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相聲的出版工作，大體與記錄、整理相銜接，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絕如縷，從未間斷。尤其在打倒“四人幫”以來倍加重視。不僅有多種與新相聲佳篇並存的綜合選本出版，並且有多種相聲著名表演藝術家的個人專集出版。《侯寶林相聲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年版）、《常寶堃相聲選》（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張壽臣相聲笑話合編》（中國曲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劉寶瑞表演單口相聲選》（中國曲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等，都是他們終生藝術心血的生動紀錄，也大體顯現了傳統相聲的總體風範，以及他們各自的風格特征。一九八○年沈陽市文化藝術界聯合會整理出版的《傳統相聲彙集》六本，是初次對傳統相聲全貌的展示，三百多段傳統作品大體表現了傳統整體的風采，是一件富有曆史功績的有益工作。雖然暫時以“內部參考”的形式刊出，但無疑對海內外相聲研究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藍本。一九八一年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了《單口相聲傳統作品選》。《中國傳統相聲大全》正在由“中華說唱藝術中心”整理出版，或可視為傳統相聲代表性、豐富性、科學性的結集，自此傳統遺產的寶貴財富得到了更為全麵的囊括。與此同時，隨著音像出版工作的發展，唱片、錄音帶、錄像帶的出版工作，也正在近幾年內興起。中國唱片社及地方音響部門出版的《傳統相聲選萃》等為傳統相聲保存了生動的聲像材料。但總的說來仍需有更為深入的研究或更為多樣的出版物問世。諸如，對名篇源流、發展和變異的探索，對名篇藝術賞析或分析的文字，對傳統相聲與民俗、市民藝術、喜劇美學的研究等等，都是亟待進行的。
總之，傳統相聲的挖掘、整理、紀錄、出版，是一項曆史性的工作，也是迫在眉睫的現實性任務。相聲的發展，相聲的繼承與出新，必須在傳統的基礎上和傳統精神觀照下進行。過去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對於傳統的看法多是片麵表麵庸俗社會學式的。往往把消極麵看得更多以為傳統是一種沉重的曆史包袱。或者，把傳統做技術、技藝、套式和路數的形式化理解。以為傳統的精粹或可資當代借鑒的隻是一些形式或手段的因素，而其底蘊和精神則與所謂“糟粕”雜揉在一起。這顯然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表現。割裂內容的形式與割裂形式的內容，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傳統的技藝或套式，傳統形式的意味和蘊含，傳統相聲不僅是民眾和市民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民間民族文化傳統的表現。傳統相聲所閃爍的市民階層的樂觀、求實精神，對於生活豁達、韌性的態度，以及我們民族所特有的那種曲婉與率真、智巧與稚拙、譏刺與自嘲的生動結合，等等，特別是對於市民心態、性格、意誌、情緒的逼真而高妙的刻畫與描摹，卻不僅是相聲也同是中國幽默藝術寶庫的偉大財富。因此，挖掘和整理工作不僅應該是深入的，並且應該是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可以說新相聲的繁榮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要背離和遺棄傳統，而恰是要熟悉和理解傳統。
獨腳戲的傳統段子所表現的也主要是來自城市下層人民生活和民間笑話的題材，寫出了人民群眾對剝削者壓迫者的反抗和蔑視，譏刺與嘲笑了舊社會形形色色的醜陋世相，也有一些表現了小人物的機智和諧趣，而另一方麵也有不少傳統段子單純追求噱頭，不重視作品的思想性和社會意義，主題不明確，人物性格不鮮明，有的沾染了下層市民階層的庸俗趣味，有些段子在藝術上也不夠成熟和完整。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獨腳戲演員們自覺地對傳統段子進行整理甚至改編，提高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再作演出，以適應新社會新聽眾的需要，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如周柏春的《狼狽為奸》，就是根據前輩名家劉春山所演《白相城隍廟》中一段插曲改編的。原作隻是說一個丟失皮夾的遊客被反動警察敲詐的故事，改後成為失主向警察求助，警察無休止地盤問細節，有意放跑了小偷，卻又向失主勒索破案手續費，抓住警匪一家這個題目，更充分地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自作聰明》本來是王雙慶、張雙勤據前輩藝人一個嘲笑笨人的“單賣口”編成的《笨人大會串》，經他倆采用一個角色分包趕角的辦法，改成了獨腳戲《自作聰明》，不再是嘲弄那些智力差、資質笨的人，而將重點放在諷刺自作聰明的人，格調就高多了。周柏春、張雙勤整理的《漢朝》源自江笑笑、鮑樂樂的傳統小段《教書丟筆》，經過整理，減少了蕪雜，增添了噱頭，努力把人物甲塑造成為一個不學無術、自吹自擂、信口開河、好為人師的狂妄者，論辯中，凡解釋不通的事都說是發生在漢朝的。“大家弄僵了都把漢朝搬出來”。經過整理的獨腳戲段子，許多仍在舞台上演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藝術效果。新中國成立後，傳統獨腳戲的文字腳本，除散見發表於曲藝叢書和報刊外，有兩次係統的結集，一次是一九六三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獨腳戲選》，另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中國曲藝出版社出版的《傳統獨腳戲選集》，兩部書的出版，對獨腳戲傳統曲目的整理和新曲目的創作起到了一定的借鑒與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