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列服務”，指農場管理機構的改革，即把行政領導機構變為專業的或綜合的服務公司，為家庭農場作產前、產中、產後的係列服務。
“定額上交”，指家庭農場按合同向國家和農場上交稅款、利潤、折舊和福利費以及必要的管理費和營業外各種支出。確定上交定額必須遵循國家、農場、職工家庭“三兼顧”的原則。
家庭農場是自負盈虧的核算單位和分配單位。它具有法人身份，可在銀行立戶，申請貸款；可按國家要求獨立地統籌規劃；可以自籌資金，自購材料、工具；有權使用自己擁有的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可以家庭成員作為基本勞動力，也可雇傭少量幫工；有權簽訂經濟合同，獨立地處理完成合同上交任務後的產品；可用自己的產品收入彌補生產支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而且可以依靠自己的積累追加投資，擴大再生產。
農業計劃管理與經濟調節手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國家對農業計劃管理，控製過多，統得過死；利用行政手段管理農業計劃多，運用經濟手段調節農業生產少。
（一）農業生產實行指令性計劃。農業計劃自上而下，一直下到生產隊。各級層層加碼，都具有指令性。這樣，農業基層生產單位就缺乏經營自主權。農用地種什麼作物，單位麵積產量多少，甚至應該采取什麼技術措施，包括何時播種、灌溉、施肥，播多少、灌多少、施多少等等，都由上麵作硬性規定。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地域性和多變性，這種自上而下的強製性計劃，往往違背當時當地的自然經濟條件，必然產生“瞎指揮”。
（二）農產品采購，實行統購、派購製。一九五三年開始實行統購製時，隻限於糧食和油料作物。接著範圍不斷擴大，到一九六一年，全部農產品大致劃分為三類。一類農產品，包括糧食、棉花、油料等實行統購，農民除留下自用部分外，必須全部按計劃價格賣給國家。二類農產品，包括煙草、糖、茶、豬、雞、蛋、中藥材，城郊還包括蔬菜等，實行派購製，政府按事先確定的限額派購，隻有在完成了派購任務之後，才能在集市上出售多餘部分。三類農產品，指一些小宗農產品，可按購銷雙方議定價格在市場上自由出售。這種統購派購製度在當時農產品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對保障人民生活，支持國家建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長期搞統派購，農民自己無權支配產品，這不能不挫傷他們發展商品生產的積極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對農業計劃管理，作了一些改進，逐步減少了農業指令性指標，逐步縮小了統購、派購的品種範圍。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采用了一係列有效的經濟手段和經濟政策，調動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
第一，減少農業稅收。解放後，我國一直實行增產不增稅的農業稅收政策。這對減輕農民負擔、發展生產起了很好的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為了扶持困難地區，進一步對這些地區實行減免農業稅的政策。因此從國家財政收入來看，農業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一九五六年占10.3%，一九六五年下降為5.4%，一九七七年占3.4%，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年平均隻占2.6%。一九八三年國家征收的農業稅32.8億元，隻相當於一九五四年的水平，使廣大農民得以休養生息。
第二，提高農產品價格。解放後，我國工農產品比價指數發生了很大變化，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明顯上升，農村用工業品銷售價格相應下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剪刀差”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以一九三○至一九三六年的七年平均價為基準，到一九七八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上升為390.4，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隻上升278.1。這樣，農民用同等數量的農副產品可以多換回相當於抗日戰爭前七年40.4%的工業品。但由於這段時期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遠遠大於農業，因此工農產品交換還存在比價不夠合理的問題。“穀賤傷農”，這是我國二十多年來農業發展速度不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七九年國家大幅度調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18種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平均提高18%，當年全國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比上年上升22.1%。國家用於支付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開支達108億元，這是建國以來調價幅度最大的一次。特別是糧食收購還實行了議購價格和超購加價的辦法，大大調動了農民增產和向國家交售的積極性。在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同時，國家還降低了農用塑料薄膜等一部分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價格，進一步縮小了工農產品的價差。
第三，放寬購銷政策，允許多渠道經營。為了搞活農副產品的流通，政府除取消對集市貿易、長途販運的不合理限製外，還逐步縮小了統購、派購的品種範圍，擴大了市場調節，允許集體和個人經營農產品。全國不少地方采取了產品、價格、市場三開放的措施，並在集市貿易的基礎上組織了農副產品貿易的批發市場。這大大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鄉之間的商品流通。一九八三年比一九七八年，農村商品零售總額增長了106%；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增長了279%；全國集市貿易成交額增長了208%。
