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炎、潘檉章被捕後，表現十分堅強。受審時，吳炎慷慨陳詞，揭露和痛斥官府亂捕無辜、濫施酷刑的殘暴和蠻橫無理。潘檉章不願家中老母受到牽連，便以沉默來抗議清政府的迫害。兩人都受盡酷刑，遍體鱗傷，體無完膚……
聽說好友遇難的消息，顧炎武悲痛難忍，麵對漫漫黑夜，寫下《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一詩，表達了對慘遭不幸的亡友的哀悼、惋惜，更有著對清王朝摧殘人才、草菅人命、濫殺無事罪行的控訴和聲討。他還寫了《書吳潘二子事》一文。詳盡地記述了莊氏明史案的經過始末，無情地揭露了清政府以文字獄實行文化專製主義的罪行。
當聽說潘檉章的弟弟潘耒幸免於難，已變名改姓藏匿於深山，他就托可靠之人帶去一信，告訴潘耒，其兄雖英靈已逝，卻名垂青史。他要潘宋保重自己，切不可輕易犯難，還要潘耒盡快北上以避禍，並打破自己不收門生的定規，收潘宋為學生。
第二年，他又聽說另-起文字獄。這一年，他結束在山西、陝西的考察，途經河南準備返回山東。當到河南輝縣時，他特地去拜訪住在當地的大學者孫奇逢，不料，這位視富貴如糞土、多次拒絕清廷征召的老學者，因有人控告他幾年前所編的《甲申大難錄》一書是為紀念亡明而作，已被押往北京審訊了。
顧炎武對清政府接二連三製造文字獄已有足夠的警覺，但他卻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橫禍即將飛臨他的頭上。
回到山東，因章丘謝長吉以田產償債，顧炎武在章丘大桑家莊便有了一個農莊。顧炎武打算好好經營田莊，讓自己休整一段時間，同時，也好整理一下自己的著作。
還在1666年(康熙五年)，山東萊州出了一個黃培詩案。黃培，山東萊州即墨人，曾在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告他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薑，在他考中進土、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不惜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即攻擊清王朝)的詩文書籍等。就為此，黃培等14人被捕入獄。這個案件審理了三年之久，本與顧炎武毫無關係。可是，那個以田產抵債的謝長吉見顧長年在外，便想不花錢而奪回償債的田土。於是，他去找到薑元衡，兩人幾經密謀，就編造出了顧炎武是黃培詩案"同案犯"的"罪名"。他們稱：從黃家搜出的《忠節錄》《啟禎集》，又名《啟禎詩選》)的編輯者陳濟生是顧炎武已亡故的姐夫。而這本書中的《黃禦史傳》裏有"家居二年，握發以終"之語，說明黃父不遵從清政府剃發令，有反清"逆誌"。而《顧推官傳》中的"晚與寧人遊"，寧人即顧炎武。而"有寧人所為狀在"，是說是顧炎武在黃家將其姐夫的《忠節錄》編刻成書的。薑元衡還嫌不夠，又特別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王朝懷有二心聚眾謀反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之事，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薑元衡點了約300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不久，官府追捕顧炎武的行文命令即傳送到江南昆山。
其時，顧炎武正在北京。聞訊後，有的朋友勸他遠走避禍，也有入主張他隱姓埋名。但顧炎武決定立即去濟南投案，與薑元衡對質公堂。因為，他自信與此事毫無關係，完全可以駁倒對方的控訴。同時，他不願連累自己的親友。
顧炎武一到濟南，就被關進監獄，官府根本不聽他的申辯。
各處的朋友得知顧炎武人獄的消息，紛紛伸手援救，或為顧炎武說情，或籌集資金疏通關係，或了解案情由來，為顧炎武幫了不少忙。
經過朋友們的幫助和疏通，證人供認實不認識顧炎武。審判官也指出，所謂《顧推官傳》中的"寧人"並無顧姓，可見不是指顧炎武；又從另案中審出《忠節錄》一書是別人從"海中帶來者"。還從顧炎武之請，讓那個謝長吉當堂對質，由顧炎武指斥其挾私陷害、教唆栽贓等劣行。最後，終以顧炎武與《忠節錄》無關、薑元衡等所控不實而結案。是年十月，顧炎武獲釋出獄。
