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研究，君士坦丁是在母親的教育下信服基督教的，而使他對基督教信服不移的原因則是因在基督十字的旗幟下而獲得常勝。但是基督教對於君士坦丁而言，隻是一種使羅馬帝國安定、統一和有規律的工具。因為他對基督教條理不亂的秩序與道德行為，在祭奠儀式中不殺生的現象，對神職人員的尊敬，無怨地接受生活中的各種不平等，以及盼望來世的歡樂等均有深刻的印象。他已經覺得這個新的宗教可以淨化羅馬的道德，革新婚姻與家庭製度，並減低人們對戰爭的狂熱。尤其是基督徒們即使受了較痛苦的壓迫，也極少反抗國家；他們的教師教導他們要順服在上掌權者，並告訴他們君權的神授。這正好與君士坦丁企望專製君主製度的思想不謀而合。
但是在異教徒仍占優勢的情況下，君士坦丁必須小心行事。在他掌權的早期，在傳統的祭拜中，要求祭司長作的儀式，他都一一照辦。他重修異教的廟宇，並令各地讚助修建。在落成君士坦丁堡時，異教和基督教的儀式他都采用。他還用異教徒的秘方來保護收成或治療疾病。當他權力更加穩固時，他便公開支持基督教，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他將國內錢幣上異教徒的雕像逐個去掉。隻留下無關宗教的刻字。在成文法上，他給予主教們一種權力，使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教區內作審判工作；製定法律豁免教會不動產的捐稅，使基督教協會成為一種審判團體，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接受遺產，並將殉道者留下的遺產全數交給教會。君士坦丁捐錢給需要錢的團體，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興建教堂。他禁止在新首都敬拜偶像，否認他所頒布的容許異教存在的《米蘭敕令》，禁止異端宗派的集會，並下令毀壞他們的會堂。君士坦丁還給兒子接受正統的基督徒教育，經常資助他母親教會裏的慈善事業。在他的支持下，帝國境內的所有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為他們神的得勝而感激涕零。
不過，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不久，教會中就因對教義認識的歧義而發生了分裂，使基督教會在得勝的當時，就有毀滅的危險。他於是召集所有的主教在尼西亞城聚會，並擔負他們所需的費用。會議由君士坦丁主持，他首先以一篇簡短的講詞呼籲主教們恢複教會的團結，然後耐心地聆聽318位主教的辯論，最後自己也加入了辯論。在他的努力下，會議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簽署了一項決議，認為為了今後教會的組織力與生存，需要一個固定性的教義，最後他們達成協議，在基本信仰上一致。君士坦丁的努力，使基督教暫時避免了分裂，使一種根植於新宗教的新文明，從那行將枯竭的文化與瀕臨破產的教條廢墟中興起，歐洲開始步入中世紀。
公元337年，在複活節上，君士坦丁慶祝他在位30年。後來，他感到死神將至，就請一位牧師為他作受洗禮。他有意延遲到現在才受洗，是希望借此洗盡他一生的罪汙。然後這位疲憊不堪的君王脫去皇室的紫袍，換上基督信徒所著的白色長衣，然後安詳地去世。君士坦丁不愧為帝國最有毅力的傳教士，他全力消除異端邪說，在各種事情上求問上帝。他以一個新的宗教、富有活力的組織、純淨的道德律使這個古老帝國重獲新生。也正是由於他的推波助瀾，基督教才在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且曆經14個世紀成為歐洲生活與思想的主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稱君士坦丁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並非過譽。
克拉蘇的羅馬東征軍“失蹤”之謎
哀莫大於無欲，有作為的人往往認為、隻有對世界充滿期待和希冀，人的一生才可能前程似錦，輝煌無比。其實，人生有時之所以出現失敗命運，也往往是由於有欲甚至多欲。羅馬共和國後期實力派人物克拉蘇(前115～前53)的悲慘結局，或許能夠證實這一點。
克拉蘇出身於貴族之家。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演說家、執政和督察官，曾經是蘇拉的助手，後因兵敗拒絕投降而自殺。殘暴一時的蘇拉為自己擁有這樣的助手而感到驕傲，就讓克拉蘇以低廉的價格買得死刑犯的充公財產。克拉蘇早年曾經研讀過文學、哲學，還曾認真地研習過法律。但是此時他已經無心修煉這些純粹用來裝點門麵的東西了，金錢的誘惑力早已使他心醉神迷。為了聚斂財富，他組織了一個消防隊，這在羅馬共和國還是新鮮東西。消防隊被雇去撲火，或者有人房屋失火，他就先用極其便宜的價格買下這所房子，然後再開始滅火。就這樣，克拉蘇獲得了成千間房子和住宅，然後他又以高價出租，借此牟取暴利。他利用搜刮來的錢財買下國有礦產，不久，執政的蘇拉就宣布礦產民營化，於是他的財產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幾倍，其數額幾乎等於國庫一年的總稅收。但是即使成為了羅馬最有錢的人，克拉蘇仍然不滿足。在他看來，一個人除非他有辦法招募、裝備以及保養一支軍隊，否則根本不能算作富有。正是這個偏差的思想，改變了克拉蘇的人生軌跡，也成就了他失敗的命運。
