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異"的內涵，按照周恩來的解釋，就是"撇開分歧"、"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論"。這實際上講的就是"避異式"。
把握異同的變化
在千變萬化的世界中，人們的政治傾向、利害關係及處理人和事的態度和方法經常在變，人們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也經常在變。周恩來於1945年在總結統一戰線的教訓時指出："在這二十五年革命奮鬥當中，我們所遇到統一戰線的變動是這樣多，這樣大，又這樣複雜，因此就要求我們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他這裏所說的調查研究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指各階級間異同點的變化情況。
在國民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和無產階級共同攜手進行反帝反軍閥的鬥爭。隨著大革命的失敗，他們追隨蔣介石離開了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在民族危機麵前，他們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日益不滿，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因而革命性增長，與工農革命力量的共同點擴大，成為工農的盟友。
敵人營壘也不是鐵板一塊。周恩來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不變的。"可是帝國主義不僅是一個，而國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又有不同的派別和集團，這些敵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敵人營壘又是變化的"。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共產黨代表的工農革命力量之間，就經曆了由朋友到敵人，從敵人再到朋友，又變為敵人的複雜過程。
如果對這種異同的巨大變化視而不見，用凝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求同存異就不會有好的結果，甚至南轅北轍，發生認敵為友或認友為敵的右或"左"的錯誤。周恩來指出："右的觀點把昨天的朋友而今天已成為敵人的人當作朋友。"如曾經和我們合作過的汪精衛，當他已經走向反動、轉化為敵人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卻看不見這種根本性的變化，繼續把他當作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結果上了大當。"'左'"的觀點把昨天的敵人而今天可能成朋友的人當作敵人"。如曾經在"九·一八"事變前參加了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當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後，毅然起來反蔣抗日，要求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可是持"左"傾觀點的同誌，不僅不給予應有的支持和配合，反而繼續把他們當成敵人，拆他們的台，結果朋友站不住腳，我們自己也陷於孤立的困境，喪失了有利的形勢。
可見，對矛盾雙方異同點的變化進行調查研究，包括對曆史和現狀的調查研究及對未來的預測，是製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的前提和基礎。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或雖是敵我性質的矛盾，但又必須求得政治解決時，都應該根據複雜多變的形勢，不僅敢於而且要善於去求同存異才能有效的協調和處理所麵臨的矛盾。
首先，要善於在尖銳複雜的矛盾中求同。有的尖銳複雜的矛盾，看起來毫無共同之處，水火不相容，可是由於事物的變化，使它們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互相靠攏，會合一起。因此，領導者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僅要敢於鬥爭，而且要善於把握時代的脈絡，透過五花八門的表象，洞察其實質，在尖銳複雜的矛盾中發現共同之點，並促進相互間的妥協和聯合，推動事物的發展。
華北事變前後，蔣介石集團麵對日本加緊深入侵略中國，對日態度漸趨強硬。在和日本外交接觸和談判中，一改過去那種卑下順從的態度，敢於提出某些合理的要求，保持較為堅定的立場；開始對蘇聯表現出友好姿態；毅然改組南京政府，排除汪精衛等等親日派。蔣介石還於1936年7月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明確表示絕不簽訂承認"偽國"的協定，對"犧牲的最後關頭"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釋，即"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從這些跡象，看出蔣介石國民黨有可能改變對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機麵前，可以和國民黨找到共同點。因此，黨的瓦窯堡會議，製定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定爭取"剿共"剿了十年的國民黨英美派共同抗日。
其次，敢於在一定條件下存異。求同存異並非是絕對的，並非可以適用於任何矛盾，可以不分時、地點和條件，可以不講是非，離開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當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時，就應抓住不放，敢於撇開分歧點，在共同點的基礎上，團結和聯合起來，沒有這種氣魄和膽量，就可能喪失時機，使矛盾得不到應有的緩和和消解，給事業造成損害。