在耳聞目睹朋友們的不幸遭遇之後，顧炎武又親曆了這樣的磨難。他對"文字獄"帶給知識分子的種種不幸和痛苦，感受更為深切，把這種政策稱為"秦坑"，即指斥它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毫無兩樣。
顧炎武還在《赴東》組詩中，無情地揭露了清朝統治者對人們思想言論的箝製，造成了人們噤如寒蟬，害怕一句話不當就引來家破人亡的大禍。
顧炎武出獄後，應他的幾個外甥的盛情邀請，先後於1671年(康熙十年)、1672年(康熙十一年)、1673年(康熙十二年)和1676年(康熙十五年)幾次入京。
顧炎武的這幾個外甥都先後通過科舉考試做上清朝的犬官。三外甥徐元文(字公肅)，在1659年(順治十六年)高中進士一甲一名，由翰林院修撰做到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大外甥徐乾學(字原一)是1670年(康熙九年)的進士，也由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左都禦史、刑部尚書。二外甥徐秉義(宇彥和)是1673年(康熙十二年)進士，也曾做過內閣學士，後來官做到吏部侍郎。聞名一時的"三徐"不僅官高位尊，而且在皇帝麵前說得上話。
這三位外甥年幼之時，家境不甚寬裕，顧炎武這個舅舅曾多次給他們資助。所以，他們當上大官後，自然要回報舅舅往日之恩了。同時，他們還有一層不便明說的想法，那就是擔心這位一貫堅持反清、漫遊各地、廣交朋友的老舅在外邊惹上大禍，以至於牽連自己。因此，他們極力邀請舅舅前來同住，既可以盡孝心，也可將他羈管在深庭大院之內，減少他與外人的接觸交往，少生麻煩之事。
外甥的邀請使顧炎武感受到親情的溫暖。他還因此想起，此次出獄，也得到外甥們不少的關照和援助，而自己要擺脫官府暗探、鷹犬的監視和注意，到外甥家去避避風，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1671年，顧炎武進京住在大外甥徐乾學家。一天，三外甥徐元文帶了一個客人來看他，介紹說，這是他在朝廷中的同事，叫熊賜履，現正主持編修《明史》，職位是大學士。熊賜履對顧炎武很尊重，隻說些恭維的話，並提出請顧炎武到他家赴宴，見顧炎武答應後就告辭了t)事後，顧炎武在兩個外甥的陪同下去到熊家，酒過幾巡後，熊賜履借著敬酒對顧炎武說："老先生，今有一事相求。不是朝廷旨意，純係私事相抵。''顧炎武一聽此話，立即放下手中的酒杯，問道："您有什麼私事要求我幫忙?!"熊賜履接過這句話，也不管顧炎武是否真的願呀，便說起最近皇帝有將他外放之意，而他卻不想去。為此，他想以主修《明史》為推托理由，但他自己對前朝故事，所知甚少，故而想請顧炎武出來幫忙。熊賜履說到這裏，顧炎武猛地站起來說道："這是什麼私事，還不是朝廷………，我不能幫你的忙!"外甥們連忙起身勸解，顧炎武不由分說，斷然說道："我是決然不會做這類事的，你們硬要我去做，我隻好像介之推那樣逃往深山，或者像屈原那樣去死!"說完，把手朝主人一拱，轉身離去。熊賜履和顧炎武的外甥愕然呆立，一時不知該怎麼辦。回到外甥家，他收拾好自己的行裝，打一聲招呼，便離京西去。
為了杜絕朋友、熟人中有人再為朝廷傳話，他一再在詩中表示："生平不擬托諸侯，吾道仍須曆九州。"
顧炎武在山西、陝西來往時，清王朝甘肅提督張勇特派其子張雲翼(字又南)幾次三番來見他，希望顧炎武能去蘭州，在其署中做點高級幕僚之事。為了表示"誠意"，張雲翼願承擔顧炎武所著《左傳杜解補正》一書的刻印，顧炎武不拒絕把書交給他刻印，但卻委婉地拒絕了去蘭州的邀約。他讓張雲翼告訴其父，說自己不想"自立壇坫"、"講學聚徒"，以免重蹈當年東林黨人的覆轍。這樣的解釋叫張氏父子哭笑不得。潼商道道台胡戴仁親自來見顧炎武，表示了請他到署中做事的意願，也被他斷然拒絕了。
當時，清政府為了緩和漢族知識分子的敵對情緒，在三年舉行一次的正科考試外，又增加了"博學鴻儒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等特科。一則收買人心，二則招攬人才。就在1678年(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宣布增並"博學鴻儒科"時，參加的有名望的學者諸如朱彝尊、湯斌、潘耒、毛奇齡、尤侗等，都被錄取，以後又都被授以翰林院的官職。這些人中不少人是顧炎武的朋友或熟人。
