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世紀中，變化速度奇快無比，讓社會秩序顯得充滿活力和可塑性，呈現變動不休的狀態。談到現代革命，一般人想到的會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歐洲自由革命，或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但事實上，講到現代，其實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變。即使隻是三十歲的人，也可以告訴那些打死也不信的青少年：“我年輕的時候，整個世界完全不是這樣。”舉例來說，互聯網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廣泛使用，至今也才是20年左右的事。但我們已經完全無法想象沒有網絡的生活會如何。
因此，想要定義現代社會的特色為何，就像要問變色龍究竟是什麼顏色一樣。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特色，就是它會不斷改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變動特性，而且多數人也都會同意社會秩序應該有彈性，是我們能夠操縱、能夠改進的。前現代統治者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傳統秩序，甚至希望能夠盡量回歸過去失落的黃金年代。但到了過去兩個世紀，政治主流卻是要摧毀舊世界，再建起更好的世界來取代。現在就算是最保守的政黨，也不敢說自己的目標就是維護一切保持不變。人人都在談，要進行社會改革、教育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而且這些承諾常常都是說到做到。
地質學家知道地殼運動可能引發地震和火山爆發，我們也知道激烈的社會運動可能引發血腥暴力。講到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曆史，常常講到的就是一連串生靈塗炭的戰爭、革命和大屠殺。就像是雨天的時候，小孩喜歡穿著雨鞋從一個水窪跳到下一個水窪，這種曆史觀點也像是在跳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跳到冷戰，從亞美尼亞大屠殺跳到猶太人大屠殺，再跳到盧安達大屠殺，從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的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再跳到希特勒。
雖然這部分也是事實，但光是這樣列出一長串我們太熟悉的慘案名單，卻會造成誤導，讓我們隻看到一個又一個的水窪，卻忘了水窪之間還有幹地。在現代晚期，雖然暴力和恐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和平與安寧也同時來到曆史新高。狄更斯寫到法國大革命，就說“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句話不隻適用於法國大革命，很可能也適用著由法國大革命揭開的整個時期。
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後的70年間，情況更是如此。在這段時間，人類第一次有可能得麵對徹底的自我摧毀，而且也確實爆發了相當數量的戰爭和屠殺。但這幾十年同時也是人類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而且程度是大幅領先。這點之所以讓人意想不到，是因為如果就經濟、社會和政治層次來說，這個時期的變動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可以說雖然曆史的板塊構造以瘋狂的速度移動碰撞，但這座火山卻是紋風不動。這個靈活變動的新社會秩序，似乎既能夠啟動劇烈的結構變化，又能夠避免崩潰造成暴力衝突。{106}
我們這個年代的和平
大多數人看不到這個年代究竟有多麼和平。我們畢竟都沒真正看過1000年前的模樣，所以很容易忘記過去的世界其實更加殘暴。而且，因為戰爭變成少見的事，也讓戰爭吸引了更多關注。許多人緊盯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肆虐，但沒什麼人特別想到巴西和印度一片安詳。
更重要的是，我們比較容易體會個人的辛酸，而不是人類整體的苦難。但為了從宏觀角度來看曆史進程，我們需要看整體統計數據，而不隻是看個人的故事而已。在公元2000年，全球戰爭造成31萬人喪生，而暴力犯罪造成52萬人死亡。當然，對每一個受害者來說這都是世界的毀滅，家破人亡，朋友和親戚悲痛欲絕。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2000年總共83萬的死亡者隻占了全球5600萬總死亡人數的1.5%。在同樣一年，車禍死亡的人數達到126萬（占總死亡人數2.25%），自殺人數達81.5萬（占總死亡人數1.45%）。{107}
2002年的數字更誇張，在5700萬死亡人口中，隻有17.2萬人死於戰爭，56.9萬人死於暴力犯罪（也就是共74.1萬人死於人類暴力）。相較之下，該年自殺的人數就有87.3萬。{108}所以我們看到，在“9·11”恐怖襲擊後的一年，雖然恐怖主義和戰爭喊得震天價響，但說到某個人被恐怖分子、士兵或毒販刺殺的可能，其實還比不上他自殺的可能。
在全球大多數地方，我們晚上入眠時都不用擔心附近的部落會不會包圍自己的村莊，來場全村大屠殺。現在的英國有錢人就算每天走過羅賓漢的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也不用擔心會有人埋伏搶錢，再把他們的錢分給窮人（或者更可能直接收進口袋）。學生不再需要擔心師長棍棒齊飛，孩子不再需要煩惱可能被販為奴，女性也知道丈夫不得違法毆打她們或強迫她們留在家裏。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地方，這些期待都已經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