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山已經脫了衣裳躺到被窩裏。他還沒睡，吧嗒吧嗒地抽煙。
我說：“連長，有件急事，得馬上跟您談。”
他說：“很重要嗎？”
我說：“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他穿好衣服，跟我走出連部。走到一處背靜的地方。我把跟老李說的話又對他重複了一遍。花了三十分鍾，報告完畢。
清亮亮的一盤明月把營區照成青天白日。
他皺著眉頭，抽著煙，沉默了好久，好像有一個世紀，終於開口了。他說：“請探親假絕對不行！今後你也要當家作主，頂門過日子，有個原則要牢記——有例不可廢，無例不可開。探親假的口子目前絕對不能開。這樣吧，你去叫邱胖子寫個左琳的病情報告交給我。我準她十天病假，讓她到師部醫院去住院。這十天是她自己的時間，聽明白了？”
“明白啦，明白啦，謝謝連長，謝謝連長！”我趕緊說。
我飛到邱胖子的帳篷裏，把他從被窩拉出來。他拿出紙筆，慢慢悠悠，不慌不忙，急得我抓耳撓腮。我拿著手電筒給他照亮。他密密麻麻地寫了大半張紙，又仔細修改，改得亂七八糟，再重新謄寫。這功夫好像又過了一個世紀。我拿了那張紙剛要走，他又拉住我，把那張紙要了回去，穿上鞋，說要親自交給連長，有些情況還是口頭說明為好。
他進入連部，我在外邊等著。
大約過了半個世紀，邱胖子出來了。他說：“連長根據你姐的病情批給她十天假，到師部醫院住院看病。你去告訴她吧，叫她臨走前找我拿上藥，路上吃。”
我向他敬禮，極端恭維地說：“感謝邱醫官！”
邱胖子說：“應該感謝連長。”
我說：“連長聖明，邱醫官神明。”
……
我必須把這個消息馬上告訴左琳。
我跑到三排帳篷門口，正好碰見三排排長從裏麵鑽出來。她叫賀大紅，她的父親是一個一直沒被打倒的中層幹部。自從左琳被撤職後，她就成為排長。她的樣子很像在我們學校門口把“富農婆”一腳踹到台下的那員武將，梳著兩隻活蹦亂跳的小刷子，俊俏的臉蛋兒上似乎塗了一層驕橫跋扈的油彩。她拿著一塊牌子要往門上掛，牌子上寫的是：女宿舍重地男士免進，有事喊，沒事走！
我嚇了一跳，連忙大喊一聲：“賀大紅！”
賀大紅嚇了一跳。她抗議道：“神經病呀你！”
我說：“有事兒。”
“什麼事兒？”
“請把左琳叫出來。”
“我不管，自己叫去！”
“我是男士。”
“喊！就站這兒喊！”
“連部通知，必須逐級傳達。”
她沒轍了，狠狠瞪了我一眼，一頭鑽回帳篷裏。
左琳跟著就出來了。我把連長的批示一說，她就明白了，高興得捶了我兩拳頭，說明天一早就出發。
第二天一早，正巧55要去團部拉麵粉，我就把左琳交代給了小胖子。團部有通往集賢鎮的汽車，集賢鎮有通往佳木斯的汽車，佳木斯有火車……
左琳的燒還沒退，她向邱胖子要了十天的藥，背著軍用水壺，水壺裏裝了開水。我把我那隻水壺也裝滿開水，連同我攢下的九十元錢一起塞進她的挎包裏。我驚訝地發現：她的挎包裏竟然還放著一本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
她走了。
我的心懸起來。
我計算著：汽車轉汽車——汽車轉火車——火車轉火車——火車轉汽車，至少要轉八次車，花三四天時間才能到達臨安。她拖著一身病體，能夠受得住這一路的顛簸嗎？她在路上會不會病情加重？她會不會安全？她最多能在家裏呆三天，三天之後就得往回返，返得回來嗎？如果她趕不回來，會是怎樣的結果呢？她沒有探親證明，隻憑著一張邊境通行證能夠通過沿途軍警的巡查嗎？
鴨子河與臨安隔著千山萬水，簡直就不在同一個世界裏。我無法得知左琳的情況。我甚至後悔讓她回家，至少她在連隊裏是安全的。她想念媽媽也是發燒生病所致，等病一好也就平靜下來了。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風險呢？不能不承認：我們太盲目了。
我帶著憂慮、焦急、悔恨的心情煎熬著疲憊不堪的每一天。
羅立華像一部被動力驅動得無法停止的機器。他天一亮就進入高速運轉，一直到深更半夜。我必須跟上他，聽他的差遣，把他的旨意貫徹到各個班排；把各個班排的執行情況反饋給他。這樣我便遊走於各個班排之間。學會了撒網打魚、打眼放炮，也懂得一些打磚燒窯的技術。