在這種情況下，顧炎武的同鄉、當時負責主持編修明史的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靄、翰林院侍講韓莢菼以為顧炎武也會動心，便竭力主張推薦他來參加這次考試。不料，顧炎武的回答是："本無鄭衛音，不入時人選。年老更迂疏，製行複剛褊。"意思是說他不會隨波逐流，性格、思想很難改變了。但葉方靄卻不死心，次年，他又以明史館總裁官向顧炎武發出聘請書。不久，他就接到了回信，在信中，顧炎武鄭重聲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還堅決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這種堅決的態度和不留餘地的語言，使得葉方靄等再不敢來勸顧炎武為清王朝做事了。
顧炎武一次又一次地擺脫了清政府的糾纏，但他仍擔心，清政府會利用他的幾個外甥進行"規勸"。為此，他決定離開北京城，並再也不回來了。他將"放跡江湖間"，在"春雨對空山，流泉傍清畎（田間水溝），枕石且看雲"的生活中寄托情懷；在整理典籍、鑽研學問中，找到於後人有用的濟世方略。
六、心係家國
顧炎武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學術方麵。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稱頌他是"清學卉山之祖"。
和他畢生的活動一樣，他的著作和學術思想，自始至終貫串著一條愛國主義的主線，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出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積極用世的目的。
顧炎武好讀書，但他更牢記祖父的教導："讀書不如抄書。"由此從小養成抄書的習慣。在他周遊各地時，許多當地人士聞名而主動邀請他去做客。他討厭這種無聊的應酬，往往找借口不去赴約。但遇到"有賢主人以書相示"時，他就留下不走。如果其中有可讀之書；時，他就老實不客氣地住了下來，直到把書讀完或將重要內容抄下，才向主人道別。
顧炎武很珍惜時間，對那種宴飲無度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生活作風十分反感，倘若有朋友這樣做了，他也要皺著眉頭、毫不客氣地批評道："老弟，真可惜呀!你又虛度了一天。"
顧炎武不管做什麼學問，都始終抱定經世致用這個宗旨。他主張："君子之為學，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這是因為，他"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即從明朝的財亡中，認識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安定、太平，關鍵在於人心的向背和民風的好壞。而這也正是每一個愛國的、有公心的知識分子。包括顧炎武自己，在著書立說時要切切記取的主要目的。
正是針對當時種種不切實際、不解決現實問題的空疏學風，顧炎武大力提倡"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的為學之道。所謂"博學於文"，就是小而至於個人，大而至於國家社會，都需要去學習、去認識。所謂"行已有恥"，就是不要以自己的衣食住行為念，而應該始終把天下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總而言之，作為一個學者，他研究的學問必須對國家社會有益。因此，顧炎武明確地表示廣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
顧炎武還以他的實際行動，履行著自己的主張。他先後完成了50餘部著作。在撰著這些書時，他把那些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實學放在首位，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研究史學是為了以古鑒今，為了讓同時代和後人了解中國的軍事、經濟狀況。他廣泛收集地理學的材料。就連指導和規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的經學，他繼承的也是其中的務實精神，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還說，當年孔子刪述"六經"，目的也是為了"救民於水火"。顧炎武這樣說，是為了把曆來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儒學；變得多少和民生問題有些關係。
