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輕的貝多芬的心靈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是他對資產階級共和理想的追求。1789年，他到波恩大學旁聽希臘文學和倫理哲學課。在那裏接受了希臘文學教授施耐德的教育。施耐德是一位激進的啟蒙主義者。他痛恨封建專製主義，曾說過：“一年的自由比一百年的專製主義對人類有用得多。”當震撼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爆發，巴黎人民勝利地攻占了專製統治的堡壘巴士底獄時，消息傳來，施耐德寫出了熱情洋溢的詩歌來歌頌法國大革命，並為此出版了一本詩歌集。十九歲的貝多芬深深地被老師的革命熱情所感染，對施耐德的詩歌集表現出強烈的喜愛。不久，施耐德因為這本詩集被波恩大學解職了，但他沒有停止革命活動，他後來成為德國革命政黨的領袖，並參與了法國革命的活動，1794年在革命遭受挫折時被反動派押上了斷頭台。施耐德的革命思想對貝多芬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他在年輕的貝多芬的心靈深處，撥響了一串蔑視權貴、追求自由理想的和弦。在貝多芬以後曲折的一生中，這個理想激發著貝多芬譜寫出一曲曲尋求真理、反抗暴政的熱情、悲壯的音樂篇章。
1790年，約瑟夫二世去世了。這位開明專製的主要推行者，在他當皇帝期間，曾采取了一係列積極措施，使落後的德國在一些地區實行了改革，取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某些發展。所以，德奧進步的知識分子對他的逝世都很難過。當時施耐德提議舉行一個紀念儀式，並要在儀式上唱悼歌。貝多芬便熱情地擔任了作曲的任務，寫出了一部大合唱——《紀念約瑟夫二世康塔塔》。
波恩時期的貝多芬，血氣方剛，充滿了理想。他在啟蒙思想的哺育下，在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的影響下，在法國革命的精神鼓舞下，初步確立了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深深地打動了他。他在自己的劄記中寫道：“自由！能有什麼東西比它更是人們所需要的呢？”“我愛自由甚於一切——即使在皇座麵前也不會背棄真理！”“在藝術界裏，如同在一切偉大的創造裏一樣，自由前進就是目標。”他早年的一首歌曲《誰是自由人？》就是這個時候譜寫的。
1792年，貝多芬離開波恩到維也納。他想進一步深造並通過自己的演奏和創作在首都的上流社會中爭得一席地位。由於他是弗朗茲皇帝叔叔的鋼琴家和樂師，又持有貴族瓦爾斯坦的介紹信（後者同各國上層人物均有密切關係），也是赫赫有名的海頓的學生，使得講究裙帶關係的維也納貴族社會，很快就向他打開了方便之門。同時，由於他的確具有出眾的音樂天分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所以，他博得了維也納上層人物的歡心。
這時候，貝多芬一方麵深深地印記著可貴的、樸素的民主思想，另一方麵又幼稚地幻想著通過個人奮鬥，謀得與貴族平等的地位。在一段時期裏，他對自己的狀況感到滿意，甚至有點飄飄然。貝多芬開始和貴族小姐談戀愛。他的這種複雜的、多方麵的思想情況，可以從下麵兩件事看出來：當時，在寫給故鄉的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興致勃勃地說：“我的藝術使我獲得了友誼和榮譽……獲得的金錢也相當多。”又說：“隻有在我真正偉大的時候，你們才會看見我。那時，你們不僅會發現作為藝術家的我更偉大些，而且會發現作為人的我更美好與完整些。那時，祖國的繁榮將有所增進，而我的藝術也就應該隻限於為了窮人的利益而服務了。”1796年，他在布拉格、德萊斯頓、萊比錫和柏林演出後，拒絕了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的挽留，因為他不能跟這群不會欣賞他的音樂而隻會哭泣的“嬌慣壞了的孩子們住在一起”。但以後，當他談到國王送給他的一個考究的鼻煙盒時，卻又得意地說：“這不是一般的鼻煙盒，也許至少是給大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