。它使列寧在彌留之際，回想起了自己的"喀山大學時期"。正是在那幾年裏，列寧也到過喀山。高爾基將自己那個時代的戰鬥生活，寫給正在創造新俄國的蘇維埃時代的青年。書中阿列克塞追求真理，憎惡邪惡的精神，有力地鼓舞著蘇聯青年高舉列寧的旗幟前進。
還在一九一○年，列寧第二次來到喀普裏島時，高爾基向他談到了一部小說的構思。他說想寫一個家庭從農奴到資本家的百年史。列寧肯定說："主題非常好，"但他又說："我看不出：你將如何結尾？現實生活還不能提供一個應有的結局。沒有。這應當在革命以後去寫"。一九二五年，這部小說以《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為名出版了。十月革命提供了高爾基尋找"結局"的可能；高爾基也很快便實現了列寧的遺願。
在這部作品裏，高爾基在幾十年觀察的基礎上，站在時代的高度，通過工廠主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三代人的實踐，曆史地概括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俄國資產階級的興衰過程。
小說從一八六三年農奴製改革後不久，老伊裏亞·阿爾達莫諾夫帶著他的三個兒子來到德略莫夫城開辦工廠寫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為止。
老伊裏亞·阿爾達莫諾夫是這一家第一代的代表，是這一家的家長和"事業"的創始人。他一方麵生氣勃勃，富於創業精神；另一方麵也暴露出了資本家發家的血腥本質，體現了俄國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特點。
老伊裏亞的長子彼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具有濃厚的宗法製思想的資本家，反映了俄國資產階級的保守性與落後性。這一家的第三代，彼得的小兒子亞科甫體現了俄國資產階級的腐朽和墮落。
這一家的第二代，老伊裏亞的外甥，過房的兒子阿曆克塞，和他的兒子米隆都是資產階級的活躍人物。但是他們也未能挽救這一家的沒落與衰亡。隻有彼得的大兒子小伊裏亞，背叛了本階級參加了革命，找到了新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五月，高爾基決定回國。這一次，並沒有列寧或黨的直接呼喚，但卻有著一種使他難以克製的向往祖國的衝動。他取消了不寫完《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不回國的原定計劃。祖國和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高爾基的歸來。
從進入國境的第一站涅戈列洛起，高爾基可以說是在由震天動地的歡呼聲與熱情洋溢的人群"鋪成"的"鐵路"上抵達莫斯科的。高爾基深深地感動了。他從人民給予他的莫大榮譽中，領會到了自己文學工作的崇高價值。他從撲麵而來的感人氣氛中，看到了祖國人民的嶄新風貌。他含著熱淚對歡迎的人們說："我覺得，我離開俄羅斯不是六年，而是至少二十年。在這段時間裏，祖國變得年輕了。我的印象是：在舊事物之中，在舊事物的包圍之中，新事物，朝氣蓬勃的新事物正在成長......我看到祖國年輕了。因此在這段時間裏我也變得年輕了。"正是懷著對革命事業的這種嶄新而又堅定的信念，高爾基在回國第三天，便提出了創辦《我們的成就》一大型雜誌的倡議。他要在革命勝利的旗幟下，開始謳歌新俄羅斯的新生活了。
高爾基從未像這時這樣緊密地同人民聯係在一起。盡管在索倫多時，國內寄給他的大量郵件幾乎形成了歐洲一條用戶專用線，但他始終為不能親眼見到火熱的生活而懊惱。現在，他真正投身到這蓬勃向前的時代洪流中了。整個春天，他走遍莫斯科進行參觀。他更樂於獨自來到街頭，與路遇的任何人隨便交談。但這必須先把自己化裝一番後才可進行。著名作家費定回憶過這樣一件事。他陪同高爾基去國家出版社。因為事先未想到要化裝，高爾基隻把自己的帽沿拉得低一點。但他的個子要比身邊人高出半頭，結果在出版社門口一下車，便被路上的行人認出來了。隻聽一聲高叫："高爾基！"人們立刻將他們倆圍住了。群眾向高爾基表示敬意，向他提出各種問題，遞給他紙筆讓他簽名。高爾基被擠得一動不能動，隻得大聲說："尊敬的公民們，你們這樣做隻能壞事，我絕對聽不明白你們說的話。"還是出版社裏的工作人員聞訊趕來，才將他們"救"了出來。
