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儒學治軍薦選兵將
改 弦 更 張
基於對清朝綠營兵製腐敗的認識，曾國藩在招募湘軍時，決定改弦更張。初創湘軍時，曾國藩就提出了招募士兵的設想。
首先，曾國藩覺得必須十分重視士兵素質，因此，他嚴定募兵標準。
在湘軍招募條件裏，有一條簡明規定：招募規格必須是一定要"揀挑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為上。其油頭滑麵，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這乃是明朝戚繼光的募兵法則，戚繼光重視募兵條件，將城市油滑之人，拒之門外，而專招鄉野老實人。曾國藩十分欣賞，並積極仿效，他主張"大抵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鄉多遊惰習性，鄉村多樸實的農夫。所以善於用兵的人常喜歡用山鄉兵，不喜歡用城市近水的人"。湘軍另一首領胡林翼也認為"勇丁以山鄉為上，近城市者不用，性情多半狡猾"。因此，湘軍的招募，多在湘鄉、寶慶一帶山鄉僻壤進行，專取樸實、強壯、土氣的農民。
曾國藩竭力主張在山鄉僻壤，招募樸實土氣的農民為兵，其目的在於：山野之民大多"樸實少心竅"，經過訓導可以一心一意地被驅使；拙樸的農民誠實可靠，易於整肅成軍，山野之民大多體格健壯，善於奔襲，平時又習慣於吃苦耐勞，能夠承受住艱苦的軍事環境，能夠有效地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其次，曾國藩主張統兵者親自招募，並盡量要在原籍招募。
鑒於綠營軍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弊病，統兵必親自招募。其具體作法是，統帥欲建軍時，先挑選統領數人，然後由統領挑選若幹營官，營官揀選哨弁，哨弁揀選什長，什長招募勇丁，層層挑選，招募成軍。曾國藩認為，如果更換將領，就必須先將舊營遣散，解除舊有的關係，然後新將領另起爐灶，再親自招募，以達到指揮自如的目的。他將這種作法視為："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事哨官、哨官事統領，統領事大帥，皆如子弟事其父兄焉。"
這種統兵親選的作法並不是曾國藩的首創，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提到了此舉的意義。然而，曾國藩將其運用於晚清動蕩不安的形勢下，對後世卻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統兵親選製"比如樹木，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濟，臨陣自能患難相顧"。這樣，雖然可以提高內部的團結，使之在戰爭中相攜相顧，可是軍隊也無形中成為統帥的私人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必將造成統兵者擁兵自重，這便成為近代軍閥武裝的發端。
在統兵親選的同時，曾國藩也主張盡量在原籍招募。最初在招募湘軍時，以湘鄉、寶慶的鄉野山民為主，"而他縣人也有時用"。至創辦湘軍水師時，則"都須湘鄉人，不雜用外縣的，大概是同縣的人容易齊心合力的緣故。"
曾國藩反複強調要在原籍招募兵丁，他看重的是地緣和血緣關係。在以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影響下，中國農村鄉族地主勢力是一股極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平時裏，用封建的族規、家規和鄉規來束縛農民的身心，使封建統治的觸角加大、延長。憑借著地緣和血緣關係，使封建的統治權力範圍加大。遇有社會變亂，便以"保衛桑梓"、"守望相助"相號召，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了一種向心力，被束縛的農民就成為最天然最合適的兵員材料。曾國藩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極力主張在原籍招募兵丁，即使後來出省作戰，也仍然由統兵將官回籍招募。如王珍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李元度"隻取平江之人"等。
第三，曾國藩在招募兵丁時，采取"取具保結"的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效仿戚繼光的作法。因為募兵之所以不如征兵易於管理，主要是在招募時不能詳查其籍貫和家庭狀況，使遊匪與無賴得以混跡其中，輕則犯法、動輒逃亡，使軍隊力量渙散。為杜絕此弊端，曾國藩將取具保結的方法應用於湘軍的招募。其具體作法是："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齊備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這樣可以收到極為明顯的效果，"大概都取相習有常，能知他的性能才力之短長，逃跑不遠，能知他的住址親屬之確實。故在營則恪守營規，臨陣則嚴遵號令，較之隨營招募遊手無賴之徒以充勇夫者稍為可恃。夫用勇之流弊，人人知它了。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於未募之初，先擇管帶，令其各就原籍選募，取具保結而後成軍。成軍以後，嚴加訓練，層層節製，該勇丁均係土著生長的人，有家室妻子戀結，所以在營則什長、百長、營官、將領得而治之，散遣歸籍，則知縣、團總、戶長知曉並觀察它，遇有私逃，則營官、將領通知本省，得按籍捕它，此明臣戚繼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縣說了算"。
