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無論是政府主導的政策，還是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改革，都對經濟“弄巧成拙”。如何破解這種悖論性難題？福卡智庫在1998年基於對國內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程度、國民稟賦、龐大市場規模、區域戰略縱深及潛在改革空間的現實考量，提出中國經濟將進入長達幾十年起飛期的論斷，至今，這“5+1”基本動力還遠遠未用盡消退：中國的工業化正與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無論縱向升級至全球工業鏈條的高端，還是橫向轉型至服務經濟，甚至體驗經濟，都有足夠的底蘊支撐經濟穩健增長；中國的城鎮化“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逐步轉到提高質量的內涵上來，將產生內生性增長動力；中國有13.6億統計人口及9.2億勞動人口（16—59歲），能夠托起一定規模的消費、產業體量；中西部區域廣闊，將激烈上演發展競技賽，成為穩住GDP的定海神針；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在內的金融改革、國企績效改革等，將賦予中國經濟新的承重牆。鑒於以上機緣，起飛期還將延續1～2個年代；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增速即便下跌，也屬高位橫盤下的小幅回擺，起飛期的大趨勢並不會動搖。把握了這一點，就會對一時的數據變幻“猝然臨之而不驚”。
綜合對政策、改革、機緣影響的比較分析，各自的權重依稀可辨。若一言蔽之，現實經濟中政策、改革、機緣同在，但其重要性是有邏輯關係的，不是“政策—改革—機緣”，而是倒過來。中國“緣”集中在“5+1”，機緣保證經濟的基本麵，可以說，講定力，有緣在就行；點到位的改革（市場放活）對經濟起優化、提升之效，政策對經濟卻多是“進二退三”，因此，論作為，改革權重遠大於政策。若用一句話來總結，“順應機緣、改革動真格、淡化政策”是中國經濟動力的奧秘所在，一旦領悟並踐行此玄念，中國經濟將行穩致遠。
維持GDP6.5%～7%增長的底氣在哪
此外，以下三個方麵的時空對衝，也足以讓實現GDP增速6.5%～7%的目標底氣十足。
1.宏觀調控的時空對衝風險爆發的時空。不難發現，當下的政策意圖在於實現多重目標，既保證合理的增長，又保障合理的物價水平，還保障適度的改革進程，更保障適度的就業水平，為此，風險控製就成為重中之重，一旦形勢需要，就會接連亮出政策底牌。如從交通水利建設、棚戶區改造到定向降準。而且，宏觀調控還有後手，足以將潛在風險消解於無形：房地產庫存高企，但各地紛紛放鬆限購，投機性需求、剛性需求有望被激活；中小企業遭遇融資難，但降準、降息仍有空間；地方債存在違約風險，但仍有借舊債還新債、債務展期、債轉股、出售國資還債、中央兜底等後備措施；雖然去產能打壓經濟，但基建加速又對衝去產能。如此多的政策後手足以將隱患扼殺在搖籃中。
2.改革進程的時空消解危機進程的時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始終呈現著危機倒逼式改革，即哪裏有危機，哪裏就會有改革。於是，危機多一點，改革也就多一點，結果危機又會少一點；同樣的，危機快一點，改革也會快一點，結果危機又會慢一點，從而呈現出危機與改革的蹺蹺板效應。這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始終不存在危機，而隻存在著危機與改革的動態平衡。畢竟，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間，包括金融、財稅、國企、自貿區、行政審批體製、民營經濟等多個領域，一旦這些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逐步鋪開，相應的改革紅利足以消除因市場化不足而引發的危機。反腐工作的成效卓著，加速改革進程很可能成為重頭戲，而2016年下半年可能就是改革提速的時間起點。由此，逐漸破局的市場化改革，有望轉化為經濟形勢的新轉機、新空間。
3.創新的時空爭取到結構調整的時空。中國當下的經濟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經濟結構的問題，即：以技術、創新密集型產業替代資本、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消費驅動替代投資驅動，以服務業發展替代製造業發展，以綠色智能工業替代汙染性、落後產能，於是結構調整也就成為普遍的共識。一旦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得到解決，各種風險和危機也就迎刃而解。雖然官方始終承擔著調結構的舵手角色，但真正調結構的力量卻來自民間的創新力量，即商業模式與技術變革的創新。如今，中國經濟山寨、偽劣、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如國內近期首創的全息手機風靡一時，3D打印的研發也熱火朝天。隨著勞動力、土地、資源的紅利退潮，企業勢必轉而向創新要紅利，技術創新、商業模式變革還將層出不窮，中國出產本土化的蘋果、特斯拉並不是夢。如火如荼的創新將為經濟結構調整爭取充足的時間和空間，並為下一輪經濟起飛夯實基礎，下一個年代的人們談論最多的，或許不是“中國製造”，而是“中國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