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切爾西度過了16歲生日。不久之後，總統和第一夫人與切爾西一道參加了賽威爾友誼學校的“大學之夜”活動。切爾西當時已上高一，她做事很有主見、有自製力、聰明好學且不嬌生慣養。在回白宮的路上，她告訴父母，她希望將來能去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就讀，這使希拉裏和克林頓吃了一驚。希拉裏馬上說，他們身處白宮，與她相隔三個時區，豈不是一家人難以團聚。克林頓說，隨便她去哪兒吧，她有這個能力。
切爾西生日後幾個星期，希拉裏和她一起去了已停火的波斯尼亞，慰問那裏的美國維和部隊。克林頓與副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推出的《代頓協議》使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之間停止了流血衝突。這一協議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實際效果上來講，都可以說是克林頓政府做得最好的事情之一。
隨著醫療保障改革的失敗，克林頓和他的顧問們認為有必要將他在1992年大選中“結束現有福利製度”的誓言繼續進行下去。希拉裏也認為，現有的福利支付製度使數以百萬計靠此生存的家庭出現了生活質量下降的情況。當時，越來越多的福利製度享受者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每個月的微薄福利享受上流社會的富貴日子，這已經越來越成為政治辯論中的一個要害問題。與很多美國人相信的恰恰相反，當時的“福利”僅適用於家中有孩子的家庭，不能遍及個人。這與那些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的個人領取失業金的情況不同。
由於共和黨已經在中期選舉中控製了國會，保守主義者們開始嚐試接手福利製度改革，他們向聯邦政府提議了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即“失依兒童家庭援助”。金裏奇在《與美國的合同》中提出了《個人責任法案》，旨在通過停止向未成年母親發放津貼以及停止向多子女家庭發放額外津貼等方式，反對未婚懷孕及非婚生子。很多金裏奇麾下的共和黨人甚至希望徹底取消“福利”這一概念。希拉裏和克林頓都認為，福利製度不能變得過於苛刻，應當包括一些工作培訓和兒童保育基金，從而在福利製度接受者返回工作崗位時對他們有所幫助。
事實上，政府中所有的福利製度專家和華盛頓的“兒童宣傳者”組織成員（包括瑪麗安·埃德爾曼都對當年晚些時候提交給國會的一套福利製度改革議案持反對意見。1995年11月3日，埃德爾曼在《華盛頓郵報》上給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克林頓不能簽署任何一項“像眾議院和參議院提出的福利製度改革議案那樣將使已經窮困不堪的兒童和家庭陷入更深泥潭”的法案。她補充說：“參眾兩院的福利製度改革議案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可行性上都是說不過去的，這樣不但不能解決日益嚴重的兒童問題，還會將負擔都轉移到缺乏聯邦資源的各個州和地方，從而削弱各個州的日常運轉和資金穩定性。
埃德爾曼的信其實也是寫給希拉裏看的。希拉裏在這件事情上比克林頓更具公信力和政治資本，盡管她目前身陷肯尼斯·斯塔爾的調查。埃德爾曼（希拉裏的好朋友）知道，那些報道福利製度改革的記者會利用她這封信向希拉裏施加壓力。
即使在國會考慮之後總統簽署了這項法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是埃德爾曼和希拉裏卻認為，一旦總統選舉因此而遭到失敗，克林頓將無事可做。希拉裏從來沒有公開反對過克林頓政府的任何一項法案或政策，但她對自己的福利製度政策（比克林頓的政策更複雜）卻緊抓不放。希拉裏寫道，她已經意識到了改革的緊迫性，但是作為一名兒童宣傳者，她知道福利製度常常被看作是一座解急救困的橋梁。她親眼看到這個製度已經被榨幹，盡管它曾在很多情況下給接受者帶來好處。她告訴克林頓和他的副手們，她要讓別人都知道，她反對這一法案，因為它不為那些福利保障係統之外的人提供醫療救助（為避免各州裁減福利基金），不提供福利食品券，並且不提供兒童保育協助。因此，克林頓否決了這項福利製度改革議案（這一議案是共和黨預算中的一部分）。
1996年1月上旬，共和黨在“稍做修改”之後提交了第二份議案，又被克林頓否決。他的這一舉動並不是因為希拉裏的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