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生與愛情的故事
——冰心的小說
王炳根
（一）
冰心最先產生影響，便是她的小說。五四時期，社會動蕩，思想活躍，冰心此時走上文壇，以她的《兩個家庭》夾帶著“冰心女士”這一陌生的名字，連載於京城名報《晨報》上。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僅在1919年五四之後的半年時間內，冰心作小說五篇，篇篇都登在《晨報》顯要的位置上。那時間在《晨報》如此密集地發表小說，天下無雙。
冰心一生作小說75篇，平均起來一年一篇，與每月一篇平均數的散文，不可等量齊觀。冰心與魯迅一樣，未寫過長篇小說，都是曾有過構想。晚年的冰心曾想寫“甲午海戰”，但未落筆便先落淚，寫不下去，最後隻開了一個頭，成為未曾示人的遺稿。
冰心小說的數量不多，但往往是閱讀者與研究者的興趣點，尤其是早年的冰心論，所論多關注小說，足見其小說的分量了。茅盾的《冰心論》，以《〈往事〉——以詩代序》為脈絡，觀照冰心的創作，論據大多在小說裏找尋，分析得透徹的也在小說上。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有很大的篇幅論述冰心的小說，而夏誌清、楊義等學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自然都有專門的章節論述冰心的小說了。
上個世紀30年代，冰心為開明書局出版的《冰心全集》寫序，回憶到最初的小說創作：因為五四運動的風起雲湧，因為不斷地讀到《新潮》《新青年》《改造》這樣的刊物，因為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泰戈爾，同時懂得小說裏有哲學，這才開始了寫小說。《兩個家庭》登出來之後，“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作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冰心自己稱這些小說為“問題小說”，這大概是後來一直被論者使用的“問題小說”概念的由來。
有人將冰心的問題小說細分為“社會黑暗問題”“婦女問題”“反戰問題”“青年問題”等等，如果以描寫的內容劃分，固然也都沒錯，但實際上，以冰心當時的身份與生活的接觸麵而言，主要是一個青年人對社會、人生前途與民族命運的思考，即以女學生謝婉瑩的身份視角所提出的問題與尋求的解答。不同的家庭環境與生活方式，可能導致一個人的墮落與毀滅（《兩個家庭》）；社會的腐敗，衙門的黑暗，使得一腔報國熱忱化為滿腹的憤恨而離去（《去國》）；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宗法觀念與接受教育不平等的事實，可能使得很有才華的女性憂鬱而死（《莊鴻的姊姊》）；那一群活潑的女中學生，也會因此而斷送前途，或因疾病而亡，或因被迫嫁給了富家子弟而斷送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秋雨秋風愁煞人》）等。因而，親眼所見社會黑暗而看不到未來的前途與希望的年輕人，思想悲觀，情緒憂鬱：何彬（《超人》）將自己幽閉在個人生活與感情的世界裏，冷著心腸，不與他人往來，想做尼采般的“超人”；彬君（《一個憂鬱的青年》）原本性情活潑，“平日都是有說有笑，輕易不顯出愁容的。近一年來，忽然偏於憂鬱靜寂”，常常低頭看書，抬頭想事，連人也不愛搭理。做出如是的描寫，也許有一定的社會價值，但如果放在五四運動那一片“打倒”與“摧毀”的喊殺、血與火的場麵中去，便是平淡的了，然而冰心的意義，在於對這種現象與描寫所給出的思考，由此顯示出她與社會激進作家不同的價值取向。想做“超人”的何彬，竟在一個叫祿兒的小朋友的啟示下走出幽居。冰心不相信世間存在著超人，縱是有自命為超人的人，或將自己鎖於一角想成為超人的人，都是一種對現實的悖論。接下來，便出現了描寫指向的分野，如果極端一下，或者偏激一些，何彬做不成超人也可憤世嫉俗，成為毀壞者或頹廢者，冰心竟是將他帶到了有著家庭溫情的人世間，救贖的力量竟是如宗教般的母愛：世界上的人都是母親的兒子，“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因了這種徹骨的感悟，當這個從租住公寓房程姥姥與祿兒身邊搬出的曾是“冷心腸”的何彬，迎著的是星光、月光、淚光與花兒，似一個經過洗禮的人了。“方外人”彬君的憂鬱與自閉，並非厭世之舉，他的自閉在於思考，他的憂鬱是因為“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滿了問題”，比如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活著是為了什麼等等，而“世界上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著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著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象將來的狀況。——這千千萬萬，紛如亂絲的念頭，環繞著前後左右，如何能不煩躁”？憂鬱是“要明白人生的意義，要創造我的人生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憂鬱不是悲觀，憂鬱的後麵可能是行動，希望有人共同來改造這個有問題的社會與人生。這種對青年人的指向，最終沒有導致從家庭的出走，與社會的對決，顯示了冰心改良社會而不是社會革命的意識。
從這裏可以看出，冰心五四時期對青年人的描寫，顯示了她對動蕩的時代與社會的基本立場，對青年人生價值選擇的基本立場。她從靈魂的層麵來展開，而不是主張什麼主義、什麼思想。在她看來，母愛的力量是強大的，可以疏導出人與人之間的互愛與互信，可以引導人回到童貞的時代（或說是純真的境界）；而對於社會的問題，舉起的是改良大旗，讓社會變得健全，讓大地重現光華，而非對抗性的摧毀。
（二）
冰心並非來自底層平民，她的生活環境優裕，但作為一個作家，並沒有囿於自己的身份與生活環境，其平民意識（她認為自己並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與社會責任感，使她對下層保持了聯係與同情，哪怕是少量的接觸與偶然的觀察，也能記憶在胸，以她的敏感與靈氣，構成了精致的小說作品。在這裏，童養媳惠姑（《最後的安息》）、軍營中可憐的兵丁（《一個兵丁》）、戰壕裏炮火下的相互對陣的“我”與忠平（《一個軍官的筆記》）、背著大筐兒拾破爛的三兒等，都是很感人的形象。當然還有後來比較亮色一些的“六一姊”與潑辣的“冬兒姑娘”。冰心自己說之所以會有這些作品的原因是，“問題小說”寫完了，便搜腸刮肚地回憶童年往事，那些在煙台兵營的所見與所聞便湧到了筆尖上來，所以，冰心對下層人物的描寫，大多持童年目光，就像《一個兵丁》中小玲的目光。由於這種目光，所以對描寫中的下層人物，多寄同情，甚至和著淚水，但未對苦難與不平，發出大聲的呼喊與奮力的抗爭，甚至連這種意識也沒有。在“我”被敵方擊傷後，在不安於廢人行將結束自己生命之際，想到的是“和平”“憐憫”與“愛”，“我”在筆記中寫道：“我不恨你們，隻可憐你們！”“我”認為：“世界的曆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上帝也要擦幹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這些內心獨白看起來是多麼地空泛與蒼白，那時的冰心寫起來卻是真誠的。顯然，這種描寫與對待苦難的態度，與當時抗爭的文學，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受到來自社會革命陣容中的批評，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文學描寫一時一地，並不局限於一時一地，優秀的文學作品將會超越時空與地域，以寬容的態度麵對過去的曆史，以同情的心態麵對底層，以愛的姿態麵對社會與未來，也許冰心的文學主張有著某種超前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