國共兩黨既有階級利益的根本衝突，又有曆史上的恩怨和一係列現行政策的根本對立。但是為了實現全民族抗日，共產黨把雙方長時期積累下來的恩怨和對立撇在一邊，從四個方麵做出重大讓步，把階級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統一起來，服從於民族的解放。如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一項基本政策。為了爭取團結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抗日，共產黨把這一基本政策暫時擱置起來，改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這體現了無產階級無私無畏的品格和以民族解放為己任的廣博胸懷，正國為如此，才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再次，善於在時機不成熟時待同。異同點的消長和增減，取決於客觀情勢的發展及矛盾雙方的態度。有些矛盾當時無法調和，但隻要處理得當，到了一定的時候可能柳暗花明，找到相通之處。所以既不能責人之所不及，強人之所不能，本來沒有共同點，卻單方麵去求同存異，或強行要別人接受他當時不可能接受的東西，同時又要看到，事物是起變化的，現在沒有共同點，今後可能找到共同點。領導者必須高瞻遠矚，預測異同點的變化趨勢，把握發展規律，善於在時機不成熟時細心謹慎地創造有利條件，耐心等待形勢的變化和時機的成熟。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盡管停止了內戰，不得不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但其亡共之心未死，隻是變換了消滅共產黨的方式和日程，所以一直不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合法地位，把共產黨聯合抗日主張看成是"輸誠"，把紅軍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當作是"收編"，提出要朱、毛出洋，拒絕我們提出的國共兩黨共同遵守的綱領。以後在八年抗戰中，也一直不承認各黨派的地位，給人民軍隊的編製數目很少，抗戰初期僅三個師，後來增加到六個、八個師。他們稱呼共產黨為"異黨"，多次發動反共摩擦。周恩來指出："抗戰八年中，蔣對共產黨無論在形式上本質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
可見，國共兩黨雖已聯合抗日，但仍然存在許多原則上的分歧。我們既不因有這些原則分歧而破裂統一戰線，也不因聯合抗日而放棄必要的鬥爭，而是不管其承認與否，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並有理、有利、有節地對頑固派的反共摩擦給予打擊，使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及解放區得到迅速的發展。
抗日戰爭剛剛結束，蔣介石麵對空前強大的人民軍隊，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發表了《雙十會談紀要》，解決了多年沒有解決的一些重大問題。盡管蔣介石的主觀意圖仍然是通過會談，實現取消共產黨、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的目標，但他終究在曆史上第一次承認中國的命運和前途，解決的辦法和途徑，必須由國共兩黨平等會座，兩黨領袖"共同商討"、"共定大計"才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周恩來肯定了蔣介石三個方麵的變化，即"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承認了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地位和數目"。蔣介石的這三大變化反映了國共兩黨實力的變化，也是中國共產黨善於待同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他善於把握異同的變化，在和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時，一般經曆了從文化交往、經貿合作入手到正式建交，先發展民間關係，後建立官方關係，先設立貿易機構、聯絡處，後設立代辦處、大使館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關係逐漸積累，共同點由少到多。如果不是這樣根據異同的大小和變化，與對方建立相適應的關係，而是采取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態度，是難以推動國家關係向前發展的。
當時我國和外國建交，有一個基本原則，必須和台灣國民黨集團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較早的一個，但他仍然保持在台灣設立的領事，在聯合國投票支持蔣介石，反對新中國，我國隻同意與其互換代辦。到了1971年，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的國力及在國際上的分量也大大增加，經過二十多年經貿、文化等各方麵關係的積累，英國撤銷了在台灣淡水設置的"領事館"，改變了對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態度，兩國終於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最後，敢於在矛盾惡化時抑異。求同存異是協調矛盾的藝術，但並非排斥鬥爭。特別是對於對抗性的矛盾，必須以鬥爭作基礎，與鬥爭相配合，才能收到協調的最好效果。周恩來在他的領導實踐中就是遵循著這樣一條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
求同存異是互動的、雙向的，如果對方缺乏誠意，不按照求同存異的方式行事，必將使分歧擴大，導致合作關係的破裂。因此，必須對其反動傾向給予適時的恰當的揭露和批評，以維護共同之點，鞏固和發展合作。
國民黨頑固派在抗日中期，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一方麵在軍事上堅決奮起自衛，另一方麵在政治上揭露其反共投降的一麵，抑製其反動性，從而使其反共氣焰得到收斂，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指出："抗戰前一段時間裏，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抗戰，故強調其可變性與革命性，而隻注意其動搖性與被動性……等到現在，他的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對方麵日益擴大……故我們就要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實質了。"揭穿其法西斯實質就是"抑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