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羲皇故都3
避諱
因為名是幼小時卑賤之稱，所以古人為子孫者以父祖之名為諱，臣下則以君王之名為諱。《禮記·曲禮(上)》雲：“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意思是告戒人們，到域外，應先問明該國的禁忌；到某地，則須問明當地的風俗；到某家，亦須探明人家避諱什麼。可見避諱之重要。如誤犯君諱，可能導致大禍臨頭；誤犯朋友家諱，亦可反友為仇。但在國君麵前，臣不得避家諱。此外還有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等規則。
最初，周人避諱尚不怎麼嚴格。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北朝避諱不如南朝嚴格，例如魏獻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這在南朝人看來就是不講避諱。
南朝士大夫最重避諱。楊都一士人諱審，但與沈氏交結，友誼深厚。沈氏寫給他的書信，落款處隻具名而不書姓。梁朝有一個叫薛舉的士人，聲譽甚高，每聞家諱必做出哭哭啼啼的樣子，結果反遭致別人對他的譏笑。還有一個叫臧逢世的人，其父諱嚴，此人既苦學又重修養，後朝廷派遣他到建昌督察事情，他去那裏之後，郡縣民庶紛紛投書要求解決各種問題，幾案上已經盈積成堆，然因書信中常有“嚴寒”等字樣，他則每見必涕淚橫流，哪裏還顧得上考慮其中所申訴的問題呢?因其多廢公事，為輿論所不容，最後朝廷隻好另派他人接替。以上這些都是因避諱而嚴重誤事的事例。
凡避諱者，皆須尋求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如齊桓公名白，故時人以“皓”代白，相沿成習，現在尚有“白頭”不曰白頭而曰“皓首”的。漢高祖有少子名長，封淮南王，其子劉安撰《淮南子》一書，因其諱“長”，所以書中凡“長”字皆作“修”。唐高祖李淵祖父叫李虎，故唐人著述諱虎字，改用獸字代替。眉山蘇氏諱序，所以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向來不為他人作序，如必欲作這類文字，則名曰“敘”，但這樣也認為不妥，故又改為“引”。這種替代辦法雖可勉強行之，但已明顯地妨礙了文字的準確性。
更有甚者就是音同字不同者亦須避諱。如避諱“長”字，琴的長短則謂之“修短”。同樣，“白”可用“皓”代替，然這種替代法存在許多問題，如腎腸之“腸”與“長”音同，但不可用“修”代替。布帛之“帛”與“白”音同(指“白發”之白)，亦不可用“皓”代替。此外，梁武帝小名阿練，其子孫皆呼“練”為“絹”，但“銷”卻不能呼為“銷絹”，等等。因此，人們在避諱問題上真是費盡了心思。如有諱“雲”者，將“紛紜”叫“紛煙”；諱“桐”者，竟將梧桐樹叫“白鐵樹”，這樣，誰能通曉他說的是什麼呢?宋朝司馬光父諱池，每與韓琦持國書則曰“秉國書”。像這樣文義相近的替代，終究是很難做到的。因此，古人凡為其子命名，則當為其孫著想，如以一些常用字(友、和、請等)命名，就會因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這種人在當時簡直無法參加社交活動。
因避諱廢事的事例極多。如王安石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一書中無益字，這是因避諱而廢棄了編著字書應求完備的宗旨。又如子孫為稱揚其父祖的功德，為其立碑誌，其目的是使之名垂後世。然因父祖之名須避諱，所以碑誌中多隻書先代官職而不書名字，這樣，往往遍讀誌文，亦不知所誌係何人。如淳於長《夏承碑》雲：“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雲：“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至於東萊府君、牂牁太守等究係何人，讀了之後還是不知道，當然所誌者為誰，更難以判斷了。宋人蘇舜欽作《韓公行狀》雲：“公諱某，字宗魏。”在《王質行狀》中，開頭即雲：“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書。”更有甚者的是，隻稱“君諱某，字某”。像這類文字，豈不是故意要與讀者過不去嗎!