從顧炎武所著《日知錄》一書的目的和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研究曆史是為了古為今用，是為了經世致用。
《日知錄》一書共32卷。為完成這部書，顧炎武耗費了30餘年光陰，傾注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對此，他自己曾說："平生之誌與業皆在其中。"
顧炎武不僅注意從縱的方麵來研究中國國情，還致力於從橫的方麵的研究，這就是他寫的書中有不少政治、地理、地方誌著作的原因。除了編寫過《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外，他還參加《山東通誌》的修訂，主修過山西的《汾州誌》、山東的《德州誌》。在《昌平山水記》一書中，他既介紹十三陵的建造規模等，更詳細記述京東一帶的地理形勢。
作為封建時代的文人，顧炎武很重視經學的研究。他把經學作為一門特殊學科來看待，即把經籍看作是記載古代典章製度和社會生活的一種曆史著作。他指出，不但《春秋》是古代的曆史著作，而且"六經"也是曆史著作。這種大膽否定儒家經典神聖不可侵犯的言行，在顧炎武所處的時代，無疑是一種思想解放的表現。
顧炎武還充分發揮自己的史學方麵的專長，常常以史證經，即用具體的曆史事實來說明比較抽象、深奧的經義。
顧炎武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和詩學理論家。他眾多的詩篇都是憂時愛國之作，有的記述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社會的黑暗；有的歌頌愛國之士為抗清鬥爭甘灑熱血的英勇悲壯；有的描繪祖國山河的雄奇秀麗，抒發詩人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的偉大情懷。其內容切實、切事，其情調悲壯、深沉，都緊扣著愛國主題的，都是有為麵發，很少有應酬及無病呻吟之作。
顧炎武不僅能寫詩，還留下頗有見地的詩歌理論。其中，"詩言誌"是他的詩歌理論的核心，他稱此為"詩之本"，主張寫文章、做詩，都要。為時麗著"，"為事而作"。換成現代語言，就是說，要緊密配合時代，結合現實生活，要有明確的思想內容，要以"明道救世"為主題。像那種咬文嚼字、雕章琢句、虛與應酬的東西，他是斷然反對的。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這兩句詩是顧炎武晚年心態和誌向的真實寫照，是說他為了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安定，還將繼續努力奮鬥。
自從年過半百後，顧炎武自覺體力已遠不及當年。再加上老而無子，僅有一養子顧衍生作伴，有時心情不免感到寂寞。就在這時，徐乾學等幾個在京做大官的外甥，見他不再回京，便連連去信給他，表示願意為他在昆山老家置宅買園，接其回鄉會安度晚年。
為此，顧炎武去信給外甥，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對他來說，江南是塊傷心之地，倘若他回去做享福的老太爺，既對不起為國捐軀的親友，更無顏見那些流落江湖的朋友。他告訴外甥，他早已習慣這種浪跡山林的生活，那擁有榮華富貴的城市，他半天也呆不下了。
為了表示長留北方的心誌，他來到陝西華陰縣後，就在好友王弘撰家附近，購得堡中書屋一所，還打算再買上水田四五十畝，就此定居下來。
為了適應北方生活，他還努力改變飲食習慣。山中所產的黃精、鬆花，附近所出的沙苑蒺藜，他也覺得可口，還特地告訴侄兒說，吃慣了這些東西，就是不吃肉，不喝茶，也過得了。
對顧炎武來說，移居關中，主要不是生活上的考慮，而是有更深一層的打算。