曾國藩利用"取具保結"的措施，將民間的保甲之法運用到軍事的募兵製上，收到了雖為募兵，卻兼得征兵的好處。它像一條無形的繩索，將湘軍緊緊束住，使兵丁不敢變亂或臨陣脫逃，控製權便牢牢地握在統帥的手中。
曾國藩認為，綠營兵腐敗無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兵餉太低。綠營步兵月餉銀一兩五錢，綠營的守兵月餉一兩，綠營馬兵月餉二兩。這種情況在清朝初年，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至道光以後，米價上漲，綠營兵餉已不夠維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綠營兵餉日薄，就更無法依靠兵餉來維持生計了。《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載，綠營兵"營中公費，近年益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夠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或另有他項技藝，以資生計'"。因此綠營兵就不得不經常出營尋求生計，便忽視了在營訓練，最後導致戰鬥力低下。綠營軍官為了聚斂財富，也常常克扣軍餉或冒領軍餉，導致綠營軍軍心不穩。
為了刺激湘軍士兵出生入死，曾國藩提出厚餉養兵穩定軍心的主張。為此，他製訂了湘軍官兵俸餉優於綠營的製度。具體作法是：陸軍營官月薪50兩，月給辦公銀150兩，凡幫辦、書記、醫生、工匠薪水及置辦旗幟、號補各費用均包括在內。哨官月餉九兩、哨長六兩、什長四兩八錢、親兵護勇四兩五錢、正勇四兩二錢、夥勇三兩三錢、長夫三兩。陣亡者，恤銀30兩，傷重者賞銀15兩，次者賞銀10兩，複傷者賞銀5兩，成為殘廢另加銀兩。水師營官月薪水及辦公銀200兩，哨官18兩，艙長四兩八錢，舵工四兩五錢、頭篙、炮手四兩二錢，槳工三兩九錢。馬隊營官月薪及辦公費150兩，幫辦月薪16兩，字識九兩、正哨官18兩，副哨官15兩，什長七兩八錢、馬勇七兩二錢，夥夫三兩三錢。曾國藩為防止各軍統領多設官、長夫，以冒領軍餉，特在餉章中規定，凡統帶千人者月支餉銀不超過5800兩，統帶萬人者月支餉銀不超過58000兩。
湘軍的軍餉是相當優厚的，湘軍士卒的月餉幾乎是綠營兵士月餉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統計各項總的收入，營官每月為200兩，分統、統領帶兵3000人以上者每月為390兩，5000人以上者520兩，萬人以上者650兩。連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王運在《湘軍誌》中指出："故將500人，則歲入3000，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湘軍將領中除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以外，人人足於財。
曾國藩通過厚餉養兵的原則，收到了一些成效。湘軍士兵的兵餉，除個人生活外，還可貼補家用，因此能夠安心操練，提高戰鬥力，一改綠營兵因口糧不足，而常常離營兼做它事，荒於訓練的弊病。同時，曾國藩也希望通過給予將領以豐厚的收入，來減少克扣兵餉的事情發生，達到"養廉"的目的。
曾國藩如此厚餉養兵，自然"隴畝愚民，人人樂意從軍，聞招募則急出效命，沒有了綠營兵征調時那種別離場麵"。於是，當兵--賣命--發財成了湖南貧苦農民的第二職業。但厚餉也造成湘軍日後籌餉的困難，軍餉的籌措直接關係到湘軍的作戰以至生存發展。鹹豐五年(1855年)，江忠源部曾因索餉嘩變。直到同治四年(1866年)，還發生了湘軍精銳鮑超部因欠發軍餉，發生了"嘩變於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於餉銀不支，還曾使湘軍的一些軍事計劃無法付諸實施，"同治二年(1864年)，湘軍毛有銘部增援壽州，以無餉可領，軍行稍滯。成大吉自麻城援壽州，亦以餉缺未能成行"。
由於清政府府庫空虛，鎮壓太平天國主要靠就地籌餉。湘軍籌餉範圍很廣，既有厘金、鹽務、勸捐又有協餉、漕折、關稅，幾乎遍及清王朝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麵。分述如下：
湘軍初建時，勸捐和協餉是軍餉的主要來源。勸捐籌餉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時，開始使用。乾嘉以來一直沿用，鹹豐元年(1851年)，又"特開(勸捐)籌餉事例"。最初，曾國藩在湖南興辦團練，勸捐成為主要的來源。具體辦法是：由戶部或國子監印發空白執照，"內職銜照一半，監照一半"，填明捐款人的錢數，上報後根據款數授予一定職銜或"例貢"、"例監"，多半授予虛銜，故稱為"捐納"。這種大規模的勸捐方式難以長久維持，因為"民力艱難，......再三勸諭，終不踴躍"。
勸捐籌餉不能維持長久，隻有另辟蹊徑，采取協餉、厘金、鹽務等助餉措施。協餉是指相鄰一省或數省協助籌餉，本身來源十分廣泛，有勸捐、厘金、鹽務、關稅、漕折等。曾國藩在奏稿中提到，"計收到湖南、湖北、廣東、四川、陝西、江西各省協濟餉銀，並臣行營勸辦捐輸等項，自鹹豐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銀289萬(兩)"。這無疑給湘軍以很大幫助，但各省出於本位主義，往往對中央的飭令抵製、拖欠，因此協餉缺乏穩定性。
厘金是專為鎮壓太平天國而開辦的一種商業稅。分為兩種：活厘(行厘)，抽行商的貨物通過稅；板厘(坐厘)，抽坐商的交易稅。稅率為百分之一。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都超過了這個比例。它實施於鹹豐三年(1853年)，由幫辦江北軍務雷以緘於揚州創辦的，試行半年後，由鹹豐皇帝推而廣之，充裕軍需。在鹹豐五年，湖南巡撫駱秉章"乃仿揚州例，榷商賈、貨厘準，憑值率百分取二"。除供應本省的軍費所需，也接濟出省作戰的湘軍。鹹豐十年(1860年)，在長沙成立了"東征籌餉局"，為更大規模地籌集湘軍東征之餉，具體辦法是在本省厘務之外，"另抽半厘"。同年，曾國藩又奏請在江西設牙厘總局，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又奏請在廣東辦理厘金，以供蘇、浙、皖三省湘軍餉。湖南東征局、江西牙厘、廣東粵厘成為湘軍三大餉源基地，擔負著湘軍的大部分軍費。因此，厘金成為湘軍的主要餉源。
