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與關仁山同是以寫農村見長，但是他與關仁山又有著明顯的區別。他的家在天津，文革當中作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來到承德鄉村，他在這裏真正紮下根來，死心塌地地摸爬滾打，由鄉鎮幹部到縣級幹部，到地區級報紙的總編輯，走過了大半生的曆程。他與那些鄉村幹部同甘苦，共命運，經曆了相同的生命曆程和生活狀態，因之與他們息息相同，深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他所描寫的人物故事便主要集中到這些人身上，從村民組長到縣委書記，都是他描寫的對象。“他的作品密切關注社會問題，深刻反映民生民意，努力貼近生活主線，大力弘揚時代精神。他將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曆和深度的人生體驗、強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識融入敘事文本和思維模式，建構了平實而又厚重、平淡而又豐富、平凡而又深邃的具有獨特審美意味的美學世界，創立了‘鄉鎮幹部係列’等係列小說，在中國文壇上引發了‘現實主義衝擊波’（或曰新現實主義）使之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
對於何申的把握，楊立元由他的作品入手，以揭示他的作品當中含藏的美學內涵為著力點，深入開掘，提煉出“平凡與崇高共容：塑造‘美醜並舉’式的農民和農村幹部群像”、“同情與感傷相依：與山鄉休戚相關的憂患意識”、“平實與深邃並存：具有獨特意味的美學世界”，這樣三大特點，然後逐一展開剖析、論述。他指出：“何申根據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曆和深度的人生體驗，選擇了自己得心應手的題材內容、表現方式和藝術手段，充分表達自己的人生見解和審美體驗，使他的作品表現出鮮明的審美特征。他的創作似乎不講究什麼技巧，傳統的白描手法、幽默質樸的語言、曆時性的敘事結構……但這種‘無法之法’卻創造了一個簡單平實卻又豐富深邃的美學世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汲取和發展了中國文學的創作技巧，將自己的創作植根於民族文化雄厚的根基之上的。他把讀者的審美注意從形式感上拉離，而直接切入內容美的範疇，用正在發生的故事給人一種親近和新奇……這樣，他的小說與讀者沒有間離和隔膜，而有一種令人置身其內、情容於理的審美拉力。”
這樣的評論方法好比打仗，選擇一個突破口全力突破，然後擴大戰果，向縱深發展，避免了那種正麵平推的笨拙打法，避免了麵麵俱到的平鋪直敘，使評論對象以更為鮮明獨特的形象呈現於讀者麵前。
楊立元在《灤河作家論》的《總論》中，開頭就說：“灤河是一條母親河，它滋潤了兩岸肥沃的土地，哺育了兩岸優秀的兒女，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景觀。灤河文化也猶如寬闊浩蕩的灤河一樣，接納了從多處流淌而來的涓涓溪流，包容了草原文化、燕山文化、遊牧文化、長城文化、平原文化、工業文化、老呔文化、渤海文化等多種多樣的文化現象，形成了剛柔相濟、兼容並蓄的文化特征，產生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品格和藝術魅力。作為灤河文化主流的灤河文學更是像灤河一樣源遠流長，波瀾壯闊，以宏偉博大的氣勢彙入了中國文學奔流不息的滔滔浪潮中。”這一段話非常重要，它鮮明地展示了楊立元寫作這部巨著的致思路徑，他是非常自覺地把“灤河文學”放在“灤河文化”這個大的係統當中加以考察。
河流是人類文化的搖籃，中國的長江與黃河就分別造就了風格各異的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灤河文化是北方文化的分枝，但是其地位卻遠非一個分枝所能概括。中華文化兩個最主要的圖騰形象龍與鳳，就很有可能均起於灤河文化，中華人文初祖黃帝也可能起於灤河流域，因此研究這個地域的文化，對於研究整個中華文化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文化這個概念可能是目前歧義最多的概念，據說光它的定義就有一百多個，外延最寬泛的定義可以與“文明”這個概念重合，最狹窄的定義則如評劇《劉巧兒》裏所唱：“我們學文化，紡棉花”，意指最簡單的文化知識。楊立元在這裏使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它的最寬泛的含義上使用。文學是文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構成要素，研究灤河流域的文學對於研究這個流域的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由於從文化這個大的係統入手切入文學，使楊立元獲得了一個高出於文學的立足點，因之他的視野就更為開闊，對於文學發展脈落的把握更為清晰，使他能夠在文學之上觀照文學，“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是這部巨著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沒有這個製高點，作者在浩如煙海的著作中遊走，在燦若星空的作者間遊走，必致迷失方向，不知所雲。