一排和二排打魚的漁網是從江邊一個以打魚為生的江湖人物手裏弄來的。這位江湖人物複姓呼延，我們管他叫呼延大俠。呼延大俠還親自充當一二排的教練。他說在哪裏撒網，我們就在哪裏撒網，他說什麼時候收網，我們就什麼時候收網，網網不空。
我們給予他的回報是一桶豆油、十袋子白麵。
這個價碼是大俠首先向我提出的，我向羅立華如實報告，羅立華向李東山如實報告，李東山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羅立華和我就在半夜裏偷著把這些豆油和白麵從食堂的倉庫裏搬上55的車鬥，再運到呼延江邊的窩棚裏。
這個行動全連隻有六個人知道：李東山、王少勇、張大倫、小胖子、羅立華和我。我們串通一氣，保證不對任何人說。不能叫連隊的其他幹部知道，尤其不能叫郭信良知道。更不能叫工作組知道。因為，按照他們的觀念：這樣的交換純屬違法亂紀。
但是，沒有交易便沒有回報。那位呼延大俠絕不會白白地伸出援助之手。他既沒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也沒有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覺悟，並且無組織無紀律。沒有呼延大俠的幫助，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月之內打出2萬斤魚。我們沒有漁具，沒有技術，沒有經驗。
兩難之下，隻好出此下策——收買呼延。背著黨支部和工作組，用豆油和白麵收買這個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壞分子。
做些偷偷摸摸的事兒，我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好在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諄諄教導：人是第一位的，隻要保住了人就能創造出任何人間奇跡。
我們幹得轟轟烈烈。
在呼延大俠的撮合下，我們租下了一條有15噸載重量的貨船，也是用豆油和白麵支付租金和運費，也由我親自在半夜裏到食堂裏偷著拿。
我們用船把新鮮的魚運到集賢鎮，然後把一船又一船的紅磚運回來。那條貨船晝夜不息，白天運磚，夜裏運石頭。
猴石山的石頭取之不盡，隨便開采，沒人管理。
獨臂黑熊被抽調到采石隊。他是爆破能手，甩著一隻胳膊，點燃了無數跟***。隨著一聲接著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石頭滾滾而落。采石隊把它們一船又一船地運回來。
胡大林那邊也是捷報頻傳，每一天都超越了計劃。
1969年的第一場大雪姍姍來遲，直到十一月底。
當大雪降臨的時候，全連已經住進四棟新蓋好的磚瓦房。磚瓦房裏火炕火牆，溫暖如春。
左琳在她走後的第十天按時回到連隊。
那天已經很晚了，她搭上了團部一輛給6連運送物資的卡車。卡車在5連和6連的分界口停了一下，把她放下來。她獨自一人走了兩裏路，走回連隊。
第二天一早，她就向邱胖子報到。她風塵仆仆，看上去一下子老了五六歲，甚至頭發上已經顯現出幾根閃閃發光的白絲。然而，風塵並沒有遮住她渾身流溢的青春光彩。
我見到她時，她說話有氣無力，簡短地告訴我：來回路上用了8天，在家裏隻待了兩天。她媽媽見到她很高興，病也好了許多。她們商量了今後的生活——媽媽就在鄉下當一名小學教師，她自己還要在兵團幹下去，她們等待爸爸的出頭之日。她們相信總有一天，她們一家人會在北京團聚。
我心疼她，埋怨她趕得太急，太辛苦了，弄成這樣。她說：“不按時趕回來你怎麼交代？邱胖子怎麼交代？李連長怎麼交代？”
我們匆匆地說了幾句話就分手了。我急著跟羅立華幹活去。
不知為什麼，我天天盼望左琳回來，她回來了，我懸著的心放下來，但同時又空前的沉重起來。沉重得令人窒息。我在想左伯伯的出頭之日。我似乎看不到一點希望，反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