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當然有！”
“能借我看看嗎？”
“書與老婆概不借人！”
“你對我有偏見。”他開誠布公地說道。
“哪有！”我馬上應道。
“我了解。是因為我和馬明偉打架的事吧？”
我措手不及，隻能用冷笑著否認來掩飾心虛。
“其實嘛，我並不恨那姓馬的。雖然他為人粗鄙魯莽不懂禮貌，但談不上恨。”他略有些得意地說，“這一架早晚要打的，我討厭不求上進的人。”
“小馬比你強一萬倍！”我怒氣衝衝地說。
於是，我們第一次的交談不歡而散。但對於他，總覺得有點負罪感。
沒兩天，我就看他捧著一本《莊子》，一有空閑便愁眉苦臉地讀著。那本書是嶽麓書社出版的純文言文本，沒有注解和譯文。
我哈哈大笑，戲謔般地問他能看懂麼。他說，湊合吧。我說，想自虐的話，應該先從《易經》和《老子》讀起。他抓抓頭，坦言他其實一點都看不明白。
我說我可以幫助你更快地理解書中內容，不過你今後不許在我麵前說小馬的壞話。他很爽快地應了下來。他說，對古文其實他從前雖不大喜歡，但也不排斥。可自從上了大學後，第一堂語文課講的就是《論語》中季氏將伐顓臾那一節，孔子當時不停地“求！”、“求！”他還納悶，孔子在求什麼呢？後來才知道，“求”指的是孔子的徒弟冉有。於是他萬念俱灰，明白了古人的東西不是他這種人可以研究的。
我說大學語文我也學過，但感覺學的不是很爽——起碼諸子百家都得有幾篇入選吧？結果我那本教材沒有屈原的《天問》、沒有劉安的《俶真訓》、沒有韓非子的《亡征》……更過分的是，連《尚書?洪範》都沒有選在其中。真不知這些主編在想些什麼！我義憤填膺地自吹自擂，鄧楠則恭恭敬敬地隨聲附和。
後來我問他，你一研究法律的，怎麼尋思著研究古文了呢？他說，他想多了解古代人的思想史。他門門科目優秀，惟獨法製史不及格。他對曆史麻木不仁，老師對他說，不係統地掌握古人的思想，是無法學好法製史的，而學不好法製史，就無法理解律法的進化，不能明白每一條法規對於當今時代的意義雲雲。我問，那麼你明白了每一條法規對於當今時代民生發展的意義等雲雲之後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反問，那麼你整天發傳單發小報又有什麼意義呢？我說我明白了，你和我一樣，就是為找個工作混口飯吃。他說那可不一樣，他是有理想的，理想決不僅僅是混口飯吃的。他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律師。我說，我鄙視你。他說他要做的不是普通的律師，他想做公益律師，就是給農民工討討債、幫沒錢的人打官司或提供法律援助的那種。我說，我更鄙視你了。他驚問為什麼。
“你真不知現實為何物了！公益律師？整天人吃馬喂，你有那麼雄厚的資金嗎？別把一生都荒廢在不切實際的夢想中吧！”
他說，你不也是不知現實為何物麼？不然好端端的，為什麼跑到北京來吃苦？駁得我啞口無言。
每個年輕人出門，都在編造一些感人的故事，以此來博得他人的同情或欽佩。我也一樣。剛來北京時，我像個老到的編織者一樣織著自己虛幻的外衣：我出身農民家庭，家境貧寒卻不甘寂寞，幻想著可以到大城市出人頭地，然後衣錦還鄉，為家鄉父老做些好事。這荒誕的故事從我嘴裏說出來，那麼自然，所有人為我的身世感歎，為我的行為叫好。結果剛到北京的第二天，謊言便被拆穿了。那天王明正在做飯，大米幹飯，我隨口問了一句：“怎麼？做大米幹飯還用加水呀？”
這個段子成了大家的笑料。鄧楠說，其實他第一天見我時就知我在撒謊。他說他長這麼大，接觸的人這麼多，這點量人的本事還是有的。我有些懷疑，他輕描淡寫地說，因為他是學法律的嘛！
聽他這麼一說，我對“法”這東西有興趣了。因為，鄧楠在舉手投足之間吐露出的那種鎮靜、堅定、剛毅與冷酷是我在同齡人當中無法見到的。他說這好辦，他可以抽時間來幫我講一講法律，權當成課後溫習功課了。
於是，我既得到了徒弟，又得到了老師。我們開始互補。對於鄧楠，我雖然還不太了解，但我覺得在我們和解之後，他帶給我的親切與小馬帶給我的親切截然不同。是那種不過分張揚，不稱兄道弟，很淡然卻很堅定的親切。我在北京又找到一個同伴，和我一樣的，沉浸在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中的同伴。我感到無比塌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