這一年夏天，高爾基懷著被莫斯科人的新生活所鼓動得更熾烈的欲望，開始了他一生在俄羅斯的第三次旅行。然而，這一次，他不是以一個"流浪漢"的身分，也不僅是以一個譽滿全球的作家的身分，而是作為"新時代與舊時代決戰的見證人"身分去對祖國的曆史性變化進行了解和介紹的。他在一年之內，遊曆了南方與北方，從高加索山脈到烏拉爾山脈，從黑海到白海，從第聶伯河到伏爾加河，從北極圈裏的穆爾曼斯克到他的故鄉下新城，行程不下二萬俄裏。他訪問了工廠與集體農莊，礦山與水庫建設工地，油田與牧場，學校與部隊，勞改營與工學團。來到留有他青春足跡的喀山，高爾基要求青年們不應忘記父輩們的艱辛與十月革命對民族新生所具有的偉大意義。麵對無比熱情地迎送他的勞動群眾，高爾基讚頌勞動創造世界的偉大力量，勉勵人民為祖國建設忘我地工作。會見各地的作家與文化工作者，他始終強調文學要反映新人，新生活，教育要為培養造就接班人服務。火熱的時代，煥發了青春的人民，沸騰的生活，使高爾基在認識社會主義製度、堅信共產黨領導方麵，上了生動有力的一課。他在下新城的"紅色索爾莫沃"工廠群眾大會上講了下麵這番話，是絕非偶然的。他說："我指的是共產黨。我不是黨內的人，不是共產黨員，但憑我的良心，我不能不對你們說，這--的的確確是你們的大腦，你們的力量，確確實實是你們的領導者。"誠然，高爾基後來在形式上一直留在黨外。但這僅僅是因為考慮到這樣作，會更有利於爭取一切文化力量，在布爾什維克的旗幟下團結向前。在高爾基政治生涯的這一最後階段，他始終與黨同心同德，努力貫徹黨的路線，為開辟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創建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建立了不朽業績。他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符合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的。
這次漫遊全國的豐富感性材料，形成了高爾基的一組特寫《在蘇聯各地》。它成了蘇聯第一次國民經濟建設高潮的曆史見證者。回到莫斯科後，高爾基從掃盲工作到安置流浪兒童，從成立出版社到創辦全蘇實驗醫學研究所，每一項社會文化事業，凡是需要他出麵的，他都給予大力協助。在這些活動當中，高爾基始終關往的是提高全體人民的文化水平與壯大蘇聯的作家隊伍。在他的倡議下，先後組織了"工廠史"、"內戰史"、"農村史"等出版社或編輯部，以工人階級、革命戰土和農莊社員撰寫自己所在部門的光榮曆史這種方式，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增強他們的愛國主義觀念。應當說，這是一項極有裨益的政治文化方麵的全國性事業。至於說到培養年輕一代的蘇聯作家，高爾基更是有"初學寫作者的'教父'"之稱的。可以說，在二十-三十年代的蘇聯文學界中，幾乎找不出一個沒有受過高爾基影響的作家。他以罕見的耐心和極大的熱情，盡量親自處理數量多得難以想象的來訪、來信和來稿。他樂於從中發現天才的萌芽，也嚴格要求這些本能地希望從他這裏得到扶持的新苗，例如革拉特柯夫、肖洛霍夫、希什柯夫、巴赫麥季耶夫、法捷耶夫、列昂諾夫、費定、符·伊凡諾夫、巴甫連柯、尼·吉洪諾夫、馬卡連柯、伊薩柯夫斯基，以及還可以列出更長的名單的許多蘇聯作家。還有許多末能達到他們這樣成就的作家，以及根本就未成為作家，而隻是因為一時幻想的衝動而要求高爾基予以指導、讚助的人，都從高爾基這裏得到過關心與愛護。高爾基在幾十年間為此付出的心血是十分巨大的。他是無產階級當之無愧的文學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