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世事艱難，人生多舛，是說人生少不了挫折，少不了坎坷。
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得能承受得起人生的挫折和坎坷。
孟子說，天將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在某人身上，必然要先苦惱他的心誌，勞累他的筋骨，饑餓他的腸胃，困乏他的身體，而且會使他的每一次行動不能如意……
何以如此?就在於順遂優遊、安逸快樂總使人喪誌怠惰，而災難坎坷，憂愁災患卻常能使人向上奮發，這也就是古人常說的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隻有心意困苦，思慮阻塞，才會憤發創造；隻有身處逆境，曆經磨難，才會求生存進取。從這個意義上說，世事的艱難多舛，人生的坎坷曲折，於人來說其實並不是壞事，事實上，正是人生的艱難和坎坷，磨礪了人的意誌，堅強了人的筋骨，堅韌了人的性情，增強了人的能力，使人能擔當起重任，成就自己人生的功業。
古往今來，凡成大事業，有大成就者，無不如此：
舜自田野中興起，當初他曾居於深山，與木、石同處，以鹿、豬為鄰，同深山野人相差無幾。
孔子生於亂世，周遊列國四處碰壁，曾困於陳蔡，無米斷炊，險些餓死道中。
孫臏遭忌，在被剜去兩隻膝蓋骨之後修成一部傳之後世的《孫臏兵法》。
屈原被讒言所害，屢遭放逐，於三湘四水的荒蠻野嶺中賦得絕唱《離騷》。
司馬遷直言情理，受囚禁之大辱，領宮刑之奇恥，隱忍不怠，方成一部“無韻之《離騷》”。
所以，人當有自信，還當能承受生活的挫折，能經受世事的艱辛，能忍受人生的磨難，至少，要有承當起這一切的心理準備。
因此，一個人每當遇到磨難的時候，萬萬不可一蹶不振，而是應該以更堅強的毅力重返戰場，放棄隻是方便的脫身之道，它不是成功的路徑。有一句名言：“如果沒有你可以倒下的地方，你就不會摔跟頭。”通過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絕大多數有成就的人在生活中都是這樣的——不肯後退。
人生中，什麼都可以失去，但堅強的毅力與信心絕不可以丟棄。一旦失去了它，一個人就真的一無所有、一事無成了。
培養浩然正氣
在孟子的話語中，具有浩然之氣的人又被稱為“大丈夫”，即俗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孟子說像張儀那樣“一怒而諸侯懼”，讓天下人不得安寧的人其實算不上什麼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應該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說出這番話來，本身就充盈著浩然之氣，但這段話理解起來可能會有些問題。比如開頭兩句，如果按字麵譯成：“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中，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就讓人覺得不可理喻——為什麼要“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中”才算大丈夫?陶淵明“審容膝之易安”，劉禹錫《陋室銘》傳揚天下，難道這二人就算不得大丈夫?再說，什麼位置是“天下最正確的位置”?其實，“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都要從儒家的仁學上來理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章句上》）又說：“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孫醜·章句上》）一個人達於“仁”之境界，心胸磊落坦蕩，便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了，一個人行事遵循道義原則，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了。
一個走正義路、行大道的人，當然能直麵人生種種的際遇：他有能力做民眾的領袖，率領民眾去創造美好的生活；他也有“獨行其道”的勇氣，在寂寞中享受探索真理的快樂。如果他有幸獲得富貴，即俗話說的腰纏萬貫或炙手可熱——蘇秦曾曰：“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但金錢和權勢不會讓他變得驕奢淫逸；如果他不幸而淪於貧賤之所——誰說得定呢?曹雪芹《紅樓夢》有言：“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他也不會改變自己對生活的美好信念，縱然身罹困厄，他也不會低下那高貴的頭顱。
孟子又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養性，增益其所不能。”他還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些話語，就是孟子極力提倡修養“浩然正氣”。他認為這是一種天地間的正氣，一個人隻有具備這股正氣，才能擔當起治天下的大任來，不辜負時代的期望。
窮則獨善其身
理想國的藍圖似乎永遠隻是一個美麗的夢境，而嚴峻的現實人生是人人每天都要麵對的，於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現實人生選擇，成了儒學的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在這方麵，孟子也承接了其先師的基本姿態。但與孔子的思想相比，孟子的表達有了一些新的內涵。孔子思想中沒有反叛王權的意識，所以他隻講“見”與“隱”、“知”與“愚”，他的話語的側重點在於個體對社會環境的適應，而且是被動地適應。他所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之論，也開了後世的“難得糊塗”論之先河。
後代的儒文化十分看重知識分子的所謂“進”、“退”、“出”、“處”，強調審時度勢，待時而動，於是就要講隱顯，講屈伸，於是就有了所謂潛虯、飛鴻、霧豹、風鵬等等審美的意象，由此可看到孔子思想影響的深遠。但“待時而動”畢竟是一種消極等待的人生態度，它也許可以讓人保持操守，但不能創造新的生活。人可能在沉默中死去，在等待中喪失活力與生機，而這是孟子所不願意的。孟子曾與他的學生談起過當時中國文化史上的幾位名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
孟子日：“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萬章下》）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與他最崇敬的老師放在一起評價，稱道他們都是聖賢之人，說他們是“百世之師”。但這幾位聖賢立身處世的風格卻是大相徑庭的：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這真可以說是世間最為清高之人了。而伊尹的處世卻正相反，他是一個以先知自命的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這也是一個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所以他別無選擇：“治亦進，亂亦進”。柳下惠的作風又有不同：“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這真是一個天底下最隨和的人了。而孔子的處世，孟子認為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他是一個真正能審時度勢的人。雖然孟子稱其先師為“集大成”者，但真正想集大成的恐怕是孟子本人。顯然，在孟子看來，人的個性及處世的態度是可以有差異的，清高也好，進取也好，隨和也好，隻要不離道義，都應予以積極的肯定。
所以，孟子將其所認同的人生態度概括為很精辟的一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他強調，窮達都以“不失義”，“不離道”為原則。孟子是有革命思想的，他的上述話語似乎不應被理解為是一種消極適應和等待，他顯然想超越所謂“進”、“退”、“出”、“處”的局限，更強調生命個體的主動精神，他主張人應該積極地去改變社會。“兼善天下”是其理想抱負所在，其內涵是“飛鴻”、“風鵬”之類意象所不能表達的。一個人如果事業有成（這可能與天下有道無道沒有直接的關聯），總要想著對世界有所貢獻，就孟子來講，他想通過宣傳他的學說來使天下平治。換句話說，“達”不是孟子追求的終極價值，“兼善天下”才是他的人生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