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糾偏”中，郵電部檢查了“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錯誤”。但對什麼是資本主義經營思想，什麼是社會主義經營思想，卻缺乏科學的分析，在運動過程中不恰當地擴大了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範疇，以致在一些郵電職工中，在長時間內因怕犯“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錯誤”，而不敢大膽發展業務，不敢提增加企業收入，對郵電經營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郵電部發布《關於克服發展業務中的缺點，及對今後方向的指示》，明確提出了“迅速、準確、安全、方便”（簡稱“八字方針”）作為郵電部門的服務方針。這個方針在郵電職工中深入人心。各級郵電企業根據八字方針，以加強管理、改善服務和提高質量為工作的重點，建立各項業務技術規章製度、責任製度和管理製度，製定質量指標、經濟技術定額；增加局所網路，尤其是發展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的通信建設，以方便群眾；進行人員培訓，提高職工的業務技術水平。實踐證明，八字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繼承了中國人民革命通信事業的傳統，又吸收了舊中國郵電企業中通信服務的合理因素；既反映了郵電通信的基本規律，也反映了國家和人民群眾對通信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人民郵電的根本宗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根據國家的政策，以不同的方式，先後接管了外國公司企業在中國大陸上的全部郵電設施，收回了國家通信主權。
一、收回美商在上海的電話公司
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成立於一九三○年。一九四九年該公司擁有旋轉式自動電話設備63466門、話機97000餘部。上海解放後，中國允許該公司在服從中國政府法令的條件下繼續營業。一九五○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政府借口中國政府派誌願軍援助朝鮮，宣布管製中國在美國轄內的公私財產，並武裝侵略台灣。針對美國政府的侵略和敵對行動，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布命令，對在中國境內的美國政府和私人企業的一切財產予以管製並進行清查。根據這個命令，上海市軍管會於十二月三十日對美商上海電話公司進行軍事管製，成立了臨時管理委員會，團結公司全體職工協助軍管開展業務（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電話公司和上海市電信局市話處合並，成立上海市內電話局，由郵電部門統一管理）。
二、中印兩國協商處理印度在西藏的郵電設施
對印度繼承英國在西藏的郵電設施，采取了中印雙方協商處理的方式。一九五三年，中印雙方代表團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會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印度政府同意將其在中國地方所經營的郵政、電報和電話等企業及其設備，無償地交給中國政府；並將其在西藏地方的12個郵驛站及其設施以雙方同意的價格折價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方麵派出以陰法唐為組長的代表團與印度代表齊伯爾辦理交接事宜。一九五五年二月底，雙方派人分別赴江孜、帕裏、亞東等地一起清點有關通信設施。同年四月一日，中印兩國政府的代表在西藏拉薩舉行了交接儀式，至此西藏全境的郵電通信設施，由中國郵電部門接管。
三、丹麥商人資產作價轉給上海郵電部門
在中國尚有丹麥大北電報公司的部分產業。中國大陸解放以後，該公司雖已結束在中國經營的電信業務，但資產問題一直懸而未決。郵電部授權上海市郵電管理局與該公司協商談判，將該公司在中國境內的資產全部作價轉讓給上海市郵電管理局。
一九五三年，國家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這一期間，郵電部門加強了郵電事業的建設，提高了業務和技術水平。
一、加強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通信網
“一五”期間，郵電部門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不斷取得進展，對通信網路進行了有計劃的擴建和改造，采取“重點建設，照顧一般”和“有線為主，無線為輔”的方針，加強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郵電通信網，提前一年完成了計劃任務。
（一）加強幹線郵路，增設自辦局所。
這一期間，全國幹線郵路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邊遠省份發展更快。例如，隨著川藏、青藏公路的建設，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七年，郵電部門先後開辟了成都經昌都至拉薩和西寧至拉薩的兩條各長達1000餘公裏的自辦汽車郵路。同時，郵政運輸工具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一九五四年郵電部門在主要鐵道幹線上使用了自備火車郵廂。在郵件運輸的組織管理方麵，實行鐵道郵路上的計劃運輸，並進而形成了鐵道運輸的調度責任局製度。由於郵運的改善，從北京發出的郵件，凡鐵路通達的省會及自治區首府，一般三天左右即可到達。
