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懋與毛羽健有著親戚關係，在毛羽健頻繁上疏要求對驛遞製度進行改良的時候，他找到了這位親戚，在問明了情況後，他很為毛羽健的婚姻感到悲哀與同情。在毛羽健二次上疏沒有得到崇禎皇帝的回應後，他在崇禎二年（1629年）上疏崇禎皇帝，建議裁驛，聲稱：“當今天下州縣困於驛遞的約十之七八，而驛遞用於公務的僅十分之二，用於私事的占十分之八”。顯然，這是危言聳聽，我們不得而知，劉懋是否真的替大明帝國著想，但他的話就是有點小題大作。崇禎皇帝祖宗們所以要設立這一製度，並且多年以來始終存在，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劉懋是個比較聰明的人，在上疏中，他把著眼點放在了崇禎一直希冀的財政問題上，他指出，如果將裁掉的驛卒的工資用在對付滿洲人身上，實是兩全其美。但是，這些不發的工資積攢下來到底有多少，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而這些工資是否真能解除滿洲人對明帝國施加的壓力，也是個未知數。但他卻敢說，並且誇大其詞地認為，廢除驛遞製度就可以給大明帝國一個美好的明天。
崇禎皇帝真的就聽了他的建議，該年五月，他下令讓劉懋改任兵科給事中，專管驛遞整頓事務。但是劉懋的整頓之路並不順利，他被許多朝中許多大臣指摘。豈止是指摘，簡直就是想讓他馬上去死。給事中許國榮、禦史薑思睿等大概知道他和毛羽健的親戚關係，也知道毛羽健為什麼要建議裁撤驛卒，紛紛上疏請求崇禎皇帝收回成命。但崇禎皇帝不準。這兩人隨即把矛頭對準了劉懋，他們偷偷在家做法，呼劉懋的名而詛咒之，把劉懋的畫像掛在樹上，開弓射它。
到了崇禎四年（1631），劉懋已是身心俱疲，再加上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後加入了造反大軍，劉懋雖然為崇禎皇帝節省了許多銀子，可終究受不住朝臣與百姓的同時唾罵，辭官而去，可悲的是，他死後，家人居然雇不到一人抬他的棺木。
如果我們把驛遞製度看成隻是一項具體政務，那麼，它的積弊是非常多，作為科員的劉懋和毛羽健都是有責任稽察究劾的。但是，如果將這一製度放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來考察，這二人的危言聳聽就有待商榷了。
明帝國自天啟以來，西北屢鬧饑荒，民生日蹙，三邊民變既起，崇禎繼位後，這一狀況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加劇。在這樣的情況下，裁驛一著實為牽一發動全身之舉。按劉懋五分裁三之議，各地驛馬所夫遣去大半。這些人在失業後紛紛投入造反行列，陡然成為朝廷大患。就在崇禎三年，變民領袖王左掛、王子順、苗美等被三邊總督楊鶴逼得已無去路，紛紛乞降帝國。可劉懋的裁驛遞一實行開來，許多驛卒都加入了造反大軍，造反大軍勢力大為興盛。
許多史學家在對明朝的那段曆史考察後，都認為大批驛卒的失業是導致各路農民軍由危轉盛的一個直接原因。這裏麵就有一位後來的英雄——李自成。
由後來所知，裁驛的確對明朝政權的穩定產生了不利影響，《明季北略》就很直接地指出：“祖宗設立驛遞，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肓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原有妙用。”劉懋並非是真的想給明帝國製造一個死對頭李自成。但由於他的誇大其詞，卻讓崇禎皇帝做出了這樣一個錯誤的決定，從而最終導致了李自成攻入北京，滅掉了明朝。
專著於蝴蝶效應的專家認為，許多曆史的變局往往出於若幹偶然因素。所謂偶然因素，大概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時間和空間等外在原因造成的意外變故，一是某些重要人物的個人意誌或其生死出處帶來的影響。比如張良謀刺秦始皇，博浪沙椎擊而誤中副車，係“操作”失誤，當屬前一類；而毛羽健因為悍婦的關係給崇禎皇帝寫報告，後來又得到親戚劉懋的推波助瀾，終於造成了李自成的誕生，這是主觀上的問題，則為後一類。假設如果張良沒有“操作”失誤，秦始皇被殺掉，毛羽健沒有那樣一個悍妒老婆，秦朝的曆史和明朝的曆史或許就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樣。曆史有時候真是係於一瞬之機或一念之間。
很多曆史學家似乎都不敢承認，明王朝的滅亡是和一位中低級官員的危言聳聽聯係在一起的。由於他的一個看似是冷靜分析的上疏，使得李自成投入亂民中，最終修成正果，滅了明朝。
從誣陷學的角度來看，劉懋無疑是個偉大的誣陷者，他誣陷的是存在於帝國二百多年的製度，而隨著他的成功，由於他的這次危言聳聽的誣陷使得他最忠誠的帝國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