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需要和世界各國交往，發展外交關係。當時世界上有七十多個國家，社會製度、經濟結構、文化傳統等各不相同，對新中國的態度也不一樣。周恩來在深入考察分析各國的具體情況及和中國的異同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社會主義國家是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相同的兄弟之邦，但也存在國情、文化傳統、政策及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差異。已經擺脫殖民主義羈絆的民族主義國家，和我們在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麵臨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發展民族經濟的艱巨任務，但在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等方麵各不相同，有的還和我們有曆史上遺留下來的糾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製度、價值觀念和我們完全對立，在曆史上侵略欺侮過我們。但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在現行政策及對新中國的態度上，有著很大的差別，有的和台灣蔣介石完全斷絕了關係，，對新中國友好；有的還在支持蔣介石，敵視新中國。
一般來說，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的願望及要求是相背離的。一些國家的政府不願和新中國來往，甚至采取敵視態度，但這些國家的人民是願意和中國人民友好的。我們就把人民和其政府區別開來，發展民間友好交往，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和日本邦交的正常化，就經曆了這一過程。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管員也不是清一色，而是有著不同的的傾向，和他們打交道時，不能一刀切，都看成同等反動的一幫。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美國代表史密斯和國務卿杜勒斯就有程度和傾向的差別。
可見，客觀事物間的異同點，十分繁多、複雜，隻有搞清楚了，求同存異才有也前提和依據，才有可能針對性地運用不同的求同存異的方式和方法，獲取良好的效果。總的來看，求同存異可分作兩大類別。
一類是求大同存小異一般適用於目標一致、根本利益相同的人民內部和朋友之間，這種同是主要的、大量的，異是次要的、局部的，異不妨礙同，求同也不要求消除異，同異共存構成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關係。
統一戰線是由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組成，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害關係把他們給擊在一起。但他們又有著各自的具體利益和要求，從而產生不同的看法和主張。統一戰線的工作就是要動員各方麵的力量，協調相互之間的差別和矛盾，去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周恩來指出："我們和黨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們的好意見，豐富我們的主張。隻要大的方麵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麵存在差別是允許的。"他在闡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針的必要性時又指出："從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和義社會，隻要還有黨派的時候，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求大同存小異，這並沒有壞處。"
另一類是異中求同。指的是在存在著根本的利益衝突和分歧的階級之間及國家之間，他們之間的異是根本的、主要的，同是局部的、次要的。當這種根本的利害衝突，不允許或不能夠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求得解決時，需要從對立中求同，運用政治手段，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達成一定的妥協。
周恩來曆來主張不同社會製度國家，應該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開展人民之間的交往，發展經濟文化方麵的關係，彼此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麵的成功經驗。既反對反革命輸出，也反對輸出革命。主張各國內部的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去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衝突，應通過協商談判，達成共識。
五十年代，周恩來針對當時的國家關係，強調對美國和蘇聯也需要采取分析的態度。他指出：就聯合方麵說，對兄弟國家，戰略上雖是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也就是說對蘇聯是求大同存小異，對帝國主義國家可以異中求同。
我國和美國的關係，除了對其侵略戰爭政策和霸權行徑進行堅決的揭露和鬥爭外，還存在著異中求同的一麵。
建國初期，美軍入侵朝鮮，打到鴨綠江邊，其目的不僅在於霸占整個朝鮮，而且企圖把新生的人民中國扼殺在搖籃裏。在中朝人民軍隊的痛擊下，美軍被迫退到三八度線附近，不得不坐下來談判，最後簽訂了停戰協定。這就是撇開兩國在政治上及台灣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僅僅就朝鮮問題達成的一致。
以後，美國仍然繼續敵視中國，支持蔣介石集團盤踞台灣，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們對於美國的倒行逆施，在進行堅決回擊的同時，又不拒絕和美國的接觸。中國和美國一起參加了解決朝鮮問題及中南半島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共談了一百多次。盡管這些會議和會談存在著尖銳的鬥爭，但也是為了尋找共同點，以求達成某種協議。周恩來還代表中國政府一再表示對美國人民友好的真誠願望。
