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朝臣回稟，孫清揚道：“兵部尚書鄺埜已赴國難，哀家聽聞，在途中他也曾多次諫阻皇上，不要急功冒進，可惜皇上偏信那王振之言，終致險境，像鄺埜大人這樣的忠臣，朝廷應有嘉獎。像於大人他們這樣，想在君王之前的，是諸位大人學習的榜樣。”
說到此，她麵露嘉許之色，“於大人他們當時曾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王大人曾率百官力諫，說：‘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宜親率六師遠臨塞下。況目前秋署尚盛，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澀，人畜之用，實有未充。且車駕既出，四方急奏豈能即達。其他利害難保必無。天子至尊而親赴險地，臣等以為不可。’可惜，這樣的逆耳忠言皇上沒有聽進去，要不然，也不會出現皇上被俘之禍。”
“如今，鄺埜大人和英國公他們多位國家的棟梁之臣赴難，國家正值風雨飄搖之時，諸位大人一定要精誠團結，萬不可做那隻顧自身，意圖保全身家富貴、性命之人，須知覆巢無完卵，若是城破國亡，那瓦剌反複小人，又怎麼可信？哀家召眾位大人前來，就是想立皇太子，讓居守的郕王監國，一方麵，與瓦剌談判，用金銀贖回皇上，另一方麵，做好堅拒瓦剌大軍的準備，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眾位大人以為如何？”
聽見一向不理政事的太後竟然有這般見地，眾臣吃了一驚，細品太後所說，俱都稱善。
遂後，於謙奉命晉見，孫清揚讓他以代理兵部尚書的身份承擔起保衛京城的重任，於謙慨然受命。
隨著千戶梁貴帶回被俘正統帝的親筆信，講述了禦駕親征一路上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土木堡之變的內幕才完全揭露出來。
自七月十六聖駕出京，七月十九日，大軍出居庸關，二十三日，到達宣府。一路上，連日都是大風大雨，道路泥濘，加之司禮監掌印、東廠廠公，當今天子最寵信的大太監王振催促趕路，由於塞北的天氣已經變冷，兵士們饑寒交迫，苦不堪言，人馬在路上摔傷的不計其數，兩軍未曾交鋒，就已經開始大量傷亡。
為此，群臣多上奏章請求暫緩前進，王振大怒，說：“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難道禦駕親征，還未交鋒，就想後退麼!誰人再敢阻撓，一定軍法從事!”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墊同他爭了幾句，竟被武士強拉下去罰跪在路旁草中好幾個時辰。
眾人憤慨，卻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之後，王振獨攬大權，要求文臣武將奏事都要先向他回稟，由他判斷是否再轉承皇上。
而當時隨駕從行的人裏，英國公張輔雖然官職、資曆都居首位，但不直接參與軍政。閣臣隻有曹鼐與張益二人，其中張益入閣未及三月，也一樣為王振所舉憂憤。
曹鼐在途中曾與諸禦史相謀曰：“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氣喪，痛恨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曆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前往大同，則無意猶可挽也。”可惜諸禦史惴惴無敢應者，曹鼎想與英國公商量此事卻一直沒有找到機會，隻得一路遂行。
大軍未至大同，兵已乏糧。瓦剌也先佯避，誘師深入。
待八月初一，大軍開進大同城之時，傳來了各路兵馬紛紛戰敗的消息，尤其陽和會戰失利，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總兵官武進伯朱冕戰死，監軍太監郭敬和總兵官石亨下落不明，其餘各處要塞都遭到瓦剌和蒙古騎兵攻擊，損傷慘重。
而到達大同後，各地軍報紛紛傳來，知道瓦剌各路人馬都已進了長城，迅速南下，大軍的歸路有被切斷的危險。王振看到邊關情勢危急，驚慌失措，竟然畏敵如虎，在眾人都沒有說退兵之際，決定退兵了。
當時大同副總兵郭登向皇上建議：大軍最好向東南方撤退，經過紫荊關回到北京，可保安全。因從這條路撤退要經過蔚州，王振想請皇上駕臨他的老家，以示恩寵他衣錦還鄉，對此建議皇上答應了。可是走了四十裏路之後，王振又突然變卦，他怕大軍經過蔚州，千軍萬馬會踩壞他田地裏的莊稼，又下令朝東北方向前進，循來時走過的路直奔宣府。
同時，王振派出幾千輛車子，到蔚州搬運他家中的財物，隨軍前進。一路上，他任意指揮文武百官和幾十萬大軍，就像趕牲口一樣。全軍將士都憤怒到了極點，行軍途中，怨聲載道。
大同參將郭登向大學士曹鼐建議，宣府太遠，地勢不利，宜退回紫荊關。曹大人勸諫天子，可是王振卻挾天子令諸臣，硬是命大軍向宣府轉進，結果白白耽誤了七天，八月初十才到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