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羲皇故都2
“通譜”、“認族”與“詐冒資蔭”
中古時期封建地主中隻有一少部分載入官修的姓氏簿狀，這類家族即為士族，而未入姓氏簿狀者即是庶族。士庶之別，其本質是地主階級內部當權派與非當權派的區別。士族憑藉其“高貴”的血統，可以世代做官。他們以門第，郡望傲視他人，其實什麼本事也沒有。南朝正是士族門閥壟斷政治舞台的時期，梁朝的士大夫們都喜歡穿很肥大的衣服，並配上一條很寬大的腰帶，頭帶一頂大帽子，腳登行走不便的高底鞋，一副不同凡響的衣著打扮。他們出則乘車，入則須人扶侍，隻會擺架子，盡是些不學無術之徒。然而，官場正是由他們把持著。當時人流行這樣兩句話：“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如何則秘書”。意思是說隻要乘車掉不下來就可以當“著作郎”會問候“身體如何”就可以當“秘書郎”。他們整天無所事事，連騎馬也不會，後來遇上侯景之亂，這些士大夫沒有車子坐，倉促之際，跑又跑不動，隻好坐以待斃。建康令王複號稱“儒雅之士”，此人從未騎過馬，偶然看見一匹馬嘶叫、跳躍，嚇得失魂落魄，對人說：“這明明是老虎，那裏是什麼馬?”他連馬也是第一次看見，就更不知老虎為何物了。
門第、郡望、血統是這樣重要，有了它，像王複這樣的白癡也可以當大官，所以封建統治階級都爭相偽造自己的世係，硬要把自己的家族同古代的帝王將相聯係在一起。如曹操的父親曹騰自稱其先出於黃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說其先人為姬姓，是周王室的後裔，後來魏明帝又說曹氏為舜後，係出於有虞氏。作為一代之君的曹氏，竟可以三易其祖!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自稱其家族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之後。楚殺白公勝，其子逃往秦國，幾代出名將，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個。其裔孫自起為秦立過大功，受封為武安君雲雲。其實，白乙丙見於《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而白公勝則死於魯哀公十六年，較白乙丙晚了148年。白居易未加詳考，竟以為白公勝在先，白乙丙反在後，於是編造出上述這樣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世係，的確可笑。到後來，封建統治者為了抬高自己的門第，更是公開任意選擇祖先。南唐帝李昇本來出身微賤，其父在唐末戰亂中不知所終。升流寓於濠州，為楊行密所得，收為養子。後來又因不為楊行密諸子所容，投奔徐溫，所以他先是姓楊，後又姓徐。徐氏建立吳國，後為昇取代，至此，始恢複姓李，並以唐憲宗之子建王恪為祖，其實他與李恪毫不相幹。
唐高宗時，李義府因迎合皇帝旨意，請廢王皇後立武昭儀，大得重用。義府既貴，自稱係出趙郡李氏。其實他是深州饒陽人，與趙郡李氏無涉。盡管如此，諸李姓仍主動同他敘昭穆——相認為同族。一些無賴之徒，欲憑藉其權勢，拜他為叔，為兄的很多。給事中李崇德引李義府為同族，但永徽中義府曾被謫貶為普州刺史，李崇德即刻又否認義府為同族。為此義府懷恨在心，當其再度得勢之後，羅織些罪狀，逼得李崇德自殺於獄中。
唐肅宗時，宦官李輔國掌大權，當時的宰相李揆本來是山東大族出身，但為討好李輔國，竟呼其為“五父”(李輔國人稱“五郎”)。宦官都出身微賤，本為士人所不齒，但因其有權勢，所以士族亦有人同他們認為同族。更有甚於此者，宋徽宗時蔡京當國，有個叫蔡疑的尊其為叔父。蔡京命其子蔡攸、蔡修與蔡薿相見，薿一見攸、修，馬上說：“是我搞錯了。蔡公其實是叔祖，二位公子也都是我的父輩，”並連忙下拜。另外一個宋朝人張洎，當其為舉人時，有個叫張泌的，已經做了大官，於是洎每求見泌，皆自稱“侄孫”。後來張洎進士及第了，再見泌則改稱“侄”，等到他自己當了宰相，則以泌為一般僚屬相待了。這類事實，在封建時代真是屢見不鮮。所以，所謂姓氏、門第、郡望，等等，對封建地主階級來說，都不過是他們的進身之階，是他們用來求得仕途宦達的手段。隻要可以升官、得勢，姓氏、祖宗都是可以改換的。
因為門第、血統是決定讀書人命運的關鍵，所以在參加科舉時，往往有應選者“詐冒資蔭”的情況。唐太宗很為這種情況惱火，敕令詐冒者自首，不自首者一經查出則處以死刑。貞觀十二年(638)又頒布了《氏族誌》，重申士庶有別，意在極力維護門閥世族的政治特權。《氏族誌》是在廣泛搜集天下譜牒基礎上，然後憑據史傳而修成的。這些譜牒多是門閥世族炫耀自己門第的私譜，不能完全作為依據，所以在修《氏族誌》時又根據正史上的記載，進行甄別。南北朝時期的幾部正史成書於唐初，所謂依據正史記載刊正私譜，正是按照唐朝統治者的觀點修定世家大族的品級。