這是全國第一部研究地域文學的專著，有著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的功勳，它的出現猶如清明時節的第一場雨，新生兒的第一聲啼哭，必將吸引眾多學者的目光，轉而對於地域文學，進而對於地域文化做一番細致的考察與發掘，這對於理清中華文化的曆史脈絡與現實態勢有著非凡的意義，對於當今的文化建設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對於中華文明的未來走勢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楊立元的這部著作本身就已經向我們充分展示了他的胸襟氣度，他的目力器識，他的才華與哲思。他以前的成就可以不論，僅憑這部著作就已經毫無愧色地躋身於當代中國最優秀的文學評論家之列。
奔騰不息的灤河曾經為中華文化貢獻了許多優秀兒女，楊立元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向他致敬。
王家惠，著名紅學家、作家，唐山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以史記 史以文記
——讀楊立元教授《灤河作家論》斷想
郝立軒
楊立元教授是唐山、河北乃至全國文學評論界的領軍人物，從河北文壇“三駕馬車”的首次提出、並係統評述，到“現實主義衝擊波”論的精辟闡釋；從文學創作《動機論》的深刻剖析，到《唐山作家論》的理論歸結、實踐定性，楊立元教授無疑在中國文壇充當一個開創先河的重要角色。
冀東地域文學與灤河流域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精神礦藏。民族文化是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同樣多元化，因此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才在大浪淘沙中得到錘煉和精選，由此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如此燦爛。俄國文學曾直接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那是由於俄國文學巨匠擔當起了作家與批評家的雙重使命。中國早期作家，比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學泰鬥，也既是文學大家又是文學評論大家，所以中國現當代文學才呈現出如此輝煌。後來，我們的文學大軍伴隨著那個“貧血的年代”而天生貧血，致使形成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兩張皮”，似乎文學批評隻是評論家的事、與作家無關。結果是什麼，是中國很難見到文學泰鬥，竟出現流星。這不能不引起當代文學界的反思。
楊立元教授是一個擔當作家與批評家雙重使命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者。他的散文、小說、報告文學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一些作家是嚼讀著他的作品和文學女神發生關係，而後成為知名人物。然而，在文學評論沙化的今天，他卻義無返顧地扛起了鋤頭。由此，他的文學評論才走出了過去的“機械化運動”，改變了“大生產”的勞作方式，使其評論在當代中國自成一家、獨樹一幟。隻要你讀一讀他的文學專著，你不能不發現每一篇評介文章都堪稱是難得一見的美文、哲文、讓你在哲思典理中知興替，在雋詠頃懷中懂榮辱。由此，我恍然悟出楊立元教授新出版的鴻篇巨製《灤河作家論》至少解決了三個問題：一個是填補了灤河流域現代和當代作家群體集束性寫史著傳的曆史性的空白；第二個是解決了把我們灤河流域（有的是全國領軍人物的這些大家，也有的是仍然在文壇上孜孜追求的青年作家，還有的是一些剛剛步入文壇、群星不夠閃亮的但未來將躋身中國文壇大有希望的作者）的作家群體的名字像灤河流水一樣鐫刻在曆史的紀念碑上。還有一個就是為以後的人們研究灤河流域作家提供了非常寶貴、非常有學術價值的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