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等我說完，蓋特納便接過話頭。
“抱怨式外交，”他略停一下，“我不會采取這種策略。”
他緊接著闡述說：“你看，我的大致看法是：我們兩國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彼此政策的選擇涉及對方的巨大利益，中國對我們的，我們對中國的。我們不僅對彼此，也對世界負有責任，我們經濟的成功與世界利益攸關……我們對中國和對其他國家的基本精神一致，那就是，我們第一要做的，就是解釋我們在應對挑戰中正采取的行動。”
於是，也就有了這篇評論，新華社以《“抱怨式外交”確應擯棄》為題作為時評發表，該文後又收入新華社出版的《聽聽中國怎麼說》一書。
在書中，我的同事這樣介紹這篇文章，茲摘錄如下：
美國密蘇裏州一位宗教人士威爾·鮑溫有個好提議，就是為自己打造一個“A Complaint Free World”，其著作被譯成《不抱怨的世界》，主張人們正麵思考積極作為，遠離抱怨和負麵情緒，讓好運降臨，過快樂和充實的生活。
這本書鼓勵人們接受一個為期21天的挑戰。方法是將一隻紫色手環戴在一隻手上，當發現自己開始抱怨時，就將手環移到另一隻手上。
這很不容易，要連續21天不換手，平均的成功時間是４至８個月。起初可能移換頻頻，但隻要有心改進，次數一定會愈來愈少，而快樂指數、人際關係，甚至健康情況一定會愈來愈好。
從人際關係和人的健康角度看，不良情緒是百病之源，而抱怨少的人自然令人樂於親近，自身心情舒暢，則百病皆遁。
涉及國際關係，道理大約是一樣的，當然也殊為不易。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2009年5月訪華前表態說，他不會繼續外界形容的對華“抱怨式外交”策略。或許他也看了那本暢銷書？倒要看看能堅持多久？
一些美國官員以前在處理中國事務時，總習慣於在諸如人民幣彙率、貿易赤字等問題上大做文章，外界將此稱之為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式外交”。但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訪華前明確對筆者表示，他不會繼續這種對華策略。
30日動身訪華的蓋特納指出，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加強合作不僅對彼此都有利，也對世界經濟走出目前的危機至關重要。他重申，美國新政府致力於推進積極合作全麵的美中關係。
外界注意到，蓋特納最近一係列積極表態與他幾個月前的言辭有明顯差別。在2009年1月上任前的國會聽證會上，蓋特納曾一度強硬表示，奧巴馬政府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彙率，此舉引起一片嘩然，並引發美國外彙市場劇烈波動。盡管蓋特納的立場有突兀之嫌，但通過抱怨、指責乃至揮舞製裁大棒，向中方施壓，長期以來都是美國談判的一個基調，蓋特納不過是走老路而已。
但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這種陳舊的“抱怨式外交”顯然早已不合時宜。從國際局勢看。當前國際社會的首要任務，是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美作為世界兩大主要經濟體，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承擔著特別的責任。繼續在人民幣彙率等問題上大做文章，甚至無端製造話題，隻會模糊當前的重點，弱化彼此的合作，甚至會加劇危機。
從雙邊角度看，正如奧巴馬總統所言，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不僅有著非常緊密的經濟關係，而且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有著許多共同利益。中美經濟息息相關，中國是美國第三大且是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在國債等諸多問題上有求於中國之時，繼續這種“抱怨”顯然也是不明智的。
此外，通過抱怨、指責，將一國觀點強加到另一國頭上，顯然也與當前民主化、多元化的時代趨勢背道而馳。這次金融危機，就揭示出一些西方國家相關經濟政策的種種弊端，也凸現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積極作用。美國輿論普遍認識到，中國發展（崛起）已是必然趨勢，世界經濟也離不開中國的發展，繼續以施壓為主的對華政策是沒有成效的。
鑒於此，美方也在調整自己的立場。在上月遞交國會的報告中，蓋特納明確表示，中國並沒有操縱人民幣彙率。外界也注意到，在蓋特納之前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也少了“訓誡和抱怨”，代之以更加務實、積極和理性的態度來處理兩國間的各種議題。
這或許也正反映了奧巴馬政府現在奉行的“巧實力”（Smart Power）政策。奧巴馬政府正是從美國過去的一係列教訓中認識到，在一些敏感的經濟外交領域，動輒大棒相加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加劇對抗和摩擦；而通過平等對話、坦誠接觸和積極溝通，反而更有利於解決問題。
中美關係正處於一個新的起點。良好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當然，作為兩個利益廣泛的大國，中美存在一些分歧、矛盾甚至摩擦都是正常的，比如美方會關注貿易赤字等議題外問題，中方也會關注在美國投資安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問題。雙方都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而一個前提就必須是平等協商、相互尊重。
這一點，其實也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體會。被認為是“中國通”的保爾森在卸任財長前曾坦言，作為個人經驗，美國官員隻有了解中國人民的想法，才能更高效行事。這也是為什麼他經常造訪中國的原因，而且“與最高層個人接觸是無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中國，中國高度重視尊重和友誼”。
確實，自近代以來，積貧積弱而備感屈辱的中國人一直渴望與外部世界的平等。但能讓外國平等待我，最根本的一點，還是靠自身力量說話——正是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已今非昔比；而中國政府一係列積極且負責任的應對危機舉措，也贏得外部世界的尊重。以“抱怨式外交”對不斷向前發展的中國施壓，要中國做出違背自身利益的舉措，顯然是行不通的。