在郵政局所的建設方麵，根據國家重點建設和農業合作化的需要，對郵政自辦局所進行合理布局，在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和大型建設工程的基地陸續設置了局所，基本上適應了需要。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郵電部決定整頓私商和私人經營的郵政代辦所。由於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片麵求純，過分強調以自辦為主，對代辦所分別進行撤、並、轉，全國4萬多個代辦所至一九五六年減為2.3萬多處，致使郵電部門服務水平有所下降。
（二）建成國家電信幹線通信網。
“一五”期間的電信建設重點是，進一步溝通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長途電信網，建設全國長途明線幹線。在蘇聯專家幫助下，開始設計興建北京電報大樓；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匈牙利等國引進了一批市內電話交換機、載波機與無線電發信機；同時，又分別在北京、新疆進行國際電台等重點工程的建設。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國家各工業部門的支持下，全國已建成國內長途有線通信網，和以北京、上海、新疆電台為骨幹的國際無線通信網。北京至各大區中心及各省省會、自治區首府間已經全部溝通了直達的長途電話和電報電路，其中長途電話電路全部實現了載波化，電報電路也基本上實現了載波化，並開始使用電傳打字機。各省省會至專區、專區至所屬各縣的有線通信網，經過整頓、改造和擴建，也都基本溝通。少數邊遠地區和一些沿海島嶼使用了無線電通信。這一期間，電傳打字機、傳真電報機和3路、12路載波電話終端機等有了大幅度增長，通信設備開始向多路化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市內電話需求量驟增。郵電部門根據政治、經濟中心和新興工業城市建設的迫切需要，新建和擴建了北京等25個城市的自動電話設備，使全國2000多個縣城基本上有了市內電話，並對原有市話設備進行技術改造，提高了通信質量。
（三）發展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通信。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對郵電通信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九五五年郵電部門製訂了《關於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鄉村郵電發展和改進的規劃》。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其中，第31條提出：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完成鄉和大型合作社的電話網的建設。在必要的地方，設置無線報話器。在七年內普及農村郵政網，做好郵電傳遞和報刊發行工作。從此，農村郵電通信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國農村郵路及投遞路線已經達到170餘萬公裏，有96%的鄉通了郵路；鄉村電話線路累計已達到近70萬杆公裏，鄉村電話交換設備約為32萬門，有70%的鄉通了電話。這一時期的農村郵電建設發展比較迅速，但是也存在著脫離實際的問題。一九五六年在全國推行農業生產合作社投遞員製度，曾要求農村無償承擔郵件投遞任務，加重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負擔，使這一製度沒有鞏固下去。在鄉村電話建設上，有些地區不顧條件，急於求成，到處鋪開，致使通信網路不合理，通話質量很低，造成了農村通信上的後遺症。
“一五”期間，少數民族地區的郵電通信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解放以前，在兄弟民族居住的遼闊土地上，隻有寥寥可數的郵電服務點和稀疏的通信網路。例如，新疆解放時，全區隻有26個郵政局、16個電信局、13個郵政所，自辦汽車郵路僅600多公裏，廣大農牧區一直處於既不通郵遞更不通電信的情況，邊遠地區的農牧民寄一封信，還得帶上幹糧走兩三天。內蒙古全區也隻有20多個郵電局所，1100多公裏的郵路。經過三年恢複時期的建設，少數民族地區的郵電通信出現了新的麵貌，新疆、內蒙古的郵電服務機構增加了五、六倍之多，郵路長度增加3倍以上；農村長途電信設備和市內電話設備也有了很大的增長。這些地區郵電通信建設的發展，促進了各兄弟民族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聯係和團結。
二、建立郵電科研、教育和工業基礎