抗戰勝利後，階級矛盾已升為主要矛盾，蔣介石獨裁內戰的方針已定。但是全國人民普遍反對內戰，希望在和平環境中得以休養生息。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國民黨談判。經過多方努力，終於簽訂了和平建國《雙十協定》，以後，又簽訂了《訂戰協定》，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這也是從對立中求同的一個典型事例。
周恩來還根據異同點的性質和大小，創造了求同存異的多種形式。
協商求同。在人民內部和統一戰線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討論對話，應某些重大問題達成統一認識，這是中國統一戰線內部議事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國共產黨發揚民主求同存異的一種基本形式。例如中國共產黨經常就國家大政方針、重大決策及重大人事變動，事先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各方麵的代表人物釀討論，聽取他們的意見，既豐富和完善了黨的認識和主張，又就這些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避免了像資產階級議會廳裏那樣的爭吵、打鬥的民主鬧劇。
妥協求同。當矛盾雙方各執己見、彼此無法說服對方時，相互做出一定的退讓妥協，以縮小分歧，達成共識。不管是政治談判、外交談判、經濟談判還是別的方麵的爭執，觀點上的必要妥協，利益上的互諒互讓都是十分重要的。
等待求同。當協商無效、妥協不成時，不急躁、不勉強，更不能以勢壓人，強加於人，而是積極主動的創造條件，促使形勢發生轉機。相互從各自基點後退，不是擴大距離，而是促使雙方靠攏，找到相通之點的重要途徑。
逼迫求同。適用於矛盾尖銳的對立雙方。當雙方麵臨共同的利害關係，而矛盾的一方，又缺乏主動自覺，尚在遲疑徘徊時，隻有在一定外力推動下，才可能使共同點成為矛盾主導方麵。例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由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在軍事上，對於其反革命進攻給予有力的回擊；政治上動員全國民眾起來抗日救亡，形成強大的全國性的抗日浪潮；組織上促成國民黨政府內部的分化，爭取蔣介石周圍一切有民族意識的人，轉到團結抗日的立場上。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就會分別致函國民黨中的民主派、地方實力派宋慶齡、馮玉祥、李濟深、李宗仁、閻錫山等，英美派、黃埔派中的宋子文、胡適、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以及陳果夫、陳立夫等，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陳述危亡的形勢，促使他們把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利益，置於主要的地位。有的我們還直接派人與之聯絡，簽訂某些局部的協定，在一定範圍內製止了內戰，實現了聯合抗日。最後通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抓起來，實行兵諫，迫使他接受了聯共抗日的主張。
立異求同。存在尖銳的對立的矛盾雙方，在尋找和肯定共同點的同時，鮮明地陳述和表明各自的立場和觀點。"立異"，也是存異，並不要求立即消除分歧，而隻是弄清和標明分歧。如果運用得當，不僅不妨礙求同，而且有利於求同。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國共雙方通過重慶會座，簽訂了《會談紀要》，在《紀要》中，不僅把雙方一致同意的內容在文字上確定下來，並且對沒有取得一致的問題，也分別說明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上，還羅列了共產黨方麵先後提出的四種解決方案雙方目前爭執所在，表明了繼續商談的願望。
1972年2月，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鬆防華，中美兩國領導人直接會晤，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也不是回避分歧，而是弄清分歧。尼克鬆來華前說："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尋找某種辦法，使我們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為戰爭中的敵人。"周恩來在歡迎尼克鬆的宴會上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希望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係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但是，在討論會談公報時，美方希望在公報中隻強調共同點，不提雙方分歧，以顯示尼克鬆中國之行的成果，這也是國際交往中通常采用的公報形式。但周恩來不同意這樣做，並提出一個建議草案，既列出雙方達成的共識，又擺明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張。美方開始不理解，周恩來耐心地向對方解釋說：中美在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和國際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閡，不可能消除於一旦，掩蓋分歧的做法給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些幻想，也將會使他們失望，反而不利於兩國關係。經過雙方反覆討論，最後簽訂了一個求同立異的公報。
求同立異的方法，適用於對立較久、隔閡較深的雙方，這種既肯定"同"，又標明"異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利於明確各自的立場和觀點，去掉幻想，努力去擴大共同點，縮小和解決分歧點，不致因掩蓋矛盾而盲目樂觀，或在群眾中引起錯覺。一旦出現新的波折時，也會有思想準備。連尼克鬆也承認，一個星期之內不可能建立一座跨一千六百英裏和二十二年隔閡的橋梁。
避異式：立異式是正視矛盾，標明分歧。避異式正好相反，是回避矛盾，撇開分歧。一般來說，隻有正視矛盾，才能解決矛盾。但從處理事物的具體方式方法來說，有時卻需要回避矛盾，才能增進友好氣氛，以利於尋求和發展共同點，最終有利於矛盾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