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也應該看到，迄今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增長率在全國仍是最高的，對中國總的人口態勢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現在一般預測，渡過今後幾年育齡婦女人數比重過大的“困難時期”之後，漢族的人口出生率將會有明顯的下降，而人口老齡化又會使其死亡率難以進一步降低，甚至會有所回升，這樣進入21世紀漢族的人口增長率將降到較低的水平上。而大多數少數民族則不然，其人口再生產的特點是：
（1）人口年齡構成輕。50～60年代少數民族的平均年齡構成與漢族沒有明顯差別，進入70年代後，漢族地區計劃生育工作的強度很大，人口再生產類型迅速發生轉變，少數民族地區因種種原因有所滯後，使二者的年齡構成出現顯著差距，如1990年漢族少兒比重為27.1%，少數民族卻達34.0%，這使得後者仍具有較大的生育慣性。
（2）生育率高。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加上受某些宗教因素和風俗習慣的影響，生育率一向偏高，近年有所抑低，但仍明顯高於漢族。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89年全國少數民族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2.9，而漢族僅為2.3，相差達四分之一。
（3）死亡率下降的潛力大。少數民族的死亡率比過去已有很大幅度的降低，但迄今仍偏高，1989/1990年度標準化死亡率為9.0‰，比漢族約高2.8個千分點，其中鄂倫春族的標準化死亡率高達18.0‰，還有14個民族亦達10‰～15‰，而嬰幼兒死亡率的偏高尤為明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受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限製。此外，與自然條件、人口分布特點以及某些風俗習慣等也有關係。如一些少數民族散布於深山，或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從而增大了防病治病的困難，對嬰幼兒尤為不利。經多年努力，上述狀況已不斷得到改善，使死亡率持續趨於下降，其進一步下降的潛力大大超過漢族。死亡率下降本身無疑是件好事，但客觀上也加大了控製人口的難度。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很長時期內，少數民族人口仍將保持顯著高於漢族的增長速度。當2040年前後中國總人口達到約15.7億的曆史峰值時，少數民族將為1.7億，占10.8%。與1990年相比，這50年中漢族人口年均增長5.9‰，少數民族可達12.5‰。以後，前者人口將趨於絕對減少，而後者還將再經過若幹年才能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屆時占中國總人口的比重將達12%。
麵對上述前景，在少數民族中區別不同情況進一步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無疑是十分必要的，這不僅對全國控製人口總目標的實現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對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四、文化程度構成
文化程度是反映人口素質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它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相互促進的關係。一個國家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它對教育、文化、科技、藝術、體育等事業的要求也越高，越複雜。“知識就是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些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國際經驗表明，在落後的文化和科學的基礎上，不可能出現先進的生產力；而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程度，改善其身體素質，是一種投資較小，見效較快、較大、較持久的發展生產力的途徑。
舊中國文化教育事業非常落後，到新中國建立之初，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比重仍高達80%。此後，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以外，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以1995年與1952年相比，全國人口增長1.1倍，而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增長了14.2倍，中等學校和小學則分別增長了18.7倍和16倍。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964年已降至38%，1995年又進一步下降到12%。
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中國6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20.6%，小學文化程度者占43.3%，初中占26.5%，高中和中專占9.0%，大學專科占0.97%，大學本科占0.62%。每人平均受教育年數為5.5年。
上述文化程度構成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區之間差異很明顯，其總的態勢是：男性高於女性，青年高於中年更高於老年，漢族高於少數民族，城市高於鄉村，東部地區高於中西部地區。
由於曆史原因，加上重男輕女的傳統意識，中國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顯著低於男性，近幾十年來這一差別逐漸縮小，但迄今依然存在，從而在文化程度構成上形成明顯的男女差異。1990年全國6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平均性別比為46.3，表明女性人數比男性超出1倍多。在有文化的人口中，性別比隨文化層次的升高而迅速增大，其中小學為110.1，初中為153.7，高中和中專為158.8，大學專科為214.4，而大學本科則高達256.9，表明男性人數越來越多地超過了女性。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上述差異往往表現得愈加明顯。女性文化程度偏低，對她們充分發揮社會經濟職能以及提高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顯然是不利的，對於控製人口數量、改善人口素質也是個消極因素（婦女生育率與文化程度成反比，如1989年文盲半文盲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93胎次，隨著文化層次上升，生育胎次幾乎成等差級數遞減，直至大學畢業為1.12胎次，以此推算，婦女多受一年教育可平均減少生育0.11胎次）。當前，與已成年女性的文化教育問題相比，如何進一步提高學齡女性人口的入學率，降低其輟學率，尤其具有緊迫性。據統計，1990年全國10歲兒童中，男性在校率為96.3%，女性為92.3%，這表明相對於男性，有4%的10歲女童被“額外”剝奪了學習機會，但兩性差異此時尚不算很大。