關中，東有潼關，南有秦嶺，北有渭河，形勢險要，自古以來就是文人薈萃之地，也是兵家必爭之處，古代有幾個王朝即發祥於此。到了明末清初，按照顧炎武的看法，"秦人(指陝西一帶人民)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與江南、山東、山西等地相比，這裏的民風淳樸得多。這裏的知識分子為人也很實在，他們重實學，不倘虛浮，關心國家大事，有良好的曆史傳統。這裏的地理形勢也不錯：華陰一帶地勢險要，既易於防守，也利於進攻，"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於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人山守險，不過十裏之遙。若誌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持有這樣看法的顧炎武，顯然沒有半點逃避現實、隻求苟全性命的隱逸思想，有的隻是積極備進、抗清複國的大誌。
顧炎武的故國之思，至死不泯。直到1680年(康熙十九年)，即明神宗、光宗逝世60周年時，他特意題楹聯一副：
"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裏外孤忠未亡之人"，表白自己對明王朝忠貞不二。
不過，顧炎武在其晚年，並沒有把自己的全部目光局限於皇朝興替的狹小圈子裏。他越來越關注的是國家、民族的問題，是"國家治亂之源"與"生民根本之計"。他曾這樣表示：自己雖是"望七之齡，客居斯土"，但卻"不忘百姓"。
1673年(康熙十二年)，吳三桂等"三藩"發動叛亂。戰爭之初，清廷軍隊節節敗退，整個長江以南，加上陝西、甘肅、四川等地，不是被"三藩"的軍隊占領，便是處於戰火紛飛之中。當時，顧炎武很關心形勢的發展變化，盡管他仍堅持其反清立場，但他注意到，北方人民人心思定，久經戰亂而凋敝不堪的社會經濟急需一個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所以，盡管吳三桂以"複明"相號召，還讓人帶來"鹹頌先生風烈"一類口信，極欲拉攏顧炎武入夥。但顧炎武卻采取了不介入的態度，並對"三藩"之亂使一些地方的經濟、人民生命遭受損失，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顧炎武認識到民生問題是國家大事。他指出，官俯濫征賦稅和硬加在老百姓頭上的數不清的徭役負擔，正是"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在經過親自的觀察了解後，他從分析陝西漢中地區的具體情況人手，揭露了清初田賦征收普遍存在的弊端。顧炎武指出，關中地區交通不便，商業不繁榮，民間缺少銀錢，故而出現銀少錢貴的現象，以至農民為了向官府繳納賦稅，不得不賤價賣出糧食，以換取銀兩，這就造成了穀賤銀貴、農民要受官、商雙重剝削的結果。他還指出，這種封建賦稅征收製度是貪官汙吏產生的溫床。它所造成的危害與"東土饑荒"、"江南水旱"等自然災害一經彙合，就會使得千百萬衣食無著、走投無路的農民鋌而走險，引發出嚴重的社會動亂。
作為一個愛國的思想家，顧炎武在對國家、對社會負責的心理促使下，不以揭露社會的不合理現象為滿足，而是更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改革辦法。
他一貫主張"厚民生"，就是說，要發展生產，讓百娃和國家富裕起來。他還從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要發展經濟，重點應放在鼓勵墾荒，發展畜牧業，重視開發礦產等方麵。顧炎武還親身實踐自己的主張。在山西時，他和李因篤合夥，在代州以東、五台山以北，即今天滹沱河的上遊，向人借了一些資金，招募來一些工人，實行墾荒。
為了加快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他提出，應當注意發展紡織業。他建議："每州縣發紡織機一部，令有司(有關部門)仿式造成，散給裏下(指村裏一類基層社會組織)"，同時從外地招聘來紡織工匠，讓他們分頭下鄉進行輔導或傳授技藝。
顧炎武更洞悉封建國家經濟、政治政策上的種種弊端，在這方麵，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設想。
他認為，隻有迅速改革現行的賦稅製度，才能讓生產正常發展。他反對不加區別地一律征收白銀。他還無情揭露和批評各地官吏巧立名目，層層加碼以中飽私囊的行徑。
