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斯醫生讓我在跑步機上跑了一會兒，先是光腳，然後輪流穿上三種跑鞋。她讓我慢走、快走、慢跑、全力衝刺，讓我在衝擊力測量器上跑，獲取我跑步時雙腳承受的衝擊力。然後她把整個過程的錄像放給我看，結果嚇了我一跳。
我原本以為自己奔跑的姿勢就像正在追逐獵物的納瓦霍人一樣輕盈，然而屏幕上顯示的卻活脫脫一個手舞足蹈的弗蘭肯斯坦怪物。
我的身體上下起伏幅度非常大，腦袋經常會跑到屏幕範圍之外；胳膊前後揮舞，大腳落地有聲，簡直讓屏幕都在震顫。
戴維斯醫生似乎覺得這樣還不夠，又用慢速度播放了一遍，讓我看清楚自己的右腳是如何外翻，左膝是如何內擰，後背是如何劇烈起伏，簡直就像心髒病發作一般。看我這怪相，居然還能跑出去，實在是不可思議。
“好吧。”我說，“那正確的跑步姿勢是什麼樣子的？”
“這是個不朽的問題。”戴維斯醫生說。
至於不朽的答案……可就不是那麼好找了。我或許可以讓步伐變得平穩些，比方讓全腳掌著地而不是腳跟著地，好增加腳底的緩衝。然而這樣又可能帶來新的問題。換種不熟悉的跑步姿勢，可能會讓腳跟和跟腱因承受陌生的壓力而再度致傷。
“跑步對雙腿造成的壓力確實很大。”戴維斯醫生輕聲說，聲音裏帶著一絲歉意。我知道她沒說出來的話：尤其是你的雙腿，大塊頭。
我又回到了原點。此後的幾個月，我去找過不少專家，也在網上查閱過許多相關資料，卻一直沒找到最終答案，隻在兩個死死循環的問題間糾結：
為什麼我的腳會疼？
因為跑步不適合我。
為什麼跑步不適合我？
因為我的腳會疼。
但是究竟為什麼呢？羚羊從來都不會患脛骨骨膜炎，狼的膝蓋從來不會活動不暢。我也不相信百分之八十的野馬每年都會因為奔跑受傷而喪失行動能力。於是我不禁想起了羅傑·班尼斯特講過的一個寓言。班尼斯特是位臨床醫學研究員，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四分鍾內跑完一英裏的人。故事是這樣的：在非洲，羚羊每個早晨醒來的時候，都知道它必須比跑得最快的獅子跑得更快，不然就會被吃掉；而獅子醒來的時候，也知道它必須比跑得最慢的羚羊跑得更快，不然就會餓死。不管是獅子還是羚羊，太陽升起的時候，都要開始奔跑。
既然地球上的其他哺乳動物都可以自由奔跑，為什麼人類就不可以呢？仔細想想，為什麼像班尼斯特這樣一個研究員，每天都離開實驗室後換上薄薄的皮底便鞋在硬地上奔跑，非但沒有受傷，還能突破四分鍾跑完一英裏的極限呢？為什麼有些人每天早晨醒來都能像獅子或羚羊般奔跑，另一些人卻得依靠止痛藥才能下地走路？
這些問題都非常有意義。然而我很快就發現，那些為數不多的知道答案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答案的人，並不會輕易說出答案。
尤其不會對我這樣的人說。
二〇〇三年冬天，我在墨西哥出差，偶然翻起一本西班牙語旅遊雜誌，忽然看見了一張照片：耶穌正沿著碎石坡往下奔。
我又仔細瞧了瞧，發現照片上的人不是耶穌，不過是個穿著長袍和拖鞋的男人。我開始讀圖片所配的文章，但不明白它為什麼采用現在時態，因為乍一看，這段文字講的是亞特蘭蒂斯文明那樣的傳奇，關於某個消逝的跑步者帝國的故事。慢慢地我才弄懂，文章講述的並不是什麼“消逝”的“傳奇”。
我到墨西哥是為了替《紐約時報》尋找一位行蹤隱秘的流行明星，並對她進行采訪，但我要寫的文章同這篇文章相比似乎一下子變得不重要了。流行明星總是曇花一現，塔拉烏馬拉人卻似乎萬古長存。這支人口稀少的部落盡管獨居在隱秘的峽穀中，卻幾乎解決了人類遇到過的所有問題。不管在思想、身體還是靈魂的層麵，都可謂近乎完美。他們像是秘密地將自己居住的洞穴變做諾貝爾獎得主的孵化器，致力於消滅仇恨、心髒病、骨膜炎和溫室氣體。
塔拉烏馬拉人的土地上沒有犯罪、戰爭和偷竊，也沒有腐敗、肥胖、毒癮、貪婪、家庭暴力、心髒病、高血壓和二氧化碳排放。
他們不會患糖尿病和抑鬱症，甚至不怎麼衰老：五十歲的人比十幾歲的人跑得快，就連八十歲的老爺爺都能翻山越嶺地跑比馬拉鬆還遠的距離。他們幾乎從沒患過癌症。甚至在經濟學上，天才的塔拉烏馬拉人也有突破性的創舉，采用一套獨一無二的交易體係，用人情和大桶的玉米酒作為一般等價物。
你或許認為這樣的經濟體係很快就會陷入混亂，人人都喝得爛醉，揮舞著拳頭爭奪利益。但在塔拉烏馬拉人中間，這套體係得到了難以想象的成功。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實在太勤勞，太誠實了。一位研究者甚至推測，經過隻說真話的無數代，塔拉烏馬拉人的大腦已經喪失編織謊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