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勇於戰勝自我（1）
誌當存高遠
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意思是對有誌於從政者來說，首先應樹立遠大誌向。
孔子言誌，觀點鮮明。“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
孔子以自己親身經曆和切身體會告誡弟子，立誌貴從少年始。他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又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但是如果“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從曆史上一些成功的政治家情況來看，也符合這一規律。
諸葛亮高臥隆中時常以管仲、樂毅自比；項羽、劉邦第一次看到秦始皇時，發出的感慨是“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當如此也!”的豪言壯語。毛澤東少年時就立下救國救民之大誌。17歲時第一次離開韶山給父親留下的一首詩是：“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他投考東山小學的第一篇作文是《言誌》。他從國弱民窮之現實，發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感慨，抒發救國救民之理想。
立誌的關鍵在“內因”。《論語》說：“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論語·子罕》）
實現遠大之誌向，需有安貧樂道之精神，孔子稱讚：“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毛澤東曾推崇範仲淹、顧炎武、王船山等人物以及魏禧“破產不為家，有似張良之為人”。
立下遠大的誌向，還需有堅強的毅力，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楊昌濟先生對孔子這句話做了如下解釋：
“意誌之強者，對於己身，則能抑製情欲之橫恣；對於社會，則能抵抗權勢之壓迫。道德者克己之連續，人生者不斷之競爭。有不可奪之誌，則無不成矣。”
“臨難毋苟免，見危授命，乃意誌之強，同於良心之強之狀態也。古來殉道者，寧死而其誌不可奪；反對之者，但能殘虐其身體，不能羈束其靈魂。其誌事雖暫挫於一時，而前仆後繼，世界卒大受其影響。”
“近世教育學者之說，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衝突之時，則當以己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誌之說也。”（《論語類鈔》）
然而每一個人來說，“立誌”又是一個追求真理的過程。孔子強調，“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裏仁》）。曾子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毛澤東的體會是“誌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誌的根本。“真欲立誌，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誌也”。他斷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誌。終身未得，即終身無誌。”毛澤東在讀書筆記中還這樣寫道：“君於謀道不謀食，係對孜孜為利者而言，非謂凡士人均不貴夫謀食也”。“誌不在溫飽，對立誌而言，若言作用，則王道之極，亦隻衣帛食粟，不饑不寒而已，安見溫飽之不可以謀也?”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充分表達了其追求真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決心。
孔子論“立誌”在強調誌同道合的同時，指出因誌向不同所造成的認識上的差距在所難免。所謂“德不孤，必石鄰”（《論語·裏仁》），“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史記·陳涉世家》）
對立誌成為有所作為的人來說，如果有一句話可以奉告的話，那就是“人間正道是滄桑”。孔子說：“愛之，能勿勞乎?”（《論語·憲問》）
艱難困苦的考驗可以造就偉大的政治家，而要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則要經過千辛萬苦的磨煉。春秋時成就了“霸業”的晉文公的經曆就具有典型意義。
晉文公在做國君的不長時間裏建立霸業，成為一代霸主，他的謀略和才智主要得益於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左傳》詳細記錄了其流亡經過。
當晉文公還是重耳公子時，曾領著一行人離國逃亡，他們途經衛國時，衛文公見他們是些逃亡的人，拒絕接待他們。重耳一行來到了五鹿（今河北省濮陽縣南）這個地方。這時，他們饑餓難忍，向一群農夫討點飯吃。農夫見他們是一些貴族模樣的人，便開他們玩笑，給他們盛了一盤泥土。重耳大發脾氣，揮起鞭子要打那個人。狐偃趕忙拉住說：“得飯容易得土難，泥巴代表土地，這正是上天把國土賜給你的預兆!”重耳聽了，便下車向農夫叩頭致謝，並把泥土收下。農夫不懂這是什麼意思，說重耳他們是呆子。
重耳一行又走了幾十裏路，缺糧短草，人困馬乏，不能再走了。重耳又累又餓地倒在別人的身上。隨行的人挖了些野草，煮了點野草湯，先讓重耳喝。這時，介子推拿來了一碗肉湯捧給重耳。重耳吃完了問介子推：“哪兒尋來這麼好的東西?”介子推說：“算不了什麼，是我大腿上割下來的。”重耳流著眼淚，說：“這，這怎麼說喲，我拿什麼來報答你呀?”介子推說：“但願公子回國，做一番事業就是了。我並不指望公子報答。”
當重耳到齊國後，受到齊桓公的熱情接待。齊桓公送糧送肉，還送給重耳二十輛用四馬拉的大車，並把本族的一位薑氏姑娘嫁給重耳。在齊國，重耳產生了安逸思想，他說：“人生安樂如此，還有什麼可想的呢?”狐偃看到主人貪圖享樂，感到問題嚴重，便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們到這裏來，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進取。如今秦國有著‘親晉’的傾向，應該到那裏去爭取更大的外援。”重耳卻聽不進去。薑氏也勸重耳離開齊國，重耳不聽。薑氏和狐偃見重耳還是不肯走，便把重耳灌了個酩酊大醉，裝上車子，送出齊國。重耳一覺醒來，已經是遠離齊國了。他一氣之下，操起戈要刺狐偃，還罵道：“你這一番圖謀人晉為君，倘不成功的話，我將殺了你，吃了你的肉!”狐偃一邊躲他，一邊回答說：“倘事情不成，我不知葬身何處，恐怕要轉於溝壑，被豺狼吃掉，誰還能和他們去爭肉呢?”重耳這才悻悻然上了路。
重耳一行來到曹國（今山東省陶縣西北）時卻受到冷遇和嘲弄。曹共公是個昏君，朝中做官的三百人，大都是些市井脅肩諂笑的小人。他見重耳來投奔，怕重耳留在曹國不走，不想接待。但他聽說重耳肋骨連在一塊，便偷看重耳洗澡。
重耳一行又到了鄭國，鄭文公既不接待，也不殺他們，重耳一行又前往楚國。楚成王以國君禮節歡迎他。楚成王之所以這樣做，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協助重耳回國，是他插手中原、爭霸稱雄的好機會。
楚成王在一次宴會上對重耳說：“公子如果回到晉國，怎樣報答我呢?”重耳說：“奴隸、寶石和絲綢你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貴的象牙和獸皮，本是貴國的特產，流散到晉國去的，隻是你享用後剩下的罷了，叫我用什麼東西報答你的恩典呢?”楚成王說：“話雖這麼說，可總得報答我吧?”重耳回答說：“要是托你的福，我能夠回到晉國，楚晉兩國和睦相處，將來萬一發生晉楚戰爭，雙方軍隊在中原相遇，我一定指揮軍隊退避三舍（古時行軍，以三十裏為一舍），算是報答你的恩情。”經過千辛萬苦，飽受人間冷暖，重耳逐漸成熟起來，重耳對楚成王“何以報答?”問話的回答，顯示了政治家維護國家尊嚴的機智與機敏。
秦國是重耳流亡生活中的最後一站，在秦國的幫助下，重耳返回晉國。
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論語·憲問》），譎就是用詭道、手段。他的這一特點正如楚王所言：“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嚐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誌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誌者，晉之謂矣。”（《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