第四，發展農村信貸。一九七九年三月，國務院決定恢複中國農業銀行，積極做好農村信貸工作。一九七九年國家對農村社隊貸款的年底餘額為122.9億元，一九八三年上升到199億元。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貸業務發展很快，吸收了農民大量資金，對農戶、鄉鎮企業發放了大量貸款。一九八三年底農村各項存款達487.39億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125.8%；一九八四年農民個人存款達438億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459%。一九八三年底各項貸款達163.7億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244.3%，其中農民個人貸款75.4億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長595%。這樣不僅有力地支持了農業生產發展，而且扶持了農村專業戶和鄉鎮企業的發展，擴大了商品生產。
為了進一步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和擴大城鄉交流，搞活農村經濟，一九八四年十月，國務院批準的國家計委《關於改進計劃體製的若幹暫行規定》中決定，從一九八五年起，國家對主要農產品的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對糧食、棉花、油料、烤煙、黃紅麻、生豬、二類海水產品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宗農產品的收購和調撥，按數量、品種、質量規定指令性指標，並自下而上簽訂收購合同加以落實；超過計劃收購部分，全部放開。
根據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的基本精神，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決定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從一九八五年起，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
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由商業部門在播種季節前與農民協商，簽訂定購合同。定購以外的糧食、棉花可以自由上市。
生豬、水產品和大中城市、工礦區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購，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隨行就市，按質論價。其他統派購產品，也要分品種、分地區逐步放開。
取消統購派購以後，農產品不再受原來經營分工的限製，實行多渠道直線流通。農產品經營、加工、消費單位都可以直接與農民簽訂收購合同；農民也可以通過合作組織或建立生產者協會，主動與有關單位協商簽訂銷售合同。任何單位都不得再向農民下達指令性生產計劃。
農副產品放開以後，國營商業要積極經營，參與市場調節，以避免農副產品價格大漲大跌。在價格過低時，國家可以用保護價收購；在價格過高時，國家進行拋售，以平抑市價。
此外，進一步放寬山區、林區政策。集體林區取消木材統購，開放木材市場，允許林農和集體的木材上市，實行議購議銷。中藥材，除因保護自然資源必須嚴格控製的少數品種外，其餘全部放開，自由購銷。
鼓勵農民發展采礦和其他開發性事業。對飼料工業、食品工業、小能源工業的投資和其他鄉鎮企業的技術改造費，在貸款數額和利率上給予優惠。按稅法規定，對新辦鄉鎮企業定期免征所得稅，期滿後仍有困難的，可以繼續定期減免。
上述政策的執行，必將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業生產的高漲。
農業的專業化與商品化
一、多種經營的發展
長期以來，由於片麵強調“以糧為綱”，我國廣大農民飽嚐了“單一經營，越搞越窮”的苦頭。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不僅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而且勞動效率和農民收入都大幅度提高。一九八四年平均每一農業勞動者生產的農業總產值達到1,038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長54.8%，平均每年增長7.6%。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家庭收支抽樣調查，一九八四年每一個農民的年純收入為355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1.6倍。農村有了較多的資金和剩餘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黨和政府及時提出了“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開展多種經營”的方針，提倡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全國農村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一大批專業戶（重點戶），到一九八三年底達2,483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13.6%。除專門種植糧食的專業戶外，還有從事養殖、林業、運輸、工副業和商業的專業戶。開始時，這些專業戶絕大多數沒有放棄承包的耕地，還是“家家種點田，戶戶小而全”的自然經濟狀況，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戶積累增加，一批一批農戶從農業、種植業分離出來，耕地向種田能手集中，工副業轉由能工巧匠承包，“小而全”的經濟結構變成“小而專”，專業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分工越來越細，農村的商品經濟在逐漸發展。如沈陽市的郊區農村一九八三年專業戶（重點戶）達到24萬多戶，占全市總農戶的49%。養雞專業戶交售的鮮蛋，占全市總交售量一半以上；養豬專業戶交售的商品豬，占全市總交售量的40%多。交售萬斤以上商品糧的大戶，全市已達6.2萬多戶。“一戶致富，百戶動心”，專業戶的富裕帶動和吸引著周圍的群眾，有的地方出現了以一業為主，定向生產的專業街、專業村、專業鄉，形成了新的商品生產基地。
二、農村經濟的協作和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