在政治方麵，他主張對現行的郡縣製度進行改革：中央要放權，讓地方的縣令、太守有名有實，有自己的財權和用人之權；要改變有關部門互相扯皮的現象；要實行獎勵人才、利於選拔人才的辦法。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有關地方政府的設置，地方官吏的選拔、考核、獎勵的改革辦法。顧炎武認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標準，應當是看其任職期間生產是否發展、人民是否安居樂業。顧炎武尤其強調，"(縣)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流放)，大則殺(處死)"。
為了提出這些改革方案，顧炎武曾認真總結曆史經驗教訓，並遍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大河上下，有萬裏行程的實地考察。在此基礎上，他通過比較、分析、深思熟慮，然後寫成《日知錄》和《錢糧論》《郡縣論》和《生員論》等政論文章，傾注了他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思和關注之情。
尤其可貴的是，顧炎武提出了區別"亡國"和"亡天下"的思想。他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即改朝換代，一個王朝的滅亡，叫做亡國。而"亡天下"，是指整個國家、民族的淪亡。由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廣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也就是說，維護一個王朝的事，該由這個王朝中身居高位、享受榮華富貴的皇帝、大臣來承擔、謀劃。他又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就是說，隻有像保衛整個國家民族一類的大事，才是包括平民百姓在內的全國人民都負有責任的。這種思想突破了狹隘的封建忠君思想，初步形成了一種與封建專製主義的"朕即國家"觀念截然不同的民主思想。以後，顧炎武的這個思想，在人們不斷地傳習和引用中，被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數百年來，這句話成為呼喚人們投身於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時代最強音，使千百萬中國人產生一種崇高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1681年，年近70歲的顧炎武因勞累、體衰而身患重病。病中，他仍惦念著關中地區的民生疾苦。十月間，病況稍有好轉，他就掙紮起床，顫抖著手給一位在京中做官的朋友寫信。養子問他："有什麼事這樣急迫，不能等病痊愈再寫信?"顧炎武告訴他說："我這封信，若早寫一天，可能一言而活千百萬人之命。"在信中，顧炎武請朋友向朝廷反映秦(陝西)、隴(甘肅)等地的賦稅問題，希望政府了解民間疾苦，從實際情況出發，改征收銀錢為實物，即征收當地所產的夏麥、秋米和豆草等。他還建議，將征收來的糧食存入官倉，來年青黃不接時再賣給老百姓。他希望，這種辦法能夠推廣到全國。寫到這裏，他眼前似乎出現成千上萬張忍饑挨餓的麵孔，不禁熱血沸騰地寫道："救民水火，莫先於此"，並慷慨陳辭："天生豪傑，必有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放下筆時，他巳渾身大汗淋漓，麵色蒼白，養子連忙上前扶持。老人幾乎癱倒，但他那雙眼睛，卻出奇地炯炯有神，飽含著希望地注視著遠方………
就在三個月後，顧炎武這位憂國憂民的學者終於與世長辭了，享年70歲。
回顧他的一生，人們不禁想起他所寫的一首題為《精衛》的小詩："萬事有不平，爾何空白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詩中的精衛鳥是詩人的自況。在中國封建社會漫漫的黑夜裏，詩人懷著為國為民的滿腔赤誠，為探索救國之道，像精衛小鳥那樣努力奮飛，至死不息!
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顧炎武確實奉獻了他全部的智慧，以至於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