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由於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明顯的弊病，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麵的巨大差距，人們開始正視經濟體製方麵的問題。在中國，這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是隨著鄧小平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而開始的。在這以前，在前南斯拉夫，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進行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和實踐。
無疑，在鄧小平政治上靠邊站的漫長時間裏，他一定反複思索過社會主義的方方麵麵。所以，在他一旦控製了中國的大局的時候，立即不失時機地揭起了改革開放的旗幟。然而盡管他在中國享有極高的威望，麵對著由文化大革命極大地強化了的人們的僵化的意識形態所護衛著的僵死的經濟體製，他也不得不小心行事。這被他形象地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
麵對著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詞句武裝起來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他采取了不爭論，用事實說話的態度。總起來，他做了引導中國經濟製度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四件大事。
鄧小平思想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實踐。這有些接近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如老子的"道"，無所不包，"無為而無不為"；孔子的"仁"，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解釋。其根本特點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之處，其餘則因勢利導，度體賦形。
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這可以說是鄧小平的得意之筆。其它方麵的改革的石頭也許需要一個一個去摸索，但這件事小平同誌一定是有成竹在胸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對於毛澤東所搞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當時任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就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而讚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對農村的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主張。
所以，鄧小平選擇農村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眾所周知，中國的一大特點是一窮二白，窮就窮在中國有八億農民。然而，盡管搞了人民公社，搞了計劃經濟，中國的農村從來就沒有真正被納入計劃經濟體製。中國農民天生就是小商品生產者、小商人，中國的農村自由市場從來就沒有真正被取消過，盡管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發行了糧票、布票、肉票、油票，但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甚至返銷糧本都普遍被農民拿到自由市場買賣，成為了有價證券。這固然是由於窮，然而正因為窮，使得農民歡迎改革，而不在乎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毛澤東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隻要改革能有飽飯吃。也許人們會認為農民的政治覺悟太低了，然而趕走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正是以土地為號召的。
選擇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還由於一，中國的城市人口中的工人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城市居民，很多都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有親屬在農村，與農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二，農村人口雖然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農村經濟在全國經濟中所占比重並不大。這樣，改革不至於對經濟全局牽動過大而冒太大的風險，同時改革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大的社會影響。依當時的生產狀況，應該說隻要不引起大的政治對抗，在經濟上農村改革是必然成功的。
果然，被稱為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將土地使用權承包給農民家庭分散經營。並取消了原來的人民公社製度，恢複鄉（鎮）、村政權建製。農民通過改革極大地激發了生產熱情，造成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一大批農民通過改革富裕起來了，有的成了萬元戶，為他們的鄰人和城裏人所羨慕。滿麵皺紋滿麵笑容的老農數著大把鈔票的照片，成了新聞報道的熱點，登在了黨報的顯著之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名言，極大地打動了裝了滿腦子革命思想的中國人的心。中國人民被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許諾征服了。
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效果是好的，為了使農民放心，從1979年起，在差不多十餘年的時間裏，幾乎每年都有一個1號文件，強調農村政策不會變。
二經濟特區
中國於1980年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計劃主要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並實行與之相適應的特殊經濟管理體製和特殊經濟政策。
經濟特區在經濟上，一般認為有兩個作用：一，起窗口作用，作為中國內地學習資本主義的技術、管理、知識的窗口，同時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二，為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摸索經驗。到了1997年，如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已成了中國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
在中國設立經濟特區的決策，無疑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規模的經濟體製改革在全國展開。應該說，在農村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思路是明確的，而在城市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思路則不是那麼明確，或者不能明確。這反映在鄧小平反複強調的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這不僅是由於城市的經濟體製改革更為複雜，其中對比如價格體製的任何改革都將直接影響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對國民經濟全局的牽動和影響更大。而且在於長期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在城市人口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僵化認識，以及對傳統的社會主義認識的近乎狂熱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阻力，因而對所謂所有製的任何改革都可能掉入政治泥沼。而這些都可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政治上的對抗，從而危及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進行。所以當時一些有見識的人說中國的改革要過三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價格關和所有製關。
因此應該說城市經濟體製的改革是舉步維艱，一動即重的。所以城市的經濟體製改革一開始就走了迂回曲折的路，在當時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裏，先是為物資刺激正名，恢複獎金製度，然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政企分開，把"包"請進城的承包經營責任製，租賃製，利改稅等等。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前進。
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鄧小平心中也許是有數的。他必然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指向，所以一方麵在國內為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放開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麵搞了經濟特區。無疑，如何把資本主義的企業極高的生產和經營效率，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實體結合起來，是他開辦經濟特區的目的之一。資本主義的效率在美國、在香港，國內的大多數人無緣得見，而在經濟特區，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了。
經濟特區的巨大成功，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對推進改革開放的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在中國影響是特別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