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苦悶的象征這一點上，酒與藝術、酒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達成了深刻而恰貼的契合。盡管飲酒的行為在很多場合很多時候，尤其是在節日慶典和大眾日常生活中，多是以喜慶和享樂為主要特征，但在曆朝曆代的文人士大夫那裏，酒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依附物，它更多地與痛苦和憂患聯係在一起。西方酒神精神的本旨，就是體驗到生命力受阻而產生的痛苦以及對生命阻力的叛逆和反抗，中國酒文化既有對生命痛苦的體驗，又有對生活痛苦的承載，而前者往往又是通過後者表現出來，落實到現實人生的具體行為和情懷之中。因此，中國雖然缺少西方那種形而上的酒神精神和尼采式的悲劇哲學，但酒文化的痛苦體驗和表現卻十分普遍。如果說痛苦是生命的激素，痛苦與深刻剛好成正比，那麼，偉大的藝術家都是在遍嚐人生痛苦、飽經人生憂患之後而成就的。而在痛苦與憂患的深刻體驗中，酒無疑充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橋梁和媒介的雙重身份。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中，我們時時處處都能感受到酒和酒文化的存在，感受到酒文化作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存在。酒文化和酒神精神，已經深深地滲透到藝術家的心靈深處，成為一種創作的催化劑，融化為一種創作的原動力。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魏武帝曹操這句有感而發的千古絕唱，不經意間道出了酒與憂愁之間的全部秘密。盡管許多詩人都十分清楚“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這樣一種客觀事實，但當胸有鬱結、塊壘在喉時，他們還是樂於相信“愁破方知酒有權”。在這裏，與其說酒是作為一種物質而存在，不如說它是作為一種寄寓文人情懷的精神文化而存在的。
詩人承載的痛苦、經受的憂患既然遠較別人為多，酒和詩人的關係也就非常人所能比了。文人士大夫感到生命短促、人生無常時要飲酒，如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和南朝宋吳邁遠的《臨終詩》：“傷歌入鬆路，鬥酒望青山。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傷春惜春時要飲酒，如錢起的《長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門深，對飲悲歌淚滿襟。數日鶯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傷心。”和張先的《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悲秋時要飲酒，如汪元量的《潼關》：“蔽日烏雲撥不開，昏昏勒馬度關來。綠蕪徑路人千裏，黃葉郵亭酒一杯。事去空垂悲國淚，愁來莫上望鄉台。桃林塞外秋風起，大漠天寒鬼哭哀。”和劉秉忠的《勸人飲酒》：“西風落葉共蕭颼，百感中來不自由……一曲清歌一杯酒，為君洗盡萬古愁。”朋友離別之時，執手相看淚眼，感慨萬千，也要推杯換盞，如白居易的《何處難忘酒》：“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和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思鄉懷土時要飲酒，如範仲淹的《蘇幕遮》：“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和周邦彥的《滿庭芳》：“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憂國憂民時要飲酒，如秋瑾的《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濁酒難消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和張紹文的《酹江月》：“舉杯呼月，問神京何在，淮山隱隱。撫劍頻看勳業事，唯有孤忠挺挺。”懷才不遇時要飲酒，如陸遊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誰知得酒尚能狂，脫帽向人時大叫。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感慨英雄遲暮要飲酒，如辛棄疾的《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憤世嫉俗時也要飲酒，如李白的《將進酒》：“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孤獨寂寞時要飲酒，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傷逝悼亡發思古之幽情時要飲酒，如陸遊的《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買醉村場夜半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甚至連遇到戀愛不得自由、無法與心上人歡聚的苦惱時，也要飲酒，如晏殊的《寓意》：“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煙中。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和柳永的《蝶戀花》：“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愁與酒，酒與詩，詩與愁，幾乎成了形影相隨的患難弟兄，同心相幫的忠誠朋友，時刻不離的親密伴侶。正如杜甫在《可惜》中說道：“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足可見“哀怨起騷人”了。然而，在這“哀怨”之中，如影隨形、以為載體的，卻是那讓人愛之恨之而又無可奈之何之的酒。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雖然承受著異常沉重的苦難，但他們大多都支撐過來了，很少有人像西方文人那樣自尋絕路。實在無路可走，還可以歸隱山林，像陶淵明那樣去做隱士。這種現象有著十分深刻的文化淵源。中國傳統文化曆來重今生而輕來世，或儒道互補，或外儒內道，出處隨心，中庸平和，善於自我調適。所有這些特征，決定了現實生活中的中國文人很少有真正徹底的悲觀厭世者。盡管他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經曆了太多的憂患，但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對生命的珍愛，使得他們能夠通過藝術和酒來獲得生活的動力，從而營造出另一種生命形態。
