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那已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啦。一九二八年當我十五歲時，我進了上海大夏大學的預科，當時曾從學校的圖書館裏借到安壽頤翻譯的普希金的小說《甲必丹之女》(現通譯《上尉的女兒》)，這就是我最初接觸到的普希金的著作，但讀到他的詩歌作品，卻是稍後的事。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以後，我暫住在上海舊法租界環龍路(現南昌路)我叔父戈公振的住處。我的叔父當時建議我學習俄語，於是我就跟環龍路上的一個俄國教師學習了兩個多月的《俄語識字課本》。在初學了一些俄語的基礎知識之後，他介紹我到霞飛路(現淮海中路)一家名叫“俄羅斯曙光”書店的租書部去租了一本普希金的童話故事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當讀到“從前有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藍的大海邊；他們同住在一所破舊的小泥棚裏，整整地過了三十又三年”這些美麗而又樸素的詩句時，它們立即把我帶進了普希金的詩歌作品的世界，這就成為我接觸到詩人普希金的開始。
一九三五年當我二十二歲時，我作為天津《大公報》的駐蘇記者前往莫斯科，同時還擔任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識》和《申報周刊》等刊物的特約通訊員。我在三月到達莫斯科的那一天，住在城中心距離紅場不遠的有名的“大飯店”，我當即沿著高爾基大街一直走到特維爾林蔭大道，向聳立在普希金廣場上的俄國偉大詩人的銅像表示了我最初的敬意。後來我住在小布龍尼街和第五特維爾—亞姆斯克街時，差不多每隔一兩天都要從普希金的銅像前麵走過，因此我在莫斯科的許多美好的日子，又都是在普希金廣場附近度過的。這時我在自修俄語，勤讀普希金的詩歌和散文作品，我尤其喜歡他的政治抒情詩和描寫美麗的俄羅斯大自然的詩章。普希金的作品不僅豐富了我對俄語的知識，同時也更加增強了我對普希金本人和對俄國文學的熱愛與感情。
當一九三七年二月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時，我正好在莫斯科。那時我翻譯了他的《致恰阿達耶夫》和《致西伯利亞的囚徒》等詩；為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編輯了一期紀念普希金的特刊；參加了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在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舉行的紀念活動；還為上海的《文學》月刊寫了有關普希金逝世百年祭的長篇通訊。首先是在二月十日這一天的中午，我參加了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上舉行的普希金銅像的遷移和揭幕典禮；當天晚上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盛大的紀念會。二月十六日全蘇聯普希金展覽會在莫斯科曆史博物館開幕，我曾把魯迅主編的“譯文”雜誌普希金專號和普希金作品的中譯本，贈送給展覽會陳列出來。二月十八日是普希金在一百年前安葬的日子，我事先趕到列寧格勒，遊覽了皇村(現名普希金城)，參觀了普希金讀過書的皇村學校和有關的地點；到了在冬宮附近莫伊卡河邊的普希金故居，這是他後期生活過和決鬥後與世長辭的地方。接著我到了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這原是普希金在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二六年被沙皇當局禁居的地方。我恰好住在聖山鎮的旅店裏，因此我常登上旅店後麵的聖山修道院，瞻仰了普希金長眠的墓地。我還曾有好幾次乘著雪橇，去訪問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鄰近的三山村。沿途的雪景是那樣美麗迷人，於是我就想起普希金寫的“嚴寒和太陽；這是多麼美好的日子！”和“冬天來臨啦！……農民興高采烈地坐上雪橇去探尋路徑”等詩句。我參觀了普希金的故居紀念館和他的奶娘住過的小屋，懷著激動而又崇敬的心情在留言簿上題了字；我還又參加了二月十八日在庫昌湖的冰上舉行的紀念活動。盡管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啦，但當年參加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活動的情景，一直到今天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裏，成為最珍貴而又最難忘的紀念，同時這也成為我後來走上翻譯和研究普希金詩歌作品道路的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