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初，我從蘇聯回國參加抗戰。抗戰勝利後，我在一九四六年初回到上海。在同蘇聯友人羅果夫會晤以後，我們決定為了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由我負責編輯一本厚達四百多麵和圖文並茂的《普希金文集》，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出版。在這本文集中，我翻譯了魏列薩耶夫寫的《普希金傳略》，還翻譯了普希金的四十首抒情詩和兩篇童話故事詩，此外寫了《普希金在中國》的研究文字。同時我還又和葛一虹合編了一本《普希金畫傳》，並為《開明少年》翻譯了普希金的一篇長達一千多行的童話故事詩《沙皇薩爾坦的故事》。《普希金文集》出版以後，立即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和歡迎，在一九四八年再版過一次，一九四九年又再版過兩次；從一九五四年改排新版，到一九五七年已印過九版，總印數達十二萬四千冊，從此就不難看出這本文集是怎樣受到讀者的歡迎，而且在蘇聯的文藝界和研究者當中也引起很大的反響和得到很高的評價。
從五十年代初起，我在莫斯科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期間，陸續收集了不少普希金的著作和研究他的論著。一九五六年五六月我在列寧格勒時，曾專門訪問了蘇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又名普希金之家)，見到了托馬謝夫斯基和阿列克謝耶夫等著名的普希金學者，親眼看到了普希金的手稿和他的私人藏書。這樣我在一九五九年就寫成了《普希金和中國》的研究論文(見當年出版的《文學評論》第四期)；又對一九〇三年在我國出版的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最早的中譯《俄國情史》作了研究和考證(見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世界文學》第一、二兩期合刊)。
我負責編輯的《普希金文集》自一九四七年初次出版以來，已是四十年的事了。我譯的不少普希金的抒情詩，如《致恰阿達耶夫》和《致西伯利亞的囚徒》等詩和童話故事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被收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裏，編進各種外國文學作品選和外國詩選中，並經常在廣播電台和詩歌朗誦會上被朗誦。多年來，常有不少的朋友和讀者寫信給我，或是口頭上向我提出，希望能把我翻譯的普希金的詩歌作品編印成書。為了滿足大家的要求，我現在編選了這本《普希金詩集》，其中收了五十首抒情詩和五篇童話故事詩，有些舊譯都重新作了修改，有些則是近年來的新譯，但是我對自己的譯文始終還是不夠滿意的。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普希金的詩歌作品，我在譯文後麵加了一些注釋；同時還把普希金在某些詩上畫的一些人像，也一並製版刊出。
當此北京出版社準備出版我的譯文集時，我首先編輯了這本《普希金詩集》，並把它作為對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紀念品！
戈寶權
一九八六年十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