然而，中國文人畢竟承受了太多的苦難，經曆了太多的憂患。那位倡導“逍遙遊”的莊子，在逐一探查了人生的憂患和苦難之後，就曾在《莊子·至樂篇》中懷著深沉的悲哀和苦悶向著人世發問：“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麵對著人生的憂患如海，既不能使自己相信有一個幸福美妙的來世天堂，又不能決絕塵世以尋求心理的慰藉和平衡，尋求永恒的超脫，那就必須想方設法來撫慰悲苦的心靈，化解無盡的苦難。有趣的是，西方聖哲黑格爾在《美學》一書中，從理論層麵指出了與此頗為類似的情形，“從一方麵看，當事人完全有理由可以憑他的內心的自由去反抗這種障礙，認為它是可以解除的，自己可以不受它約束。他有絕對的權利和這種障礙作鬥爭。但是如果由於當前情境的關係，這種界限變成不可超越的，凝定為一種不可克服的必然狀態，這就形成一種不幸的本身錯誤的情境。有理性的人在這種必然狀態麵前既然沒有辦法克服它，就隻得向它屈服，他就不應該反抗，就應該安安靜靜地忍受這種不可避免的局麵；他就應該放棄這種界限所不容許的旨趣和要求，用無抵抗的忍耐的勇氣去忍受這種無可奈何的情境。在鬥爭不發生效用的地方，合理的辦法就在於放棄鬥爭。這樣至少還可以恢複主體自由的形式的獨立自足性。因為這樣辦，那種冤屈對他就不再有什麼力量”。變外在的抗爭為內在的化解，變人與社會的矛盾衝突為人自身的心靈調適，無疑是一條個體生命擺脫內在的和外在的苦難的便捷之路。事實上，中國的文人大多數走的正是這條道路，甚至在還沒有試驗一下鬥爭是否有效的時候，他們便已經放棄，而選擇了適應和忍受。而在這一過程當中，傳統的中國文人都常常要借助酒的力量。都少不了酒的參與和介入。“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詩與酒的珠聯璧合，酒與藝術的相得益彰，才是中國文人化解矛盾、消解憂愁、超脫塵世、撫平鬱結的利器。所以，中國詩歌中彌漫著特別濃鬱的憂患意識，而中國詩歌的憂患意識又包含著特別深刻的酒文化精神。酒與藝術、酒文化與藝術精神在文人這裏實現了完全的契合。
（3）酒與心靈的契合
元代散曲家白樸在《中呂·陽春曲》中說：“不因酒困因詩困，常被吟魂惱醉魂。四時風月一閑身。無用人，詩酒樂天真。”白樸的觀點已經涉及了中國酒文化和中國藝術精神的一個深邃命題，那就是詩酒樂天真。
享受人生，不同的人其途徑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對於文人來說，最為向往、最為推崇的人生享受，恐怕還是頗有奢侈意味的“把酒細論詩”，品酒吟詩傲王侯，吟詩品酒樂天真。中國古代藝術一向注重一個“真”字，重視抒發人的真性情，表達真情實感。這裏所說的“真”，一是指內在的真實，即藝術家抒發的情感確確實實是他所親身體驗和經曆過、並為之激動和亢奮的情感，不是那種搔首弄姿式的矯揉造作，也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而是發自肺腑，源於內心，出於心底的由衷之感言；另外藝術家在抒發情感時所借助的外在事物和物像，同樣具有客觀真實性，抒發的情感符合客體的真實及其內在的規律性。這二者當中，內在的真實有時更為重要，因為對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假如沒有內在的真實，外在的真實也就無從談起。
“詩從肺腑出”似乎隻是一個簡單的藝術要求，但真正實踐起來並非易事。肺腑流出真性情，需要適宜的客觀環境，更需要藝術家的勇氣和膽識。一方麵，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禮教文化嚴重壓抑並約束了人們的真性情，使得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場虛偽造作且冷漠生硬的、戴著麵具的人生表演；另一方麵，長期的封建專製統治不僅對藝術家的心靈和精神造成了嚴重的摧殘，而且他們動輒獲咎，稍有不慎就將招致貶斥、流放，甚至惹來殺身大禍。這些人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坐針氈，為生命的存續而憂心忡忡，又怎麼可能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一展情懷，又怎麼可能把肯定有許多不合時宜的真實情感表達出來呢。這就造成了藝術家主體意識的日漸喪失和真實情感的被扭曲，甚至還會出現“假作真時真亦假”、雖處假之中不自知、錯把螢火當明月的情況。因此，說真話，繪真景，敘真事，抒真情，這種本來屬於藝術家本分範圍之內的事情，反而成了需要認真尋覓、仔細斟酌的難得之物，成了藝術家的超乎尋常的“高難度動作”，如果有特立獨行的果敢，沒有敢於直麵人生的勇氣是真正難以實現的。
但是，由於藝術家有意識地和酒親和，並且有意識地將酒文化引入在創作當中，借助酒的參與和介入，使他們得以暫時擺脫各種約束，忘掉許多煩惱和憂慮，讓處於壓抑和扭曲狀態的精神情感獲得暫時的緩解與片刻的安寧，得以物我兩忘，進入真正自由的創作狀態。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是大腦配備一個“司爐工”和一個“工程師”，酒的麻醉作用使處於高級神經中樞的“工程師”產生朦朧的睡意，但能使“司爐工”處於情緒亢奮狀態，不時地往爐中添加燃煤。酒能讓人扯下虛偽的麵紗，裸露出平時難得展示的真實麵目，達到“杯酒見人心”、“酒後吐真言”的效果。從這種意義上說，酒，乃是大腦的“司爐工”，是打開人們心扉的鑰匙。人們在似醉非醉之中，最容易流露出真誠坦蕩、率性而為的真實的靈魂。當代台灣著名作家羅蘭女士就曾說，酒至微醺人容易飄飄然，對外界人為規律的顧慮便會大大放鬆，這時心緒昂揚，感情奔放，可以想所欲想，言所欲言，把心底一些真實的感受，誠誠懇懇的感情，一股腦兒傾吐出來。這時所寫的詩一定是坦言無隱、全然發自內心的真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緣於真情的藝術作品一定可以在別人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的情感共鳴。這正是我國詩人愛酒者眾多、竟而至於“聽說詩人都解飲”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