擁有天文數字般財富的克拉蘇，為了擁有公共職位、一個屬於自己的軍政區和渴望在亞洲征伐戰役中任統帥而不懈地努力著。他謙和地到街上拉選票，給選民提供布衣粗食來博得他們的同情。他以無利貸款巴結那些有勢力的政客。對於當時的民主派和貴族派，他施展不同的手腕，讓他們皆大歡喜。在公眾麵前，他一夜之間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那麼和藹可親，慷慨解囊，全然不是過去的守財奴和吝嗇鬼模樣，讓人休想從他鐵公雞般的身上拔下一根毛。工夫不負有心人，公元前73年左右，他擔任行政長官，並在平定斯巴達克斯的奴隸起義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盡管龐培將此功勞據為己有，但是克拉蘇還是頗識時務地與龐培合作，迫使元老院選舉他們兩人為公元前70年的執政官，並在就職後廢除了蘇拉製定的一部分憲法。此後，他不斷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在公元前65年當上了監察官，在公元前60年與龐培、愷撒結成聯盟，在公元前55年和龐培再次當選為執政官，在公元前54年出任敘利亞總督。憑借自己手中源源不斷的銀彈和政治才能，克拉蘇達到了自己人生的頂點。
此時，克拉蘇已經實現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但他不滿足，他覺得通過不懈的努力，自己僅僅實現兩個夢想，還有一個在亞洲征伐中建立軍事榮譽的夢想尚未實現。於是他在敘利亞總督任內，率領羅馬軍隊進攻安息王國。沒想到在卡雷戰役中，他遭遇到滑鐵盧，不久被俘，於公元前53年被殺害。克拉蘇死得很慘，他的頭被砍了下來，敵人把熔化了的金水倒在了他的嘴裏。早知道落個如此的下場，克拉蘇肯定會對所謂的公共職位、軍政區和軍事榮譽等嗤之以鼻，甘願守著自己那堆財富而頤養天年。
所幸的是，克拉蘇的兒子在卡雷戰役中率領的第一軍團六千餘人順利突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悲慘結局。克拉蘇也因此給歐洲曆史留下了一個難以解答的謎，那就是這六千餘人突圍後並沒有回到羅馬，誰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跑到了哪裏。
根據《漢書·陳湯傳》記載，公元前36年，西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和都護副校尉陳湯出兵至康居，討伐郅支單於。在與郅支單於的軍隊作戰過程中，漢軍發現一支擅長“擺魚鱗陣”、“土城外修木城”的外國軍隊很難對付。陳湯所部降服了這支軍隊，並將他們全部收編，同時為了方便他們的駐防和生活，還特意在祁連山劃出一塊地域，設縣築城，這就是驪驅。擅長“擺魚鱗陣”，在“土城外修木城”，這是古羅馬人的典型特征。澳大利亞專家戴維·哈裏斯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推斷這支善擺魚鱗陣的奇特軍隊就是克拉蘇部隊的殘部。他還認為，這支部隊自突出重圍後就一直在伊朗高原展轉流徙，最後被郅支單於收編，投入了對西漢的進犯之中，並斷定驪驅城舊址就在甘肅永昌縣境！
盡管戴維·哈裏斯的發現僅僅是一個推斷，但還是引起了國際考古學界的重視。1989年下半年，中國、澳大利亞和前蘇聯的一些史學家在翻閱資料時發現了一張公元前9年繪製的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清晰地標出了“驪驅”這一古城。經過多方努力，他們終於確認驪驅古城就是位於甘肅永昌西南十公裏的焦家莊鄉者寨子。遺憾的是，他們對古城遺址並沒有勘察出什麼實質性的東西。事隔四年之後的1993年上半年，在距離驪驅古城不遠的杏花村發掘出一根據說是古羅馬人築城用的粗圓木，長約一丈有餘，圓木四周嵌有一尺來長的木杆。同年五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驪驅古城遺址地表發掘出一批元代的鐵鍋、瓷壺等。至此，人們失望地估計驪驅古城有可能已經深埋地下，成為城下之城了。盡管後來人們又在離驪驅古城五公裏遠的杏花村、焦家莊、河灘村等地，發現了十幾名長得有點像歐洲人的居民。有些專家認為，這些人鼻梁高挺，眼窩深陷，頭發自然卷曲，身體比一般漢人強壯，身上毛發皆成金黃色，可能就是古羅馬人的後裔。但是曆經了兩千多年的血緣變遷，怎麼就能肯定這為數不多的居民就是古羅馬人的後代呢！
看來，克拉蘇不甘心就這樣輕易地被曆史遺忘，他要人們為他留下的這個千古之謎而繼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