鹽務，與地丁、關稅是清政府三大財政收入。鹹豐五年(1855年)，曾國藩駐軍江西，餉項缺乏，奏請用鹽抵餉，於是湘軍籌餉便染指於鹽務。具體方法有二種：一是軍隊在鹽場附近或"捆鹽自賣"，或發放鹽票，"招商領票"。二是奏明戶部調撥各省的鹽引轉運，以鹽稅抵餉。鹹豐五年(1855年)，奏請飭撥浙鹽三萬引用抵餉銀。由於鹽餉數目大，往往被各地視為重要收入，因此湘軍很難將它納入固定籌餉範圍。
漕折和關稅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款項，但鹹同年間不時為曾國藩籌為軍餉。鹹豐三年(1853年)十一月，奏請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鹹豐五年(1855年)，奏請於江西漕折每月五萬兩。像這樣，曾國藩曾多次上奏朝廷請撥漕折和關稅，或允撥，或被議駁，或被地方截留。鹹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兩次奏請撥上海關稅十萬兩，都經議駁未撥。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奏撥江西關稅每月三萬兩，至同年六月，即被沈葆楨奏留不解。由於漕折和關稅被國家嚴密控製，不便於作為餉源被湘軍籌取。但因其豐厚，也時常作為籌餉的重要補充。
至於其他的籌餉措施，如地丁賦稅、印行鈔票等，都不過是一時籌餉的辦法，而不能作為重要或固定的餉源。
湘軍的種種籌餉方式，是在太平天國沉重打擊下，伴隨著清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的產物。湘軍通過廣泛的籌餉方式，得以維持和發展，成為太平天國最凶惡的敵人，就這一點來說，它是比較成功的。這也反映了清王朝已竭盡一切可能集結的財力、物力來撲滅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但同時它也給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從事農耕的人對著畎畝而憂愁滿麵，做買賣的為納繳厘金臉色全非，人人不得安生，就是空盡家產也無法抵足"。這正是籌餉所帶來的社會寫照。
儲 收 英 才
人才，是世間最寶貴的。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龔自珍曾仰天長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國藩也曾感慨，國中無人，他認為中國若想不與外國列強講和，就得有四五個得力的大將軍，他數來數去怎麼也數不出來。正因為如此，他才對人才傾注了那麼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選拔和推薦人才，隻要這個人確有所長，哪怕他給曾國藩的印象並不好，甚至與他心存隔閡，他都是不憚任用和舉薦的。曾國藩具有世間所罕見的發現人才的特殊價值的本領，大至總督，小至營哨，曾國藩舉薦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計數，可以說，發現人才的本領，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的首要本領，其價值往往超過了所發現的人才的價值。《韓詩外傳》說："在能人中推薦能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知人不易，得人不易。要知人就要善察人，要得人就要善用人，不察不用，即使人才就在身邊，也會視而不見。
曾國藩清醒地看到，軍隊能否有戰鬥力，關鍵在於將領的選拔是否得當。將領選任得當，就可以使一支軍隊由弱變強。反之，不僅不能與日益壯大的太平軍進行對抗，更重要的是無法"塞絕橫流人欲，來挽回厭亂的普遍人心"。因此，曾國藩在創建湘軍伊始，便將選將工作，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
從曾國藩所規定的選將標準來看，湘軍的選將製度較為嚴格，大致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麵：一是忠義血性；二是廉明為用；三是簡默樸實；四是智略才識；五是堅忍耐勞。
曾國藩在選將中，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統治民眾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這三個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們就一定不會樂意服從；不勤快，那營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會廢弛而無法管理。所以第一要事就在於此。如果士兵不怕死，則戰時能衝鋒陷陣、效命疆場，這是第二重要的。身體虛弱的人，過於疲勞就會生病；缺乏精神的，長久了就會逃走，這又是次要的了。這四個方麵看起來似乎過於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條，則萬萬不可帶兵。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則幾個中得一人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的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