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托馬斯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辭去了蘇黎士醫院待遇優厚的工作，開車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由於寫了一篇令當局不快的文章，又拒絕寫公開聲明進行自我批評，他失去了工作，被迫離開醫院，隻能在郊區的鄉村診所工作。再後來因為拒絕成為告密者，他又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整天抗著竹竿，穿越於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去擦那些櫥窗玻璃。
這時候托馬斯發現人們仍然尊敬他，稱他為大夫，並且仍然有許多豔遇在等著他。由於托馬斯拒絕妥協和出賣，反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後來布拉格的人權團體請他參與聯署給總統的請願書，要求當局釋放政治犯。來找他的恰好是他和前妻生的兒子，但是曾經為了正義不怕丟掉醫生職業的托馬斯卻做出了不簽字的決定，原因是他不想做任何可能傷害到特麗莎的事。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簽字，警察就有可能去騷擾特麗莎。
小說最後一章叫“卡列寧的微笑”，特麗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馬斯愛我嗎？他愛過別人嗎？他愛我是否比我愛他更深呢？也許正是這種對愛情的探討，對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種種猜測和研究把他們的愛情扼殺了。特麗莎想到自己耗費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濫用女人的軟弱來對付托馬斯，現在才明白這一切是多麼不可理喻。為了證實托馬斯是不是真的愛自己，她終於把托馬斯拖到了頭發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被蘇聯的坦克所蹂躪的布拉格之春為背景而寫男女之間的肉體和精神之戰。在這最基本的人性戰場上，米蘭·昆德拉發出了許多精彩的哲學見解。比如關於媚俗，他說：在極權的媚俗之王國，總是先有答案並排除一切新的問題，所以極權的媚俗的真正對手就是愛發問的人，而問題就像裁開了裝飾畫布的刀，讓人們看到隱藏其後的東西。
再比如托馬斯認識到罪惡的製度並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們所建立的。由於天堂並不存在，積極分子也就變成了殺人凶手。
注釋：
[1]改編電影《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於1988年上映，被評為1988年美國十佳影片之一，並獲戛納電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