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我的一切，
老婆，孩子，我的生活。
漆黑長夜，我曾屬於這裏，
我的起起伏伏，我的失足墮落，
我的痛苦磨難，我的熱情，我的勇氣。
——美國說唱歌手DMX《我們是誰》
前幾天，我在家裏舉辦了一個大型燒烤聚會，邀請了100位關係最親密的朋友。這些年來，姐夫卡修和我經常組織這類聚會，我出色的燒烤技術令我在非裔美國朋友圈中贏得了“燒烤界中的傑基·羅賓森[1]”的美譽，我也因此而跨越種族界限，與他們成為親密無間的好友。
在那次特殊的燒烤聚會上，我們談到了著名的說唱歌手納斯[2]。我的朋友特裏斯坦·沃克是一位年輕的非裔美國企業家，他自豪地說，納斯出身於紐約皇後橋的一個住宅區，這是美國最大的公共住房項目之一，是由他負責籌建的。我73歲的猶太裔父親突然插嘴道：“我去過皇後橋。”父親是白人，特裏斯坦認為，他絕不可能去過皇後橋，因此說道：“您說的肯定是皇後區。皇後橋實際上是一個房地產項目，就在皇後區附近，環境極差。”可我父親堅持說：“不，我去的就是皇後橋。”
我告訴特裏斯坦，父親從小就在皇後區長大，因此不可能搞混。我問父親：“您去皇後橋幹什麼？”他說：“我11歲時在那裏發革命傳單。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母親當時為這事很發愁，她覺得我那麼小，幹這種事太危險了。”
我的祖父母其實是真正的革命者。祖父菲爾·霍洛維茨是一名活躍的革命分子，在麥卡錫時代，他因此而失去了教師的工作。父親就是在這種革命背景下出生的，他在成長過程中接觸的都是“左翼”思想。1968年，他舉家西遷至加州伯克利，成為著名的“新左派”雜誌《壁壘》的編輯。
因伯克利地區居民大多具有“左翼”思想，因此該地被親切地稱為“伯克利人民共和國”，我就是在這裏長大的。小時候，我非常靦腆，害怕見人。母親第一次把我送到幼兒園時，我哇哇大哭。老師讓我母親放心走開，說幼兒園的孩子這樣哭很正常。可是，當母親三小時後再回來時，發現我渾身濕透，還在哇哇大哭。老師解釋說，我一直哭個不停，所以衣服才濕成這樣。那天，我被幼兒園開除了。多虧母親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人，否則，我也許永遠都無法跨進校門。當她身邊所有的人都建議她對我進行精神治療時，她依然對我充滿信心，直到我對這個世界不再感到惶惑、害怕為止，無論這個過程有多麼漫長。
我5歲時，我們全家從格倫大街一居室的房子搬到了伯尼塔大街更大一些的房子裏。對一個六口之家而言，格倫大街的房子實在是太小了。伯尼塔是伯克利的中產階級社區，但這裏和大多數中產階級社區稍有不同。這一街區混雜了嬉皮士、瘋子、怪人、拚命工作的期望能躋身上流社會的下層百姓，以及因吸食毒品而墮落的上流社會人士等。有一天，弟弟喬納森的一個名叫羅傑（化名）的朋友來我家玩兒。羅傑指著街上一個正開著一輛紅色貨車的非裔美國男孩兒對我說：“過去，讓那家夥把車讓給你，如果他敢不從，你就唾他的臉，叫他黑鬼。”
在此，我有幾件事需要先澄清一下。首先，我們身處伯克利，因此羅傑所用的那個詞並非我們的常用語。事實上，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黑鬼”這個詞，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隻是隱約覺得這應該不是什麼好詞。其次，羅傑並非種族主義者，他的家庭背景並不差。他父親在伯克利是一名教授，而且他父母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那種人。後來我們才知道，羅傑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性格中陰暗的一麵使得他想看我和那個非裔男孩兒打上一架。
羅傑的命令使我十分為難。我非常害怕他，認為如果不照他的話去做，他肯定會痛打我一頓。另外，我也害怕去要車。怎麼張口啊？我害怕得要命。羅傑實在太可怕了，我簡直不敢和他待在一起，於是我沿著街道向那個男孩兒走去。那段距離大約隻有30碼[3]，可我感覺卻像30英裏[4]那麼長。等我走到那個男孩兒跟前時，我幾乎全身僵硬，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容易張開嘴，我脫口而出的卻是：“我可以開一下你的車嗎？”喬爾·克拉克說：“當然可以。”我轉身去看羅傑的反應，他卻不見了。顯然，他性格中善的一麵占了上風，他的興趣已經轉移到其他事物上了。那天，喬爾和我玩兒了一整天，我倆從此成了最好的朋友。18年後，他成了我婚禮上的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