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霧都孤兒》的緣分起始於烽火連天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一個同齡的朋友借來一本早年出版的《霧都孤兒》，說這是一本講怎樣教小偷的書，不幸的是，小夥子將書名和作者名整個念反了，還錯了兩個字。其實，曾經留學英國的父親早就和我講過“霧都孤兒”的故事。這一次，我與《霧都孤兒》擦肩而過。一九七六年，一位現已移居美國的年輕朋友拿來一本《霧都孤兒》原文版，約定我們倆各譯一半，哪知老兄他還沒開始就打了退堂鼓。那年夏天，我感到自己真是走到了絕境：父親頭年去世，母親頂著那個年頭最暢銷的產品：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和三頂“反革命”帽子。暑假我隻領到十二元工資，連每月接濟家裏的五元錢也拿不出。沒有辦法，隻好躲進《霧都孤兒》了。接下來的十五個月，我與《霧都孤兒》獨守高樓。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一個相信，與重慶大學一位同行談起，他也認為決不可能，直到我把全部譯稿送到重大才相信。我至今想起來還感到惋惜，為了《霧都孤兒》，我甚至錯過了參加普天同慶粉碎“四人幫”的盛大節日。一九七八年，初稿完成，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係，編輯同誌給當時還是一名自學青年的我以極大的鼓勵。
此後，我與《霧都孤兒》的約會一拖就是二十年。這二十年中，和我們這個國家一樣，我的境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十多年教齡，英語專業翻譯教學也搞了十多年，譯了二十多本書。一九九六年冬，譯林出版社施梓雲先生來電話，社裏同意由我擔任重譯《霧都孤兒》的工作。能夠國青年時代的一個舊夢，此時的興奮自不待言。另一個遠非當年可比的條件是，世界進入了信息高速公路時代，我在昔日連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多媒體計算機上瀏覽微軟公司的《書架》、《百科全書》，查閱最新版本的《韋伯斯特英語大詞典》，從光盤版《聖經》中查找出處。我常有一種我自無所不能的豪情。
這次重譯所持原著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文學叢書版，和我二十年前用的略有出入。在三讀原稿的同時也細細拜讀了《霧都孤兒》七十年代的譯本《奧立弗·退斯特》，這個譯本出自本人心儀多年但素未謀麵的榮如德先生筆下。讀榮先生的譯文，深感原譯為這部世界文學名著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與對照原文讀其他一些名著譯本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翻譯工作，無論中外，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如果說，任何譯作都可能出現瑕疵，那麼已有譯本的瑕疵則隻能歸因於曆史條件的限製。盡管現在已經到了世紀交替的時期，譯者工作起來依舊極其小心，生怕留下一些不應該留下的遺憾，也就是像傅雷先生說的那樣，“盡量將虱子多捉去一些”，以無愧於這一部傑作，不辜負讀者和出版社的信任。
何文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讀完畢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