郵電部早在一九五○年九月，就集中一批較強的技術力量，設立了電信科學研究所，開始電信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工作。一九五二年十月，該所與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信部電信科學研究所合並，歸通信部領導。一九五六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廣大科技人員編製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確定了57項重點任務。其中，第34項提出了郵電科學技術的發展目標，指明了發展的道路。為加速發展郵電科學技術，一九五七年，經國務院批準，在北京建立了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在上海成立了電信科學研究所。
作為郵電事業基礎條件的郵電教育，得到了各方麵的重視。“一五”期間，郵電部門召開了5次全國郵電工作會議，其中有4次會議提出提高領導幹部和技術幹部以及職工的政治、業務、技術水平等有關郵電教育的問題。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共建立了8所郵電中等專業學校，並於一九五五年在全國高等教育院係調整中，成立了北京郵電學院。同時，還以各種訓練班的形式培養了大批機務、線務、報務、話務、郵政、營業等人員。一九五六年，還開辦了具有郵電通信特色的高等和中等職工函授教育。
這一時期，郵電工業也相應得到發展。由修配為主的各地郵電修配廠，在進行零配件加工的同時，逐步組裝整機設備，建立了一批工廠，形成了修配和製造兩個網。到一九五五年，已生產各種通信設備的維護零配件近2000萬件，組裝了一批通信設備，解決通信急需，為發展郵電工業初步奠定了基礎。
三、建立新的企業管理製度
“一五”期間，郵電通信企業逐步建立和健全各項經營管理製度。一九五三年八月，郵電部在部署下半年工作時，強調以計劃管理為重點，全麵加強郵電企業管理。一九五四年，針對郵電生產的特點，開展了反對無人負責、建立各種責任製的工作。各級生產管理機構都先後建立了生產指揮係統。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全國大體上有200多個企業建立和健全了行政管理責任製、生產責任製、技術責任製、設備維護及檢修責任製、線路及郵運部門的安全責任製、保密責任製等。同時根據蘇聯專家的建議，決定把整頓組織機構同建立健全各項業務製度、加強業務領導結合起來。這一年，著手製訂並逐步推行各項業務製度與企業管理的各項規程標準，使郵電企業的管理工作有所改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又提出把加強通信組織工作和業務技術管理放在各項工作的首要地位。到一九五七年年末，全國郵電企業在通信業務、通信質量、通信技術，以及計劃、財務、勞動、物資和基建等方麵，基本上實現了管理有製度、檢查有依據、考核有辦法，企業管理得到加強。
在加強企業管理的同時，郵電部門普遍開展了以提高通信質量為主要內容的勞動競賽，陸續總結推廣“京津郵政投遞工作法”、“沈陽電信局機械股工作法”、“許興柱長途線路維護經驗”、“天津郵局緊密運轉計劃封發經驗”等幾個對通信工作有重要作用的先進經驗，使整個“一五”期間的通信質量和服務水平不斷提高，並湧現出一批先進生產者和先進集體。一九五四年，郵電部門有6位職工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是：郵電部部長朱學範、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李景韓、天津市電信局長途話務員郭秀雲、全國勞動模範河北省承德郵電局電力機務員劉長貴、山西省特等勞動模範榆次郵電局鄉郵員張道中和貴州省工業勞動模範郵件運輸汽車修理工茅顯祺。一九五六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郵電部門召開了全國郵電先進生產者、先進集體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先進生產者和先進集體代表達489人，其中有148名被選為出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代表。
四、郵電事業的成就
在“一五”時期，郵電事業開始進入全麵建設階段，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通信網，科學研究和教育機構相繼建立，郵電工業生產和從設計到施工的基建隊伍也已基本形成。“一五”時期的郵電建設，超額完成了計劃任務，郵路和農村投遞路線總長度達到222.3萬公裏，比原計劃196.8萬公裏超過12.9%；擴建長途明線12.27萬對公裏，比原計劃6.3萬對公裏超過94.7%；擴建城市電話25.19萬門，比原計劃9.1萬門超過176%。
新中國建立八年來，郵電通信有了很大發展。以一九五七年同一九四九年相比，郵電局所從2.63萬處增加到4.54萬處，增長了72%；郵路及農村投遞路線總長度從70.6萬公裏增加到222.3萬公裏，增長2.15倍；長途電信線路總長度從7.7萬杆公裏增加到12.6萬杆公裏，增長了63.6%；市內電話從31.2萬門增加到64.7萬門，增長1.1倍；長途電話電路從2881路（一九五○年）增加到4684路，增長了62%；電報電路從3007路（一九五○年）增加到4964路，增長了65%；無線電台發訊功率增長10多倍；全國有96%的鄉和80%的社通了郵路及70%的鄉通了電話，這些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郵電業務總量從13528萬元增長到40888萬元，增長2倍，郵電經營自一九五二年變虧為盈以來，營利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