唐人避家諱甚嚴格。詩人李賀父名晉肅，他參加進士科考試，因“晉”與“進”音同，即有人指責他犯諱。韓愈曾作《諱辯》一文為之辯解，《舊唐書》竟以韓文為“紕繆”，當時之眾議就可想而知了。
裴德融諱“皋”，恰好遇到一個叫高鍇的主持貢舉。德融來應試，高說：“因為你避諱皋字，如今要在我高某主持下應試，即令及第，豈不也要因此而困惑一生嗎?”裴德融求功名心切，固欲應試，結果應試及第而為屯田員外郎。一次，他與另一郎官一同去參見右丞盧簡求，到盧宅後，郎官先入內通報說：“鄙人與新任屯田裴員外一同前來拜見。”然而盧竟拒不會見裴，他令人傳語給裴說：“員外是何人之下及第?對不起，我因故不能同你相見。”
《唐語林》載，有崔殷夢者知貢舉，另有一叫歸仁晦的人來應試，因為殷夢父名龜從，“歸”與“龜”音同，歸仁晦竟不得登科。
後唐天成初年盧文紀為工部尚書，一位新受命為郎中的於鄴要參見盧，盧因父名嗣業，與“鄴”音同，固辭不見。但是於鄴並不知道是何緣故，於是憂慮、畏懼之下，竟於當夜在自家屋內懸梁自盡了。
宋朝士大夫受命作官，如官稱及將要任職的州、府、曹、局名稱犯家諱，可以拒不到任，這叫做“回避”。但亦有要求朝廷為之改變官稱的。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的作者李燾，其父諱中，死後當贈“中奉大夫”，燾因避家諱請求按元豐改製以前的舊製，改贈其父為光祿卿。他的理由是此事不同於自身，尚須告於家廟。當時的宰相本擬答應他的請求，但洪邁以為不妥，他說，如此次為李燾家諱之故改變成式，則以後贈“中大夫”亦須依例改為“秘書監”，贈“太中大夫”則須改為“諫議大夫”，此事決不可行。
然宋初確有為避家諱而朝廷為之改官稱的。建隆初年，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為使相——即節度使加宰相銜。當時的宰相須加“平章事”一銜，然而彥釗父名章，廷柞父名璋，皆犯諱，於是朝廷為此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南宋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人為丞相，二人父親皆名舉，於是“提舉書局”就改成“提領書局”。如果朝廷不為之更改，則隻好回避。如呂希純除著作郎，因其父名公著，隻好辭卻此官。
以上所說的避諱，皆指諱名。如前所述，古人本不諱字，但南北朝時，河北士人已不辨名與字了，字固呼為字，名亦呼為字。北齊王昕、王唏弟兄，皆飽學之士，其父名雲字羅漢，他們連名帶字，一皆諱之。延及後世，更是名、字皆諱。
更有自諱其名者。如北宋至和年間，田登為南宮留守，適逢正月十五“上元節”，依當時民間風俗要鬧花燈。衙門中管事人員向這位留守大人請示過節事宜，大人竟批示：“依例放火三日。”原來田登自諱其名，“登”與“燈”音同，故“放燈”不說“放燈”，而寫成“放火”。為自諱其名而下達如此荒唐的命令，當然要受到上上下下的指責，最後田大人隻好罷官而去。
又有一位叫徐申的，在知常州任上，遇到押綱使臣貨物被盜，使臣具狀申請知州收捕盜賊，然徐知州竟不為施行。使臣起初不知是何緣故，申訴再三，徐知州仍不理會。後來始悟出是犯了知州名諱了。然而他依仗自己是為朝廷押運貨物的，就淋漓盡至地斥責了徐知州一頓。
避諱雖然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但掌握這方麵的知識卻是十分有用的。五代時，前蜀王氏稱帝，所立龍興寺碑，凡言及唐代諸皇帝處，皆缺畫。後蜀孟昶刻石《九經》，書“淵、世、民”三字亦缺畫，因為要避唐高祖、太宗諱。後世刻書遇有與帝王名諱相同的字，則或雲“今上禦名”、“太上禦名”，或作缺畫，我們據此可推出刻書的年代。例如北京圖書館所藏小字本《通鑒紀事本末》殘冊，書中於構字之下注“太上禦名”四字，眘字下注“禦名”二字。宋高宗名趙構，孝宗名眘。故由此可推斷它是南宋淳熙間刊本。當然推斷版刻時代，還應與其他條件綜合起來考慮，並不是隻憑避諱就可以下結論的。
用以代替名字的其他稱號
古人有許多代替名字使用的其他稱號，最常用的是別號和室名。此外，亦常用官爵故裏來代替名字。對前代皇帝常稱廟號，對已故人物則稱諡號，等等。
別號古已有之。春秋時期越王勾踐的謀士範蠡助越滅吳，自以為盛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自越浮海適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鴟夷”是牛皮口袋，吳王夫差殺害伍子胥即盛以鴟夷，範蠡懼遭同樣下場，故為此別號。以後，他定居於陶，經商致巨富，又自號陶朱公。此外，漢商山人崔廣別號夏黃公，東平爰曾別號城頭子路，漢陽虞初別號黃車使者。東晉大文學家陶潛嚐著《五柳先生傳》，實際上寫的是他自己，所以人們又以五柳先生為其別號。
別號不須避諱，所以避諱愈嚴格，別號則愈大行於世。別號多係自號，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憲宗元和年間曾為左拾遺，在朝廷上事無不言，很想有所作為。後見唐朝統治每況愈下，遂無建立功名之意，定居於東都洛陽，構築石樓於香山之上，閑居，以飲酒賦詩自娛，自號醉吟先生。其晚年又篤信佛教，故又自稱香山居士。《茶經》的作者陸羽，唐高宗上元年間曾隱居苕溪，閉門著書，自號桑苧翁。晚唐時期的大學問家陸龜蒙，舉進士未中，居鬆江甫裏，不喜交結流俗，自號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除自號外，還有他人對某人所使用的稱號。如陸龜蒙除自號外，時人還稱他為江湖散人、天隨子、甫裏先生，等等。還有接受皇帝賜號的。如陳搏，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仕進，而以山水為樂。先是隱居武當山九室岩二十餘年，後又移居華山雲台觀及少華石室，過著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生活，嚐自號扶搖子。太平興國初至汴京，宋太宗待之甚厚，下詔賜號希夷先生。宋朝著名理學家邵雍，晚年隱居峽州，放浪長揚山穀之間，自號白雲先生。乾道年間，當地地方官曾向朝廷薦舉，但他堅持不應征召，後孝宗下詔賜號衝晦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