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的一些總統助理，包括希拉裏的一些批評者都認為哈伯的講法還是說得過去的。哈伯的工作有時候確實不夠井井有條，而且工作效率不高，一般人都會做得比她好。
肯德爾和簡·舍伯恩都說，在帶他們去看這些箱子以及向他們訴說事情的經過時，哈伯的雙手都在發抖。律師們意識到，盡管對那些了解哈伯的白宮工作人員來講，哈伯的解釋好像有些道理，但是要想通過國會和司法部門的審查就不那麼容易了，更不用說媒體的說三道四了。
斯塔爾肯定不會放過有關賬單記錄的這些事情，以便利用其指控某人犯有妨礙司法公正罪。並且，他將使用傳統的起訴方法，即通過逐個審訊證人的做法。實際上，在斯塔爾獲得這些資料之後，他馬上召集了一次會議。他的下屬檢察官一致認為，福斯特死後，希拉裏的所有行為都有掩蓋事實真相之嫌，因此可以對她實施破壞司法公正罪的起訴，這些賬單記錄就是最有力的切入點。斯塔爾要希拉裏作證。
舍伯恩要求與總統緊急會麵，以糾正希拉裏的做法。克林頓沒有意識到賬單記錄或其內容被公之於眾後，希拉裏及其他人將受到多大的打擊。舍伯恩引用克林頓的話說：“如果我們一直在努力阻止這些資料被別人發現，那麼現在為什麼又要給他們看？這沒有道理啊。如果事實證明這些資料能夠支持我們一直所聲稱的觀點，為什麼又要一直藏著、掖著？”
達馬托、切爾托夫和克林格堅持說，這些賬單記錄是被瑪吉·威廉斯秘密同其他一些檔案一起從福斯特的辦公室轉移走的，且在轉移過程中被特勤人員奧尼爾看見過。
那天，白宮交給調查人員的賬單紀錄中顯示，1985年到1986年間，希拉裏有大約60小時為麥迪遜－麥克道格工作時間的記錄，共計“89項任務，包括在53個單獨工作日裏與麥迪遜公司人員的33次會議或電話”。希拉裏敘述這項工作“有很大限製性”，且大部分為谘詢的性質。在政府組織的兩次調查中，希拉裏曾矢口否認曾為麥克道格項目工作並與哈貝爾的嶽父卡索·格蘭德合作過，但是記錄卻顯示，她的工作時間有一半是用在了這一項目上。賬單記錄被發現之後，希拉裏又說她所知道的這個人不叫卡索·格蘭德，而是叫IDC。
對所有這些由賬單記錄引出來的問題，肯德爾建議白宮保持沉默。但是，在白宮新聞秘書的一再堅持之下，在威廉姆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裏，肯德爾做了聲明。他說，上交給斯塔爾和國會的記錄“證實了我們關於羅斯律師事務所和克林頓夫人受雇於麥迪遜公司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和工作量的一貫說法。隨著這些記錄公之於眾，那些新一輪的空穴來風的指控可以偃旗息鼓了”。但是，肯德爾並沒有解釋這些資料從第一現場消失的原因。
可想而知，這些賬單記錄被發現的那一天，希拉裏是多麼害怕受到起訴。一旦受到起訴，未來的兩年時間將不得安生。一名律師對她說：“他們可能會起訴您阻礙司法公正。這些東西在您自己手裏那麼長時間，您有法律義務將它們呈交……而您沒這麼做。沃特金斯備忘錄被發現才剛剛過去一個星期，這一發現也足以構成起訴。”
希拉裏的助理們發現，她的情緒有了明顯的波動。她的脾氣越來越大，越來越懷疑律師們沒有全力以赴。一名律師說：“在發現這些賬單記錄之前，所有人似乎都覺得，我們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因為達馬托的審訊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因此，我們漸漸地就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了，每個人都對事情的順利進展沾沾自喜。可是事情突然急轉直下……人們都在問，‘你們怎麼搞的？’……我的意思是，沒有人在我們突然需要幫助時為我們辯護，比如通過星期天談話節目。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去找誰。因此，希拉裏責問，‘你們都愣在那裏做什麼？我們的代言人哪裏去了？為什麼沒有人為我們說話？’然後，她便關心起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情。大家知道，隻要有搜查證，白宮也不是什麼禁區……還有其他很多可能性，但大都沒有發生，大陪審團聽證是第一件……希拉裏被傳喚出庭。她變得更加焦躁不安，可誰又能責怪她什麼呢？”
《集全村之力》一書計劃在1996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出版，隨後將為希拉裏安排一次11個城市的巡回售書活動。希拉裏的朋友傑伊·洛克菲勒把這本書描繪成是其退居幕後之後“宣布複出的方式之一”。她的副新聞秘書尼爾·拉提莫說：“這本書在政治上是一個積極主動的信號，也是她本人的信仰和追求的再現，並把她對孩子的承諾做了書麵定位。”其實，這本書的另一個目的是向人們展示希拉裏對女兒和家庭的承諾，包括她的丈夫。在這本書裏，她甚至用了比描寫自己更發人深省和條理清晰的語言去描寫克林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