盡管這樣，在當時人們的頭腦中，一提到姓氏問題，總還是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姓如崔、盧、李、鄭之類應當排列在前。所以，負責修《氏族誌》的官員們，一開始就把崔民幹列為第一。唐太宗對此大為不滿，他指出：崔、盧、王、謝等都是過去各個分裂割據政權統治區域內的“門戶”，如今他們多已衰敗，唐政權有自己的一大批功臣、謀士，他們作為公、卿、大夫，應當同唐王朝一起“世世不絕”，這才是如今應當推崇的“門戶”。你們為什麼不以我們唐朝的官爵為貴呢?編《氏族誌》不需論數世以前，而應“以今日官爵為等級高下”。這樣，修訂之後，皇族在《氏族誌》上才占據了首位，其次是外戚，而崔民幹則降為第三。
高宗時，武則天及李義府都以自己的祖先及姓氏不見《氏族誌》為可恥，所以又改《氏族誌》為《姓氏錄》，由原來的293姓，1651家，增至335姓，2287家。武則天提拔了一大批新貴，但在整個地主階級中，這兩千多家仍是少數。這也就是說，士庶之別並沒有消失。
唐代門閥世族取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舊族成長起來之後，他們壟斷仕途同樣毫不放鬆。宋朝有人統計，在唐代，聞喜裴氏、趙郡李氏都是一家出過17個宰相。
門第、血統既然可以給人們帶來這樣大的實際利益，因此，除與同姓“認族”、“通譜”之外，自唐末以來，在戰亂中衰落的一些搢紳之家，還把“告敕”賣給自己的姻親。所謂“告敕”，即封建朝廷向有官爵者發的憑證，其子孫憑祖先的“告敕”證明自己是士族。此時，“告敕”既然可以出賣給他族，於是，買得“告敕”者就要候冒別人的姓氏，並與賣家認同族。當時出現過舅拜其甥、叔拜其侄的怪現象。那些應考的讀書人，為了考中、做官，不擇手段地弄虛做假。後唐莊宗時郭崇韜參管機要，決定要除掉這類弊端，於是令吏部對應試者所持告敕仔細考察，結果1200多人中隻有數十人被認可，塗改告敕者占十分之九。其實，郭崇韜本人同樣如此。隻是因為他當時大權在握，因此個別傾附他的人故意討好他，因其姓郭，就說他是唐朝名將郭子儀之後，崇韜也“當之無愧”。一次，過郭子儀墓，他竟假戲真做，下馬拜倒在墓前，嚎啕大哭，以致人們傳為笑談。正人先正己，郭崇韜本人尚且如此，所以他想要杜絕選人假冒士族姓氏的流弊，是不可能有多大成效的。明宗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兩件祖先文書賣給同姓柳居則，大理寺(最高法院)判柳膺死刑。由於遇到皇帝赦免，才免於一死，改判免官、罰銅，且終身不得為士人。明宗為此案所下詔說：“一人告身(即“告敕”)，其上書寫著祖先三代的名字，竟然轉讓同姓以貪圖私財。這種行徑，上則欺罔皇帝，下則出賣祖先，罪過的確莫此為甚。今後，如再有此種弊端，轉讓者與受納者一律處死。”
五代時期，統治者仍然重視士庶之別，因而一些封建知識分子才冒死在姓氏問題上弄虛做假。這種情況，使得一些數百年來的名門大族更以自己的門第自傲。他們既不講才能與德行，也不論官爵和地位，即使他們早已衰敗，也仍然傲視當朝權貴。男婚女嫁，不出他們的社會圈子，如果一些新貴想跟他們聯姻，則必須多多贈給他們財物，始見應允。這種社會風氣，唐初以來就很盛行，唐太宗曾三令五申予以禁止，終未能奏效。這些大族中，在仕途上屢遭失敗者，就自我安慰說：“既然姓崔(盧、李、鄭)了，還要求什麼呢?”共宦達者，就更不可一世了，很少有人敢同他們來往。而這些大姓子弟，輕浮、淺薄，大多類此。
北宋以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進一步加強了，其間，雖有累世為官的世家大族，但朝廷並不以頒布官修姓氏簿狀的形式承認他們的特權地位。因此，可以說自宋以後，“門閥製度”作為一種政治製度是被取消了。中央集權加強了，為什麼一定要取消門閥製度呢?這是因為在門閥製度下，世家大族依靠其特權地位，與朝廷抗衡，妨礙了國家的統一。此外，他們依靠其“高貴血統”，占據樞要，屍位素餐，使國家各級權力機構運轉不靈。這些門閥世族子弟，既無學識，又無技能，各級統治機構在他們的把持下隻能是一團糟了，也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和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所以，宋代以後，取消了門閥製度。封建地主階級子弟，讀書者都可以參加科舉。但是，在封建社會中，權力一經被某些人掌握，他們總是力圖不讓其他人染指。一些世代為官的封建貴族，仍然好炫耀自己的門第。這種門第觀念作為一種腐朽的封建意識，一直流傳到近代，甚至直到今天，其影響也並未徹底消失。然而，隨著經濟上、政治上及受教育的不平等在我國才最終被消滅，“門第”觀念也必將從人們的觀念中被徹底清除掉。而且，隻有在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姓氏所包含的等級差別，才能最終地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