而到15歲，男性在校率為61.4%，女性為46.7%，差距已擴大至1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全國有數以十萬計的小姑娘過早地離開了學校，對她們本人，對整個社會，這無疑都是一個損失。因此，今後不僅要努力提高全體學齡人口的入學率和鞏固率，還要盡快消除其中長期存在著的性別差異，這對改善未來的中國人口文化素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青年的文化程度高於中年更高於老年，1990年全國15～29歲組人口平均受教育7.1年，30～44歲組為6.0年，45～59歲組為4.0年，60歲及以上組僅為1.8年，且兩性的差異也越來越大。在對年齡別文化素質的分析中，有兩個問題應引起重視。一是15～29歲即青年組的文化程度盡管高於其父兄，但仍明顯偏低，其中文盲半文盲竟占到6.1%，小學比重亦高達32.2%，這種狀況與他們肩負的社會經濟重任顯然是不相稱的。二是30～44歲組人口中高文化層次者甚少，大學本科比重僅為0.46%，大大低於45～49歲組的1.22%，僅與60歲以上組相當，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橫遭浩劫的惡果。到2002年，“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將到達退休年齡，而他們的後繼者竟遠在15年之後！這道既深且廣的“人才大斷層”，雖經多方彌補，仍然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一個突出的不利因素。
文化構成的民族差異首先表現在漢族的文化程度高於各少數民族的平均水平，1990年6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前者為19.8%，後者卻達29.9%，相差約10個百分點，而高文化層次者的比重前者則明顯超過後者，這種在曆史上長期形成的差異確實難以在短短幾十年中消除。在各少數民族中，文化構成差異也很大，按前述文盲半文盲比重計，全國有16個民族比漢族低，最低的是錫伯族（7.1%）、塔塔爾族、俄羅斯族和朝鮮族；其餘39個民族比漢族高，最高的是東鄉族（81.0%）、門巴族、藏族和拉祜族。這種差異的形成，與生活方式和自然環境有關，也與各民族在新中國建立時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一些當時尚處在原始公社製或奴隸製社會的民族，生產力水平極低，又長期與外部世界隔絕，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顯然具有特殊的困難。總的說來，分布於北方的各少數民族文化程度較高，分布於西南高原山區的民族文化程度則較低。
文化構成的城鄉差異，實質上反映了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之間的差異，這在發展中國家是非常普遍的現象。1990年，中國市鎮6歲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11.8%，縣卻達28.0%，相差確實很懸殊，這說明中國掃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重點（也是難點）是在廣大鄉村，尤其是貧困山區。在高層次人才的分布上，城鄉差異甚至更為明顯，如每1萬人口（≥6歲）中達到大學本科程度者，市為272人，鎮為90人，縣僅為4人，市縣相差達67倍。如何進一步培養和吸引高層次人才，確是當前農村發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上各種差異最終在省區差異上得到綜合性的反映，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東部文化程度較高，中部次之，西部較低。根據1990年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可以把各省、市、區劃分為以下4種類型：
文化程度較高，包括（按受教育年數由多至少排列，下同）北京、上海、天津3個直轄市，分別為7.7年，7.3年和6.9年。
文化程度中等，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山西、廣東、新疆、內蒙古、湖南、江蘇、海南、湖北、陝西、河北、河南、山東、廣西、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共20個省、區，年數為6.5～5.1年。
文化程度較低，包括寧夏、安徽、甘肅、青海、貴州和雲南，共6個省、區，年數為4.8～4.1年。
文化程度很低，僅包括西藏，為1.8年。
省區差異的形成，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及非農業人口比重之間，存在著高度密切的正相關，一方麵它直接產生了對文化教育的不同社會需求，另一方麵它又直接製約著對文化教育的不同社會投入。有些省、區，雖然主觀上對發展文教事業很重視，但因總的經濟水平低，人均投入仍然不多，如安徽省1995年文教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29%，比上海市的22%高得多，但人均僅66元，尚不足上海六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與城市和東部平原相比，中西部廣大高原山區特殊的地理環境顯著增大了發展文教事業的難度，有的山區學生上學要爬山涉水走兩個小時，連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證；由於交通閉塞，居住分散，很多山區小學都隻有1位老師（在雲南，占全省小學總數40%），幾個學生，不僅處境艱難，而且投入產出根本無望達到正常比例。最後應予強調的是，當前的人口遷移態勢正在擴大而不是縮小省、區之間文化程度的差異，大量有著較高文化程度的移民從相對後進地區源源湧入北京、上海、廣東等東部沿海省、市、區，雖然一時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但對原遷出地文化構成的負麵影響也應引起重視。
總結中國人口的文化構成，首先要看到其水平與過去相比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次，也存在著幾個帶有全局性的不容忽視的問題：
中遊，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仍占相當比重，全國的教育重心明顯地偏於較低層次，且結構調整難度較大。
（2）學齡人口遠未得到充分的受教育的機會，新的文盲正在繼續產生，在全國要真正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3）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從而導致受教育水平在兩性之間、民族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在各地區之間出現顯著差異。這種差異主要來自曆史因素，但也反映了當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必須及早加以合理的解決，否則對全國的協調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還可能引發種種矛盾。
應當指出，上述問題已經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重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上述問題將會逐步得到解決或改善，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