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駕馭不了三駕馬車，中國經濟斷檔論甚囂塵上，殊不知，在“老經濟正在下台，新經濟姍姍來遲”之際，中國經濟正在切換頻道。
GDP增速6.5%～7%的底氣在哪裏
中國經濟是斷檔還是換擋
中國經濟欲振乏力，一係列糟糕的數據在敲擊承受底線。製造與投資的失速下行，綜合反射到GDP增速，盡管市場已做好了“壞”的預期，但權威部門公布了2015年全年GDP的增長為6.9%，創危機以來最低增幅的殘酷現實，還是擊垮了某些廠商、學者、官員心存僥幸、期望“空翻多”的美好幻想。悲觀情緒籠罩，“中國經濟崩潰”“中國經濟沒救了”等極端言論滿天飛。不過，也有一些穩健的專家認為中國經濟並非簡單直接地從“天堂”進“地獄”，而是站到了“十字路口”，順勢拐進“發展換擋期”。有關經濟走勢的爭論仍在蔓延，中國經濟究竟斷檔還是換擋？
“中國經濟斷檔論”風生水起，甚至弄得普通百姓都心有戚戚，有其頗能立得住腳的理由。
1.投資降溫的大勢難以阻擋。且不說工業投資持續受製於產能過剩和環保壓力，單單是房地產投資的降溫就難以小覷，2015年一季度商品房開發投資雖然增長了16.8%，但銷售麵積卻下降3.8%，後續投資增長難以為繼。另外，鐵公基[1]投資過去基本靠地方政府推動，靠地方債融資和財政收入來支撐。但市場化改革背景下，民間投資逐步扛大旗，地方政府難有作為，而地方債、影子銀行的潛在風險也讓各方備感口袋吃緊，沒了水源的投資野馬如何馳騁？
2.政策救外貿的後手不足。過去十餘年的外貿高增長是依靠加入WTO的紅利，如今，新的全球貿易規則還在重構，外貿規則的新紅利尚未浮出水麵。而政策驅動也顯得力不從心，雖說出口退稅可以刺激出口，但日漸龐大的出口退稅已成為財政不能承受之重。更何況，各國貿易戰此起彼伏，人民幣稍一貶值就遭遇外部壓力，顯然，政策救外貿隻有“四處滅火”的尷尬，而無主動出擊的後勁。
3.消費難以被政策驅動。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口號喊了很多年，但消費占比仍處於一半左右，消費的結構轉變並非一日之功。且不說大眾的消費能力尚被房地產消費綁架，上調最低工資對大眾消費的刺激也十分有限，加之，過去的腐敗消費、高端消費也被反腐所抽離。此外，中國上演瘋狂式海外購物，據統計僅2014年春節前後10天左右的時間，中國遊客在日本花了近60億元人民幣用於購物，而2014年出國遊帶動的海外消費就超過萬億人民幣規模，中國食品安全遭遇信任危機、中國製造需要最後一公裏突圍、商業環境帶來的體驗差……以上種種消費負麵因子，並非政策所能為之。
如此看來，似乎經濟走入“冰凍期”，然而，新一輪市場化紅利、改革紅利正逐步填平舊紅利消失之後形成的窪地，並順勢將經濟引入新的發展軌道。中國經濟斷檔是表象，換擋是實質。
中國經濟換擋的動力究竟在哪
那麼，支撐中國經濟換擋的動力究竟在哪？
長期以來，政策是官方加大經濟馬力的藤鞭。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當頭，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雙雙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由“從緊”轉為積極、擴張，經濟景氣牛冠全球，但“後遺症”聚集性爆發宣告了政策刺激的運作空間已逼近盡頭。可以說，如今原有粗放型模式不僅乏力，還得進一步去產能，不僅是工業產量、工業園區，更有商業地產，甚至新型城鎮化節奏本身都要“去產能”，再去“打激素”有違客觀大勢。
一連串負麵效應已經為“政策拉動經濟”做了反麵注腳，一些忠誠的改革者以“烏鴉嘴”重新喚起改革的熱情。鑒於政策幹預、政府投資經營廣受詬病，放控交替並舉、“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迎麵撲來。誠然，“市場配置資源”內置有激勵機製，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回顧中國曆史，1978—1991年年均增長9.27%的經濟萌動期及1992—2011年年均躍至10.4%的黃金增長期，1978年的新舊體製過渡及1992年的全麵市場化改革就功不可沒。從增長替代的角度看，當下仍確實需要新一輪改革來釋放活力。但“彼一時此一時”、此改革也非彼改革，早年的改革是在相對呆滯化的體製內單向度引入市場活水，因而能夠效力迸發。而眼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微觀領域向市場放開與政府功能切換雙向疊加，政府轉型為市場深化開路。雖說微觀放活會在長期內為GDP加分，但其前提是政府從經營領域退出，規則、監管、服務功能更高一籌，這樣的“市場起決定作用”至少在短期內還將進一步打壓GDP。佛山南海開出廣東首份行政審批“負麵清單”，政府去投資化進入快通道，2014年一季度GDP同比縮水4.72個百分點（從9.2%下行到4.48%）即是明證。由上可知，“政府轉型+市場深化”的改革紅利收在長遠，對當下的GDP數據卻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